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审校：klyfly、沈逸尘、DroopyPapa、zuo、makrus、luyue、猪的米、Mona、Lineker、brookie、江烈农
原文地址：http://select.yeeyan.org/view/147927/241293
本文简介：当年普京凭借帅气的面孔、强壮的体格、丰富的才艺，以及铁腕执政作风虏获了万千俄罗斯人民的心。这位“俄罗斯纯爷们”最近却有些焦头烂额，在最新俄杜马选举结果曝出作弊丑闻后，莫斯科市中心爆发了近10年来俄罗斯最大规模的民众抗议集会。俄罗斯民众似乎已经无法继续忍受由寡头统治的俄罗斯，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这是一场平民百姓与强权政府之间的斗争，在通往公民社会的道路上，虽前途未卜，然“靡有必成之法，却无徒劳之功”。
普京第一次被喝倒彩
１１月２０日晚，离国家杜马选举还有两周。弗拉基米尔·普京（Putin Vladimir）丢下克林姆林宫的一摊子事儿，跑去奥林匹克运动中心看一场终极格斗比赛。这是场重量级的无规则格斗，拳手之一是体壮如牛的俄罗斯人菲多·艾米连科（Feodor Yemelianenko），绰号末代帝王；他的对手是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杰夫·孟松（Jeff Monson），绰号雪人，来自华盛顿州首府奥林匹亚市。俄罗斯全国人民都可通过二频道收看这场国际比赛，而现场观众席中的普京则身着蓝西装，没打领带，坐在最前排。他总是热衷于展现自己的粗犷气概，这位“俄罗斯纯爷们儿”拍过各种硬汉照：追踪老虎、劲弩射鲸、光膀子骑马、在西伯利亚冰冷河水中游泳、驾飞机灭火、开Ｆ１赛车、骑摩托同飞车党一块儿飙车、与好莱坞动作巨星尚格·云顿交朋友……他甚至曾在一档全国播出的节目中试图空手掰煎锅——虽未成功，但努力精神可嘉。这一回则是终极格斗：他身边围绕着两万观众——人们喝着啤酒狂欢，有富人，有不怎么富的人，都是他的人——全都是普京的人民。
艾米连科与孟松看上去差不多：都是光头，都像是肌肉堆起来的小山。不过艾米连科皮肤要白些，孟松从脖子到脚踝则遍布纹身，其中还有两个让现场观众倍感亲切的单词：用斯拉夫语写的“自由”与“团结”【注一】。这纹身没能给他带来好运，他的俄罗斯对手几乎从一开始就控制了比赛。艾米连科出腿迅速、充满力量，踢折了孟松的腿骨，这位可怜的美国人只能忍痛跛着腿硬撑。艾米连科占绝对优势，将孟松揍得鼻青脸肿、血肉模糊，观众从中获得无比乐趣——但我们很难判断普京是否也因此感到愉快。摄影机不时扫过普京，他脸上几乎没挤出过一丝微笑。他的脸（据传闻）因肉毒杆菌与填充注射而显得光滑平静，看起来也比以往更加难以琢磨——这其中还有另一个更大的原因，那就是他有更烦心的事儿。他清楚，不管他的手下多努力去争取各省选票，甚至使手段篡改投票结果，时下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正渐失城池。
普京纯爷们，铁血真汉子。只是你还能硬多久？
普京亲切地用英文称赞孟松是个“真男人”，然后又夸艾米连科是个“那斯托亚西·拉斯基·伯加蒂尔”（nastoyashii Russki bogatyr，一个真正的俄罗斯英雄）——这是对俄罗斯男子气概的最崇高赞美。普京正讲着话，全国观众正在电视机前看着直播，现场许多人突然吹起了口哨、喝起了倒彩。普京曾担任两届总统，任期共八年，后又担任三年多总理——其间，这样的事从没发生过。此前，普京公开宣称有意参加明年三月的总统竞选，或许还要再当十二年的政？可眼下，毋庸置疑，他正在被嘲笑的狂潮淹没。
