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5月27日，星期一，我正在巴黎度假，当时我已经很清楚，我的个人处境将不允许我在可预见的未来回到俄罗斯。
当时我还负责着莫斯科的一所大学，有20年历史的新经济学院(New Economic School)。对于我和我的同事们所取得的成就，我感到非常自豪。学院如今已成为俄罗斯及其他新兴市场的大学所效仿的榜样。
遗憾的是，我不能回到俄罗斯，所以我辞去了学校的职位。学院董事会在5月30日召开特别会议，接受了我的辞呈，任命了代理校长，并要求我不要把我的这个决定告知媒体。董事会和我都没想到此事会成为重大的媒体事件。
我还不得不辞去了我在数家俄罗斯银行的董事职位。我担任董事时间最长的是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Sberbank)，它是俄罗斯的最大银行，也是欧洲大陆的最大银行之一。
这也是一个充满遗憾的艰难决定。我在该行的董事会已经任职五年，在这期间，该行经历了惊人的转型，从困顿停滞的苏联式机构，转变成了活跃现代的客户导向型金融企业，而有幸参与这一转型让我倍感兴奋。
联邦储蓄银行按计划将在四天内举行年度股东大会，于是我匆匆提交申请，要求把我的名字从新董事会的名单中去掉。这家银行在俄罗斯和美国上市，所以我知道自己需在信中强调，我的决定是出于个人考虑，和银行无关。
根据法律条文，联邦储蓄银行立即公布了我要辞职的消息。我的平静生活从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记者们开始给我打电话，询问我辞职的原因。作为上市公司的董事，我不得不向记者和投资者保证，我的离开和银行没有任何关系，我对银行也没有任何负面看法。但遵照新经济学院董事会的要求，我也必须对“个人原因”守口如瓶。
由于大公司董事会成员主动辞职这种情况在俄罗斯非常少见，于是记者们开始自己寻找解释，并很快发现了我辞职的原因。
事实是，我因为害怕失去自由，而不能回到俄罗斯。
为什么呢？从2月开始，我作为“案件18/41–03”的“证人”，一直不断被俄罗斯联邦调查委员会(Investigative Committe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联系和审问。听起来很离奇（像下文的很多情况一样），但这是最初针对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的那起案件。霍多尔科夫斯基是2003年成立的尤科斯石油公司(Yukos Oil)的前总裁，如今身陷囹圄。
从那时开始，检察官显然开始用此案来为霍多尔科夫斯基、他的商业伙伴普拉东·列别杰夫(Platon Lebedev)和他们的一些同事制造更多“子案”和刑期。这一系列案件在俄罗斯被普遍认为存在政治意图，霍多尔科夫斯基和列别杰夫在2010年面对的“第二案件”尤为如是。
2010年，霍多尔科夫斯基和列别杰夫被判以额外刑期，这引发了广泛愤怒，并让时任总统德米特里·A·梅德韦杰夫(Dmitri A. Medvedev)责令其人权理事会(Human Rights Council)对此案进行评估。理事会召集了由九名经济学家和法律专家（包括我在内）组成的小组，并让我们在研究此案后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这样做了。尽管我们当时是独立工作，但每个专家都宣称此案并无确凿证据证明霍多尔科夫斯基或列别杰夫有罪。
这些意见只是独立学者在审判结束后发表的公开声明，没有法律效力，因此也在很大程度上被人忽视了，但并没有被人忘记。
在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于2012年5月重回克里姆林宫担任总统后不久，调查委员会的发言人弗拉基米尔·马尔金(Vladimir Markin)说，委员会将调查专家们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到2012年秋，一些专家遭到审问，他们的办公室甚至住宅遭到搜查，电脑和文件也被收缴。
对我的审问开始于2013年2月。之后我听说，普京的一个同僚在2月时向他谈到了我的情况，但普京向这名同僚保证说我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但调查并没有停止，我被审问了两次，还被要求交出各种文件和个人信息。另外，调查人员还启用了“侦查措施”，这是警方对监视的委婉说法。每当我或妻子（她和此案无关）跨过俄罗斯边境时，我们都受到特别的关注。
有趣的是，调查人员在审问中让我提供“不在场证明”，但他们没有解释原因，只是一味强调我是“证人”，而不是“嫌疑人”。
接着，在4月25日，调查人员安排了一场审问，但他们没有审问，而是带着法庭的搜查令来到我的办公室，取走了我过去五年里的电子邮件。
在俄罗斯，电子邮件被认为是通信资料，因此也受到宪法保护。要获取电子邮件，调查人员需要法庭的命令。但搜查令没有给出获取邮件的具体原因，只是断定一定要带走邮件。当我向调查人员抱怨时，其中一名人员说我比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的处境好多了。萨哈罗夫是一名苏联异见人士，他被流放到了俄罗斯境内的高尔基。他们还暗示说，他们还有搜查我家的搜查令。
这表明，调查人员能弄到他们想要的任何搜查令，完全不尊重我的权利，而且他们可以在事先毫无警告的情况下这样做。
我断定，下一次和他们见面我便会失去自由。于是，我买了一张离开俄罗斯的单程票，不再回我的祖国。
自从我做了那个决定以后，许多观察人士称我是“政治压迫的象征”、异见人士和政治殉难者。同时，普京总统和他的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Dmitri Peskov)说我决定离开是出于个人和家庭的原因。
他们说得对。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政治人物，现在也不是政治难民。我离开俄罗斯是出于个人原因：我个人更喜欢自由。我也有家庭的原因：我的家人希望，而且也有权看到我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离开俄罗斯，除了因为个人和家庭之外，别无其他原因。
我也不想成为一个“象征”。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也只是一个孤立的个案。我的遭遇类似于一场事故，或是一种罕见的疾病。所有人都面临着感染类似疾病的风险，但或许也会足够幸运，能避免这样的疾病。有一些行为特征能降低这种风险，比如，不要公开支持法治、反对腐败。和其他恶性疾病一样，一旦你患上这种病，大家都会说些安慰你的话，但他们都知道，这么做没用。
或者说，几乎没用。霍多尔科夫斯基受到的审判表明，对此有一个简单却有效的疗法：那些离开俄罗斯的证人一切安好。那些留下来并拒绝同检方合作的人最终被关进了监狱。瓦西里·亚列克萨尼扬(Vasily Aleksanyan)便是其中之一，他没能活到自己40岁生日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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