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范椒芬（不能迷信有了普選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所有社會問題都會迎刃而解）與張志剛（即使有普選，都不能解決香港政治爭拗）都提出這樣的論調，而這樣的論調是所有民主支持者、對民主有基本認識的人都不會提出來。去反駁他人沒有提出的論點，這叫做「稻草人謬論」。意思是發言者並不回應他人提出的論點，自己憑空捏造一些題目，說這是他人的論點，然後對這個由自己一手一腳搭成的稻草人大加鞭撻。對著一個不會還手的稻草人，這樣的論調當然是兇猛無比了。
我對邱吉爾沒有什麽好感，但這個時候不妨搬他的説話出來舞弄一番，他說：「民主政府是世上最差的政府形式，如果不算其他在不同時候都被嘗試過的形式的話。」如果羅范椒芬與張志剛能夠科學地論證和提出一種能解決所有社會問題的政府組成形式，我覺得往後數百年的諾貝爾獎，由和平獎、經濟學獎到物理學獎，甚至金像獎，都應該全給他們，而且也實至名歸。當然，他們什麽獎也拿不到，因爲世上根本不可能有這樣的政府，也從來沒有人要求一個能解決所有社會問題的政府。
我們要求民主，是因為這種政體在我們已知的政體當中，最能保障公民的權利與自由。社會問題之所以產生是因爲我們活在一個開放系統之中，而開放系統的特徵就是它的内裡元素會不停變動。民主容許公民議政、參政，故此它能更有效的為執政者製造激勵去根據社會的變動而作出有利於社會大部分人的政策。一個極權或權威國家執政者的權力來自少數有力人士，包括富商、軍隊、貴族等，因爲這樣的權力基礎，這種國家的執政者必優待這些有力人士而置老百姓的死活不顧。易地而處，如果羅范椒芬與張志剛是極權政體當中的平民百姓，而不是高官名流，我相信他們必然舉腳支持民主政制。
西方民主國家有社會問題，絕對君主制國家有社會問題，神權國家有社會問題，極權國家有社會問題，如果用成本收益去計算利害做出選擇，民主國家必然獲勝。民主國家也有社會衝突，但到目前爲止我沒有見過任何一個民主國家的政府會出動坦克車鎮壓示威者。民主國家的示威數量可能多於其他幾種國家幾倍，但這是應當的事，因爲示威是表達自由的多種方式之一，而在其他國家，這種自由會被政治力量所壓制。民主國家的自由，不管是質還是量，都比其他幾種國家多幾倍。我們根本不把民主國家的示威遊行當一回事。只有害怕人民的少數既得利益者才會對示威遊行大驚少怪。
如果說西方國家有經濟問題，中國也正在面對嚴重經濟問題。三十年前中國就出現過前所未見的大飢荒，餓死數以百萬計的人。算對自己有利論點而不算對自己不利的，在邏輯上這叫「採櫻桃謬論」 。要算就得算整盤賬，將歷次「運動」、文革、六四、現在的打壓、一年二十多萬的群體性事件、幾十年間的環境損害、貪污腐敗全都算上，算好之後才跟我說民主政體有什麽壞處。
我想不到羅范椒芬居然有顔面去問：「當我們批評今天的管治班子水平不及往昔，當我們慨嘆優秀的公務員紛紛跳槽，我們可有想過為什麼能人志士都退避三舍？」答案很簡單，因爲朝政由你們這些無能的人操控，使得「不才者得以自容，才者亦無以自見」。民主政治中，不見得所有官員、政客都有能力，但至少我們有機會把他們趕下臺。現在的政制中，我們沒辦法趕走羅范椒芬這樣的人。單是這個可能性就顯示出民主政治比其他幾種形式更有價值。
from 山中雜記 http://montwithin.wordpress.com/2013/06/21/%e4%bb%80%e9%ba%bd%e6%99%82%e5%80%99%e6%9c%89%e4%ba%ba%e8%a6%81%e6%b1%82%e6%b0%91%e4%b8%bb%e8%83%bd%e8%a7%a3%e6%b1%ba%e7%a4%be%e6%9c%83%e6%89%80%e6%9c%89%e5%95%8f%e9%a1%8c%ef%bc%9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