当我第一次在YouTube网站上看到这一段视频的时候（这段视频已在俄罗斯疯传），我立刻想起了二十一年前的五一节游行——当时我站在红场上，看到上千人突然停止行进，站定在红场的鹅卵石地上，抬头望着列宁墓墙楼上的戈尔巴乔夫等前苏联领导人，愤怒大喊：“下台！”亦有人大喊“可耻！”他们展开横幅，上面写着“红色法西斯邪恶帝国下台！”以及“俄共党徒：别幻想了。你们完了！”【注二】他们挥舞着脱离了前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国旗（即立陶宛、拉脱维亚及爱沙尼亚三个共和国）；他们挥舞着抹去了镰刀与锤子、只剩下一个五星的红艳前苏联国旗；一位俄罗斯东正教牧师立起一块标示，上面写着“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我主基督业已复活！”我视野绝佳，借助望远镜看到了戈尔巴乔夫以及其他领导人的表情，他们面露惊色，来回踱步。那个时候的莫斯科还没有肉毒杆菌，这些人的惊恐挂在脸上，一清二楚。二十多分钟后，骚乱的游行还是没有任何消停的迹象，人们继续站在红场不肯走，戈尔巴乔夫则示意其他领导人一同从列宁墓溜回了克里姆林宫。
这个国家八十年代末及九十年代的电视内容十分刺激，有争论，有讽刺，既披露事实，也歇斯底里，还有丑闻。然而普京执政后，电视新闻受到严密监控，变得平淡无聊至极。书报杂志、广播、互联网——在这些媒体上你通常可以畅所欲言，但在克里姆林宫眼中，国有电视台才算数，而且分量十足。二频道是国家台，格斗比赛当晚，二频道的官员们显然尽忠尽责：在稍后播出的比赛录像精彩回放中，他们消去了现场观众对普京的嘲笑声。克林姆林宫组织着一个叫“纳什党（Nashi）”的亲普京青年团体，该组织领导人之一宣称当晚竞技场的喧闹只是因为粉丝们急着上厕所。但在网上疯传的视频中，观众们对普京的不满显而易见。反对派领袖、活动家兼博客写手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甚至发表了一篇激昂博文，硕大的标题写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一个时代的终结？
这还谈不上一个时代的终结，实际上，宣布“普京时代的终结由此次事件开始”站不住脚。欲将此次事件同１９９０年五一节示威游行——更别提去年冬天的开罗解放广场了（该事件在莫斯科政界引发了持续讨论）——作任何比较，必然是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对政治仍然漠不关心，彼此孤立，并且已经学会了忍受这套体制——他们从中获得极少的法律保障，但也确实获得了一些经济上的改善。不过，即使在杜马选举之前，有些问题就已经初露端倪。尽管普京仍有大约６０％的高支持率（２００７年则更是高达８０％多），人们发现俄罗斯民众不再是一群甘做牛羊、任劳任怨、任人宰割的木头人，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麻木、沉醉于所谓的稳定之中。统一俄罗斯党因其对人民福祉漠不关心，以及其在石油、天然气和木材工业中盘根错节的庞大腐败网而深受民怨。维克多·申德罗维奇（Viktor Shenderovich）在遭到普京打压之前，是一名政治讽刺剧作家，他在“每日通报”网站上撰文表示：以平民主义为荣的普京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心所受的待遇并非来自心怀怨愤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是来自俄罗斯的平民百姓。“在群众发出这些意味深长的嘘声和‘普京下台’的喊声后，普京主义的终结将不期而至。”他写道，“猜测终结何时到来是没有意义的，但毋庸置疑，这一进程已然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预测确实是无用功。从很多其他事件中都可以找到奥林匹克运动中心的嘲笑发生的苗头，特别是在普京于今年9月份宣布，“好几年前”他就决定将于明年三月竞选总统后，这意味着从2008年起出任总统的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i Medvedev）又得当回总理，并将进一步受制于普京。很多俄罗斯人似乎已无法忍受这种前景，这种厚颜无耻的钦定安排。西伯利亚煤矿城市科莫诺沃，在“时间机器”乐队（Time Machine）的一场音乐会上，当司仪宣布是统一俄罗斯党筹办了这场音乐会时，乐队的粉丝们向他发出一片嘘声；在车里雅宾斯克，在乌拉尔，冰球爱好者们冲着一支球队的队长大声叫嚷，此人被安排宣读一份支持统一俄罗斯党的声明。俄语新闻网站和博客中充斥着这类报道，且数量不断增加。
