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年轻人为何喜欢上网发泄？*
以下文字出自头号党刊《求是》杂志：“一些现实境遇不佳的网民应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骂，骂不倒党和政府，也骂不来自己的幸福生活和光明前途。知识改变命运，劳动创造幸福。与其沉溺于网络发泄不满、抱怨社会，倒不如断开网线、脚踏实地，刻苦学习、勤奋工作，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来改善生活、改变命运。”
这段话，如果完全不考虑中国现状，尤其是就业状况，确实是金玉良言，是放之各个时代各国而皆准的“宇宙真理”。可悲的是，我太了解中国现状，从写作《中国：人口的悬剑》开始（1986年出版），已经担心了将近30年。目前，一大批无业可就的青年，精力旺盛，在大学（或研究生）毕业以后，因为找不到工作，无法通过“劳动创造幸福”，更无法依靠“知识改变命运”，于是只能“沉溺于网络发泄不满、抱怨社会”。看到那语言中弥漫的戾气，我不由得在想，如果不是有网络论坛、微博让他们倾泄不满，全憋在心里，一定会造成更多的“陈水总”。
中国的就业问题有可能解决吗？在近几十年内都不可能解决，近十年内只会更严重。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世界经济史上没有的奇特景象：经济增长率年年高达8-10%以上，但就业率的增长却跌落至1-3%的区间里，是典型的“无就业增长”。在1999年教育产业化刚开始时，我就指出由于中国产业结构与教育结构双重缺陷的作用，中国必将出现知识型劳力过剩。2003年之后，我关注的是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的真假。自从各高校在上级考评压力下不得不伪造毕业生就业率以来，不少大学生被迫让父母亲属单位开假接收证明来换取毕业证书。这种现象让我知道中国辛辛苦苦分析就业数据，其实无法知晓中国失业现象真相了。早在2005年，北京大学教师文东茅就写过一篇调查报告，名为“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 该文以全国性高校毕业生调查为基础，以父亲的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家庭背景的指标，其中专列一节分析“家庭背景对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指出父亲的职业状况决定子女的就业机会，薪酬水平、提拔速度等都与父母社会地位直接相关。再以后，我每年看着高校毕业生找到工作的成了月光族、蚁族，没找到工作的成了城市流民、啃老族，或者干脆就用官方话语，统称为“待富一族”。
*中国的世纪难题：就业*
要说政府完全没为青年就业想办法，那也不是事实。记得从2005年开始，吸收高校毕业生参军、去西部工作，到居委会及村委会当基层干部，一切能够罗掘出来的就业机会都罗掘穷尽；要说大学生研究生放不下架子，也真有点冤枉他们，殡葬工、环卫工，统统都干，不少女大学生干脆将当“小三”当作“就业机会”。此情此境之下，尽管好点的就业机会叫“官二代”们承包了，但平民子弟能够有碗饭吃，也算将就了。
为了安置大量城市下岗工人与失业大学生，不让异议分子及维权者们捣乱，破坏“社会稳定”，各地政府及高校在维稳经费那块大蛋糕慷慨地切下一块来，分给信息员、网评员。上海、北京等地异议分子多，就让下岗工人以跟踪盯梢这类人士为业，每月报酬不多，约为600-800元，下岗工人也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我一朋友很荣幸地被列入盯梢名单，总想甩掉这些人，结果被其中一位中年男子求恳：“您就让我跟着吧，全家还指着这每月600多元过日子呢。跟丢了我就干不成这活了。”黑龙江、湖南等地异议人士不是太多，于是让一些文化稍高的下岗工人当网评员。这类人在全国有多少？无法得知其详，但广西贵港“县乡两级维稳工作平台专门从事维稳工作的人员600多人、村级维稳信息员3500多人”；内蒙古开鲁县是一个40万人口的偏远郊县，成年人口当中就有12000个充当线人参与维稳。这个鼓励人与人之间互相告密的维稳产业，其实是个庞大的精神污染产业，它并不创造任何价值实体，用不高的报酬吸收社会底层，为中共构筑了一队思想上的盲从者。
*失业青年与社会动荡的关系*
但问题是，无论政府再怎样慷慨，也无法将所有失业人口纳入这个精神污染产业，社会上总游荡着一大批青年人。这些无业可就的年轻人大批沉淀于社会上，必然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1968年巴黎的五月革命、日本赤军等社会运动中，青年热衷于参加的原因与失业的关联不太明显，但意大利红色旅的组成就与青年大学生失业现象严重有直接关系。60年代末期的意大利失业率开始上升，同时学校开始扩大招生范围，学生毕业后不易找到工作，受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熏陶的特伦托大学社会学学生雷纳托·库乔及其女友玛格丽塔·卡戈尔（Margherita Cagol）、阿尔贝托·弗朗切斯基尼（Alberto Franceschini）等人创建了红色旅（Brigate Rosse，缩写为“BR”）。最初的成员包括大学生和一些希望改善工作条件增加待遇的工厂工人。该组织仿效秘密组织形式，人员层层分级，同级单位相互之间并不联络，最著名的行动之一是在1978年绑架并处决了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被意大利政府定为恐怖组织。
最早注意到失业青年与社会革命的关系的应该是亨廷顿。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里写道，石油涨价所提供的动力80年代开始消失，但人口增长是一个持续的动力。东亚的崛起被惊人的经济增长率所推动，而伊斯兰教的复兴是被同样惊人的人口增长率所推动。伊斯兰国家人口的膨胀，尤其是在巴尔干、北非、中亚等地区远远超过了其邻近国家和世界的一般水平。在一些主要的阿拉伯国家，20岁出头、失业青年数量的扩大将持续到2010年左右。与1990年相比，在突尼斯，进入就业市场的就业者将增加30%；在埃及增长约50%。阿拉伯社会识字人口的迅速增多造成了有文化的年轻一代和很大程度上没文化的老一代之间的鸿沟，因此“知识和力量之间的分离”可能“会使政治系统处于紧张状态”。亨廷顿进而论述道：“青年人是反抗、不稳定、改革和革命的主角。1988年沙特阿拉伯王储阿卜杜拉说，对他的国家构成最大威胁的是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在青年人中的兴起。
亨廷顿注意到上世纪90年代伊斯兰教失业青年与原教旨主义发动的圣战（即恐怖主义活动）的关系，指出伊斯兰教青少年很自然地信奉伊斯兰教，加上受历史上伊斯兰教独特的政教合一制度和“圣战”制度的影响，使青少年成为了“殉教”、“圣战”的主要来源。这一预测已被事实验证，911之后，美国的反恐战争使得圣战规模日小，但人口增并未停止，失业人口依然大量存在。2011年中东北非发生的“茉莉花革命”，参加主体也是失业青年——这些国家的失业率高达30-45%，点起革命第一把火的就是一位被迫做小贩的失业大学生的自焚事件。
我不知道中国政府有什么良策化解人口、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就算中国近期内实现民主化，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也不会马上缓解，这有突尼斯等国的现状为证。
from 何清涟美国之音中文博客 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6/youths-revolu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