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2日，宮城縣氣仙沼的志願者在重建教堂
文 /蔡成平
在地震高發國家日本，政府和民間都有非常豐富和寶貴的賑災經驗。這些經驗對於中國有着重要的借鑒價值。
雅安大地震，引發中國媒體對日本救災經驗的新一輪熱議。但這如同是被東施綁架的人在暢談西施如何迷人一樣，其實就算把西施之笑肢解得一清二楚，誓將「特色」堅持到底、靠「自信」安慰的東施，恐怕也未必會虛心學習，即使真心借鑒也難保不會東施效顰。所謂「東施」者，體制是也。
那麼，日本在發生震災時，究竟如何應對的呢？在考察日本社會的一切行為規範式，都避不開日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職分」和「恥感」因素，也就是要各盡本分、且知榮恥，考察日本救災自然也不例外。
震災信息直接上報總理
地震等自然災害，猶如不定期的炸彈，以其發生的偶然性、過程的震撼性和後果的嚴重性，而容易讓人不知所措。在大地震發生時，最高層介入、決策的快慢至關重要，在應對地震的第一反應上，日本顯然要比中國快得多。
有信息披露稱，在汶川大地震時，從地震發生到胡溫知曉時隔約 30分鐘，再到最高層做出應對指示、決策則更久。而在2003年日本本州地震時，從地震發生到首相主持召開中央防災會議僅 6分鐘，在 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發生時正值國會召開，因此是當場中止國會、直接召開中央防災會議。
中日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反應時間差，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地震上報體系不同。中國仍然採取逐級上報機制（特別重大地震可越級上報，但即使是汶川大地震這樣的特大地震，在發生後也沒有越級上報），從基層到省再到中央。這樣的上報體系不但導致了中央反應緩慢，而且容易造成瞞報，日本在經歷了阪神大地震之後便廢棄了這一做法，在阪神大地震發生時，因內閣反應遲緩遭到輿論鋪天蓋地的批判。如今，日本採取的是震災等突發事件直接上報總理的做法，總理需根據情況主持召開中央防災會議做出決策，並傳達給地方基層。
活用民間力量
在中國，官方經常用「集中力量辦大事」等說辭來為體制正名，信者雲集。但是，在此次雅安大地震的救援中，仍然是一成不變的自上而下模式，所謂的「舉國體制」根本不見蹤影。早在汶川大地震發生後的最初一個月內，中國的民間志願者就曾大部分被勸退，並被告知「做好本職工作就是最好的貢獻」，民間力量的發揮被大為限制。在此次雅安地震中，也曾被官媒謳歌過的「志願精神」再次被定性為是「添亂」，國務院甚至不惜下達「災區禁入令」。
如此武斷的做法在日本實難想像。在 2011年的東日本大地震發生後，兩個月內就有 28萬多志願者趕赴災區，民間救援從始至終都是重要的力量。而且，這些民間志願救助基本上能做到有條不紊、多而不亂。其背後原因除了救災經驗豐富外，更重要的是日本政府與民間組織之間建立了良好的溝通渠道。
日本政府在救災時一般都會設置專門的「救災委員會」，在這一委員會中會設有專門的協調民間組織的對接窗口。比如，在 2011年大地震發生時，日本政府在震後即迅速成立了「協調中心」，當時的執政黨——日本民主黨也幾乎同時設立了「志願者團體協調機構」，負責人即是筆者熟悉的一位民主黨國會議員高邑勉。
筆者在和朋友們一起去日本福島縣災區做志願者活動時，就是直接與這些機構取得的聯繫。在整個聯繫過程中，絲毫不會感到有任何的被限制之感，而只是會被告知務必需注意安全、保持救援有序。日本的執政黨和政府設立這些對應窗口的根本目的壓根就不是為了限制民間進入，而是要負責統籌安排，往往會把進入災區的志願者分為物資、運送、清障、煮飯、精神安撫等不同的組團，且一般會要求每晚召開例會來保證信息互通有無。可以說，日本政府和民間救助組織之間早已經學會了如何相處、如何有效溝通。
黑道亦是救災主體
事實上，在日本的民間救災組織中還存在一個特殊的角色——黑社會。