很多俄罗斯人似乎已无法忍受普京继续执政
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心事件发生一周后，我拜访了普京的“魔鬼”新闻发言人德米特里·派斯科夫（Dmitri Peskov）。身材高大，一脸大胡子的派斯科夫是干这行的理想人选，他政治嗅觉敏锐，世故，行事干练，且不乏冷酷。当他说谎时，他能让你明知是谎言，你也拿他没辙。他脸上的微笑也意味着给外国来访者传递另一个信息：我们是有些愤世嫉俗，你们又有什么区别呢？
当我问派斯科夫有关竞技场中的嘘声时，他给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解释，说这嘘声可能与人们看到孟松被抬进衣帽间有关：“我们事后询问了孟松，他说在美国这很正常，当一个失败选手离开拳台时，观众通常会嘘他。”派斯科夫处理这类问题与他所服务的政权一样驾轻就熟并与时俱进，然后，他在满嘴胡诌中抖出了部分真相:“我也听到了一些声音，有三个或四个人，有些人确实喊着‘普京，下台！’”我问他为什么国家电视台修改了录像中的声音，他说：“他们把噪声屏蔽了。”我又问，是吗，为什么？
“我不是很清楚，”派斯科夫回答道，“电视台编导这么干的。”对于这种典型的逗你玩说辞，派斯科夫自己都忍不住笑起来。那么普京为什么取消了出席原定于两天后在圣彼得堡举行的一场反毒品音乐会？克里姆林宫派出了副总理德米特里·科扎克（Dmitri Kozak）代替普京出席，而可怜的科扎克则成了那些嘘声的靶子。博斯科夫说：“相信我，普京原本就不打算去。”
"纪念碑”协会（Memorial）的创立：塑造公民社会
最近，我途经位于彼得罗夫卡街38号的内务局总部，穿过彼得罗夫卡街来到“纪念碑”协会新总部。“纪念碑”协会是一个民权组织，创立于1987年。那时前苏联的思想开放潮正萌芽，像“莫斯科民众领袖（Moscow Tribune）”和“社会倡议俱乐部（Club of Social Initiatives）”等各种非正式青年组织、非正式民权组织一时得以解放，如雨后春笋般壮大起来。“纪念碑”协会的组织者们——他们中有些人曾经是持不同政见者或政治犯——萌生创立该协会的想法源于，如果没有一种恰当的形式来纪念苏维埃历史上的恐怖，那么进步是不可能发生的。协会的积极分子们发起了请愿书，要求共产党为斯大林统治时期“受到非法镇压的受害者们”建立纪念碑，并为之收集到数以万计的签名。经过针对克里姆林宫领导者的一系列游行示威、会谈晤面后，“纪念碑”协会迅速开枝散叶至好几十个地方城市和乡镇。
戈尔巴乔夫确信，要想在国内进行改革，必须将知识分子阶层争取过来，（因此）在1988年的一次共产党会议上，他对建造纪念碑的想法表示支持。但对于“纪念碑”协会本身，他的态度是矛盾的。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它将成长为更庞大的政治反对势力，这股势力最终会质疑现政权本身的正当性。他对党内政治局宣称：“我们必须设法切断纪念碑协会的给养，使其囿于本地组织的范畴。建立纪念碑只是这个协会的表象，一些其他东西被掩盖了。”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对“纪念碑”协会采取镇压，但是它之后便不被允许登记，官方运用这一策略巧妙地限制了“纪念碑”协会筹集资金以及正常运作的能力。1989年，在安德烈·萨哈罗夫的葬礼上，戈尔巴乔夫见到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的遗孀艾琳娜·邦纳（Elena Bonner），问她是否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她回答道：“登记‘纪念碑’协会”。
