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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佔領中環」到底是想以什麽方式進行?更準確點說,他們到底有多大的膽量去以什麽形式進行運動?搞不清策略目標,他們就不能定下具體戰術。缺乏具體戰術又代表該運動缺乏達到策略目標的方法。
單説堵路,這就可以有好多方式進行。香港人習慣幾個人躺在馬路上等警察來擡走,而外國則流行用障礙物防止警察進入某個範圍。兩者都可以是「和平」示威(準確來說,是「非暴力的和平示威」),但戰術-戰略意義就完全不一樣。先說「佔領運動」的始作俑者,「佔領華爾街」,他們並沒有癱瘓華爾街馬路的意圖,只希望佔據Zuccotti公園以妨礙華爾街的正常活動,他們也不需要推翻美國政治制度,因爲美國在某程度上是個民主國家。他們是希望美國政府改變關於金融業與經濟問題的政策,喚醒公衆意識,讓他們知道問題出在什麽地方。
土耳其與一些歐洲國家則不一樣。土耳其是個權威政體(authoritarian),而歐洲的經濟政策大權則掌握在歐洲銀行與德國的手中,國民並不能以民主方式影響決策,所以歐洲在這方面並不能説是民主。土耳其與歐洲民衆雖然都是以一個政策為出發點發動示威/反抗運動(前者是改建公園,後者是失業與財政緊縮),但他們實際反對的其實是政治制度的問題,故此他們的行爲比較有「革命性」,以障礙物堵塞並願意跟警察衝突。
香港人現在要求的是民主政治,而不是一項政策的改變,這就形同「革命」。「佔領中環」就是打著民主政治的旗號,那它是否需要進行一些「革命性」的行動?戴耀廷剛開始時就提出「癱瘓中環」這個概念,他應該是覺得「佔領華爾街」的方式不足以影響政局,也就是說他原來的路向接近土耳其與歐洲國家的方式。但後來他又提出「不一定癱瘓」而運動必須「和平進行」,並且不滿梁振英說他們「必然違法」,這就好像是回到「佔領華爾街」的路向。
單以「佔領中環」的組織進行運動,撇除非「佔領中環」組織的參與,例如各路工會策動大罷工(戴耀廷就曾經明言只要一萬人參與,而所有參與者均需要簽署他們的誓約書,後來加入這只能做後援的工作),戴耀廷這個「和平」行動可以在一個地方停留多久真的是一個未知之數。假如他們選擇躺在馬路上,然後乖乖的接受警察拘捕,不建築障礙物,我相信半天之内就可以完事。如果他們選擇「佔領華爾街」的方式,他們有可能可以長時間在某一地聚集,但時間一久就會失去銳氣,作用被媒體、政府、大眾所消化,就會坐守孤城。他們不可能選擇土耳其方式,因爲這就跟他們「和平」的意念有衝突,他們也沒有膽量引發大規模的革命性運動。
這樣看來,「佔領中環」這場仗是沒開戰已經失敗了。敗在不清楚要怎樣達到策略目標,敗在策略沒有半點靈活性,不能因應時勢隨機而動,出其不意;這些都是孫子在《廟算》中所說的問題。堅持一套方案,執意按照方案所預定的時間、地點、範圍進行方案中列舉的所有環節,不能有效的適時組織一波攻勢。而且他們更事先張揚組織内幕,揭露自己的弱點(七大議題),要應付這樣的「佔領中環」一點都不困難。現在唯一能挽救「佔領中環」策略作用的方法就是把它看成是革命性運動的其中一個環節,而不是革命性運動的核心,要在這基礎上組織更整體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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