日本媒體曾經報道過這樣一件事：在 2011年 3月 11日下午日本大地震發生後，12日午夜就有 25輛卡車滿載着 50噸物資抵達重災區——茨城縣，這恐怕是第一批將物資運到災區的民間組織。卸貨的有 100多位，皆身著長衫和外套，市政廳人員用 DV記錄下毛毯、瓶裝水、方便麵、豆芽、手電筒、電池、紙尿布、衛生紙等物資在市政廳前卸載的全過程，日本媒體形容他們卸貨「吵吵鬧鬧的、但快速有效」。卸貨完畢後，他們朝市政官員點點頭，然後就離開了。
這 100多位運貨、卸貨的人並非「紅十字」會成員，也並非一般慈善組織的人，而是來自日本第三大黑幫組織——「稻川會」。日本是世界上唯一承認黑幫合法的國家，日本黑幫是全世界最大的犯罪組織之一，成員共約 8萬多名，分屬 22個不同幫派，如今這些組織不再被叫作「Yakuza」（黑社會），而是被稱為「暴力團」。
「黑社會」也好，「暴力團」也罷，他們在日本無疑是特殊的存在，但並非隱藏地下，而是「光明正大」地存在着，都是身分公開的「合法團體」，其總部都設在大城市黃金地段，下屬成員也都在胸前掛着身分牌和公司徽章，就像大公司一樣。
日本媒體報道的黑幫救援茨城災區，並非孤立事件。事實上，在地震發生後幾個小時，日本全境內的主要黑社會組織均開放其辦事處收容災民。在東京，「住吉會」將銀座娛樂區所有辦事處全部開放；「住吉會」大佬甚至向外籍人員提供避難場所。據警方後來調查，「住吉會」和「稻田會」合計在內捐款幾百萬美元，並向災區運送物資 200多噸，京都等地的一些小黑幫也都積極捐款。
往上追溯，早在 1995年神戶發生大地震時，總部在神戶的日本最大黑幫「山口組」，也曾調集全國各地物資分發給災民。黑幫成員從他們的辦公室做好熱飯送給災民，還在街上巡邏制止搶劫。
日本之所以允許「黑社會」合法，除了其憲法明文確保結社自由外，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黑社會在日本灰色的，不是天使但也不是魔鬼，或者說既是惡魔也是天使。琦玉縣一名「住吉會」高級成員曾稱：「黑幫通常就是斂財，但我們也會抓住像地震這樣為數不多的機會去幫助他人。我們可以立即行動，因為我們不用做官樣文章。只需提供資金，命令手下採買物資，然後裝車，並將物資送到需要的地方。就這麼簡單。」
分散儲備、專業報道
反觀中國，不要說黑道組織，就算是一般的民間組織都因體制上的形格勢禁而無太大的施展空間，迄今為止，在各級政府制定的應急預案中，都沒有將民間力量考慮在內，也沒有預備和提供應有的民間力量進出通道。不僅如此，政府官方和民間力量實際上始終處於一種緊張、此消彼長的零和博弈之中。
在日本，當發生地震時，很少出現餓死或渴死的事情。根本原因就在於日本的應急物資採取分散式儲備，將應急物品儲備在各個社區，通常都是在小學校的操場邊上，每個儲備點的存量往往能維持幾千人一周所需，並且不斷地定期更換，更換下來的物資則充當演習時使用。並且，日本政府還動員每個家庭都進行應急儲備。日本早在 1880年就頒佈了第一個防災法——《備荒儲蓄法》，要求日本國民在家中儲備各種應急物資。筆者及周邊熟悉的朋友基本上每個人都會在家裏放置一個儲備包，裏面除了飲用水、易存儲的食物（壓縮餅乾等）以外，還有哨子、手電筒、收音機等。
而中國的應急物資儲備則是由國家各級政府民政部門管理，且儲存在固定的地點，但這顯然存在一個明顯的缺陷，那就是災害發生後的應急儲備物資運輸並不容易，汶川大地震和此次雅安大地震都導致路線嚴重破壞，出現食物和水等應急物資難以運抵等問題，那些埋在廢墟下的死亡者，不乏渴死、餓死者。
而且，在日本的整個救援過程中，日本媒體的表現無疑是沉著冷靜的，尤其是 NHK這樣的公共電視媒體享有廣泛讚譽。在雅安大地震發生的最初，四川電視台竟然不會立刻進行震災報道，而是繼續播放抗日劇，這在日本是不可想像的事。
在日本媒體的報道中，很難看到煽情、渲染受難家屬情緒失控的場面，對受訪兒童也只拍背影或鞋子以示尊重。那種對政府官員歌功頌德的場面更是不可能的。
（作者是本刊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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