“纪念碑”协会幸免于难。苏维埃联盟则没这么走运。“纪念碑”协会的新总部分别由福特基金会和美国国际发展署助资建成，在这里，我被领入图书馆和档案室参观，过去二十年里，学者们在这儿研究了成百份关于前苏联历史的新出版物。档案管理员拉开一个个抽屉，抽屉里装满了原苏联集中营古拉格（Gulag）的囚犯暗地里制作的手帕、画作以及其它小手工制品。档案管理员随手抽出一个名叫弗拉基米尔·列维茨基（Vladimir Levitsky）的囚犯的一份卷宗，这名囚犯在1932年因集邮而遭到关押。当时的领导人怀疑集邮者通过秘密符号和代码进行非法交易。1937年，列维茨基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附近一个名叫奥克霍瓦卡的劳改所被处以枪决。
在“纪念碑”旧总部，我和故友罗津斯基相约一起喝咖啡。旧总部不太注重办公环境的干净整洁，罗津斯基可以在里面吸烟，总部门厅墙上贴着异见纷呈时代的英雄人物的照片。在他的小写字间里，他时而坐着，时而绕墙踱步，仿佛在丈量自己的办公室。他对我说，从过去的这几年可以看到，独立人权组织、媒体电台、智库、学院部门、选举监查以及非政府组织不仅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而且在整个俄罗斯都在蓬勃发展。但由于克里姆林宫的重重制约，它们并不能构成真正的公民社会；确切地说，它们就像汪洋大海中的群岛，彼此间的联系太弱，还得不到政治精英的重视。
“夸张一点说，这一进程整个都关于形成公民社会，”罗津斯基说，“这甚至比任何我们在人权案例或历史研究中获得的成果都更加重要。在这个国家，我们有很多政府，但是社会团体少得可怜。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塑造公民社会，让社会团体数量增多，政府数量减少。”
对民权斗士的迫害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俄罗斯一直就与车臣以及整个北高加索地区的叛乱分子处于交战状态。在各民权组织中，“纪念碑”协会一直带头搜集车臣叛乱分子、俄国军方以及亲莫斯科政府在侵犯人权方面的信息。该协会是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Anna Politkovskaya）重要的情报来源，后者在俄罗斯反对党报纸《俄罗斯新报》（Novaya Gazeta）上发表了不计其数的骇人报道，包括揭露凶残腐败、恶名昭著的车臣共和国总统拉姆赞·卡德罗夫，以及他领导下的酷刑、非法监禁和恐怖统治等问题。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因此受过骚扰，经历过模拟“处决”，还曾被人投毒。卡德罗夫曾在 2004年警告她说：“你是我们的敌人，你的死期不远了。”两年之后，她在莫斯科被枪杀。
我见过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几次，大多数都是在西方国家为表彰其勇气而举办的颁奖典礼上。在她出事后不久，“纪念碑”协会的纳塔利娅·埃斯蒂米洛娃（Natalya Estemirova），也是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生前最重要的线人及好友，来到纽约参加一个纪念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活动，并发表了演说。我在台上对她进行了采访。埃斯蒂米洛娃动情地讲述了她们在车臣的恐怖之旅。几个月过去了，我十分担心她的安危；因为在那之后她决定回到位于车臣首都格罗兹尼的家中，继续她在协会的工作：调查俄罗斯军方和卡德罗夫部下进行的绑架和私刑枪决。2009年7月，埃斯蒂米洛娃在格罗兹尼被绑架。她的尸体被发现于印古什与车臣接壤处，头部和胸部都遭到枪击。这两起枪杀案至今都没得到解决。
我与坦尼娅·洛克希纳（Tanya Lokshina）——当地人权监察站一名不屈不挠的视察员——一同去了“纪念碑”协会的新办公室，与人权组织负责人欧雷戈‧奥尔洛夫（Oleg Orlov）进行了交流。奥尔洛夫因在公开场合指出卡德罗夫应对艾斯蒂米洛娃的遇害负责而被后者以诽谤罪起诉。他向我们介绍了当局是如何阻挠当地律师和人权工作者的工作，以致于他们的工作几乎无法开展下去。
2007年，奥尔洛夫在一次印古什抗议活动的前夜来到纳兹兰市，他心里非常清楚第二天的抗议会被当局镇压。他回忆说：“城里的大街上到处都是军队和警察，我碰见了一个反对党领导的家人，很有可能我就是在那里被盯上的。人们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当时我住在纳兹兰最显眼的地方——阿萨酒店【注三】。那里24小时都有全副武装的警卫放哨。两名俄罗斯内务部的副部长也住在那里，身边还安排了自己的警卫。在印古什的其他地方，发生了几起叛乱分子杀害俄罗斯人的事件。大概十一点钟的时候，我正在酒店房间里用电脑写东西，忽然听到有人敲我的房门，还有人说话的声音。我打开房门，发现三个戴着黑色面具的壮汉拿枪指着我。他们把我压在地上，我原以为他们只是在执行清查任务，逮捕隐藏在酒店的叛乱分子。我对他们说：“伙计们，你们搞错了，我有‘纪念碑’协会的证明。”但他们只是砸烂了橱门，一名上司命令道：‘把他所有的东西都装进袋子里。’我躺在地上，还能看见所有我的东西都被装进了一只塑料袋里，并被扎了起来。我试图反抗，向他们申明我的权利。他们只是不停的抽我。
“这时我意识到他们并没有弄错。他们把我从地上揪起来时我才意识到这是一起绑架。我之前报道过很多这种绑架事件，所以非常了解其中的运作方式。这跟我从实地的人权报告中所了解到的程序如出一辙。我的头被扣了一个头罩，光着脚。他们把你拖到一辆车里，然后对你说，‘不会有事的。你只是会接受问询，然后就会放了你的。’他们总是警告你‘别惹事。’一同被绑架的还有另外三名电视记者，被强迫塞进了我这辆车。我听到有一个人报告说，‘酒店清查工作结束。’然后车便发动离开了。
“平坦的路走完了，我们开始在车里上下颠簸。我觉得根本没人会来审讯我们。我认为他们会把我们关到某个监狱里。他们之间话非常少，但他们的俄语非常标准，没有任何口音。车停了。他们打开车门把我们扔下来，有人下了一道命令说： ‘（枪）装上消声器，解决掉他们。’那一瞬间的感觉可不好。但紧接着我就舒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开始对我们拳打脚踢。如果他们是要结果掉我们，肯定就不会打我们。我的头罩脱落了下来，看见其他三个人被揍得更惨。其中两人的伤势非常严重，被打得脑震荡，另外一个甚至需要住院治疗。不久，他们停手了，说道，‘再也别让我们在印古什看到你们。如果你们还敢回来，那就算你们自作自受吧。’汽车开走了，我们站了起来。”
等奥尔洛夫讲完那段经历，解释了他是如何回到纳兹兰市后，我被他极度的冷静所震撼。在这点上，他酷似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埃斯蒂米洛娃和洛克希纳。我有点为他担心，即使他不担心自己。去年卡德罗夫向车臣电视台公开指责奥尔洛夫和“纪念碑”协会，他说：“他们不是敌人，他们是背叛者。他们背叛了祖国和民族的信念。”奥尔洛夫一边看着电脑一边念给我们听，“他们从西方获得了巨额的薪水。他们为了得到这些钱，不惜在网上发布关于车臣不好的事情。他们不是我的敌人，他们是人民的敌人，是法律和国家的敌人。”人民的敌人—这是斯大林主义式的言辞，不过奥尔洛夫对此嗤之以鼻，毫不担心被冠此恶名。
几年以前，我在另一场纽约的颁奖晚宴上遇见了一名从北高加索来的领奖人娜迪拉·伊莎耶娃（Nadira Isayeva）。当她上台领奖，谦虚地讲述作为《切诺维克》（“草稿”）（Chernovik ）报记者的她在车臣以东的达吉斯坦所经历的危险工作时，绝对不止我一个人想知道她的年纪。几周后我们在莫斯科又见了一面。三十出头的伊莎耶娃当时还戴着希贾布（穆斯林妇女戴的面纱或头巾）。他的丈夫是一个伊斯兰穆斯林，曾经从监狱里用偷偷带进去的一部电话给她打电话，以此来表达对她工作的敬佩之情。2008年，她和她的三名同事被指控犯下“煽动民族敌视”以及诽谤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当地执法部门的罪名。
一天下午，伊莎耶娃在莫斯科的人权观察组织办公室里对我说，达吉斯坦的法律其实没有车臣那么严厉。在车臣，你有生命危险，但在达吉斯坦，政府只会在网上散布你的流言蜚语。她甚至发现《切诺维克》也有一定程度的自我审查。她说：“只要是谈及执法部门的事情，他们或者保持沉默，或者发表一些不痛不痒的文字，只是为了确保他们提及过，我们变得像一张前苏联报纸。”与此同时，她的线人也处在崩溃的边缘，她解释说：“高加索的人权活动家正在逐渐减少，他们很容易遭到迫害。”
今年夏天，虽然伊莎耶娃在上述的诽谤案中获胜，但针对她的诽谤运动也随之而来，因此被迫离开了《切诺维克》。她的丈夫被囚禁在俄罗斯北部地区。据她所说，他是以捏造的抢劫罪名被逮捕入狱的，而且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被允许与丈夫见面。她正在考虑是不是该接受纽约一份为期四个月的研究员职位，在那她要再想想在北高加索到底还有什么路可走。“我能够基本了解高加索地区的信息来源是如何减少的，而一旦产生这种趋势，往往会导致一些流血事件的发生。我认为我确实有那个潜力去改变当下的局面，重新开发那个地区。但仅仅在当地来做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保卫科希姆基森林运动：一场平民与普京政权之间的战争
尽管记者如伊莎耶娃有一种来自职业的使命感，但是普京管制下的俄罗斯也有些极为平凡的老百姓无意中就成了反对派活跃分子。2007年夏天，一位身材矮小的女商人叶夫根尼娅·奇里科娃（Yevgenia Chirikova）和她丈夫在谢列梅捷沃（Sheremetyevo）机场附近的橡树林里散步。橡树林名为科希姆基森林。她发现不少树上刷有红油漆，于是她回家后查了几个网站，了解到当局已与开发商签约，要在橡树林里的沼泽和冲积平原中进行大规模砍伐，砍掉数千棵橡树，以开出一条通道，用来修建莫斯科到圣彼得堡的新高速公路。
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前，奇里科娃一直在平静地忙碌着自己的事业，她的精力都集中在她的小小的工程公司和越来越大的家庭上。科希姆基森林是首都附近的一个绿化带的一部分，她喜欢到那去散步。“我不知道这还和普京有关系，”她说，“我很懒，不搞政治。” 此刻，她明白，她要是再不出声的话，林子里的树可就会悄然无声地倒下。
米凯尔·贝克托夫（Mikhail Beketov）是一份地方报纸《科希姆基真理报》（Khimkinskakya Pravda）的编辑，长期拥护改革运动。他写过一系列的专栏文章，揭露地方官员的腐败以及有关高速公路的勾当。在他呼吁有关官员下台后，他的车就被人炸了。接着，2008年12月，贝克托夫遭到一帮打手的野蛮殴打，昏迷了几个星期。他失去了三根手指和一条腿，并且再也不能说话和行走了。
奇里科娃有两个女儿，一个五岁，一个十岁。今年春天，当局宣布她是个不称职的妈妈。奇里科娃担心当局会送两个女儿去国营孤儿院，让她们母女分离。她说，“有官员来我们家，给我们看一些匿名投诉，说我殴打孩子，没有适当地照料孩子的饮食。跟斯大林那年头没什么两样。我知道，他们可以送我去坐监，抢走我的孩子。我能找谁？中央官员不会帮我。我觉得我只能靠群众。我于是做了个视频演讲，弄到网上。后来，儿童权益监察专员向我道了歉，甚至有更多的人支持我们，有些以前对生态破坏漠不关心的人，在听到有妈妈面临着失去孩子的威胁后，也突然开始同情我，支持我。”
我去见奇里科娃那天，她正忙着参加好几个关于科希姆基（Khimki）会议。不过，她对科希姆基森林的结局没有抱太多幻想。无数的树会倒下，路会建起来，有人会大捞一笔。保卫科希姆基森林活动的真正意义在于活动本身以及这次活动所代表的东西。她说，“公民社会还很年轻，保卫科希姆基森林活动凝聚了不同的人，他们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益。这些会对其他活动和群体产生影响。”
即便在12月4号的选举前，奇里科娃就已经觉察到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双面”统治中的焦虑感。她说，“当局十分清楚他们是贼，这是事实。他们也对自己有点没把握，他们因而惧怕任何抗议。去年八月，我们在克里姆林宫附近有场几千人参与的聚会。当局担心人们会把矛头对准克里姆林宫。他们会用一切办法阻止人们上街抗议。”
想在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搞民权抗争？没门！
实际上，在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街道——公路、林荫大道以及莫斯科曲折的小巷——不太可能成为民权抗议的一个舞台。库图佐夫斯基大街（Kutuzovsky Prospect）是政府官员和超级富豪们往返于市中心和卢比窝卡（Rublyovka）的价值数百万美元豪宅之间的主要街道之一。那些豪宅附近有高雅的饭店、温泉浴场，还有宾利、法拉利、梅塞德斯和玛莎拉蒂的陈列室。这条街一天都晚都拥堵不堪。为此，政府官员和名门旺族通过谋取装在车顶的闪烁蓝灯，得以避开老百姓所处的塞车环境——那是一个强迫所有人给他们让道的信号，就像是在为救护车让路一样。官方的蓝色闪光器被称为“migalki”，通常需要通过贿赂获得。伴随它们的往往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鲁莽驾驶，这经常导致车祸——常常伤及更小、更脆弱的私家车。
特权“小蓝灯”
伊凡·阿列克谢耶夫（Ivan Alexeyev，亦称Noize MC）是俄罗斯家喻户晓的说唱音乐人，现年26岁。他以反对有特权的豪华车主而声名大噪。阿列克谢耶夫在斯摩棱斯克（Smolensk）附近长大，从小就听涅盘（Nirvana）、暴力反抗机器（Rage Against the Machine）和“大嘴跑火车”（Run-DMC）乐队的音乐【注四】。后来他去莫斯科上大学，学习的是计算机专业。在那里，他和几个同学组建了自己的乐队。
去年，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巡演期间，他听说莫斯科加加林广场（Gagarin Square）附近发生了一次车祸：一辆载着卢克石油（Lukoil）公司（俄罗斯大型石油公司之一）副总裁的梅塞德斯撞上了一辆雪铁龙，造成雪铁龙上的两名妇女死亡，其中有阿列克谢耶夫一位朋友的妹妹。警察责怪雪铁龙的司机，但有目击者称，是那位副总裁的车为避开堵塞的交通一直在反向行驶。
那天晚上，在海参崴，阿列克谢耶夫无法入睡，他将满腔怒火谱成一首名为“梅塞德斯S666”（Mercedes S666）的歌曲。这首歌以及同时发布的“南方公园”（South Park）风格的视频在互联网上大受欢迎。“很快就有许多政党试图把它用于自己的目的，” 阿列克谢耶夫对我说，“这种感觉就好像是你总是在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我不想做这种选择。”
阿列克谢耶夫演唱过嘲讽俄罗斯光头青年和支持普京的青年组织纳什党（Nashi）的歌曲。去年七月，在伏尔加格勒（Volgograd）市的一场音乐会上，他演唱了一首有关警察腐败的歌曲——“烟竹（Smoke Bamboo）”，并在舞台上发表评论，嘲弄咄咄逼人的伏尔加格勒警察。“老实说，我的做法并不太好，但是他们的反应更为恶劣。” 阿列克谢耶夫告诉我，他被捕并被判入狱十天。
来自狱中的抗议
俄罗斯最著名的犯人要数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了，这个石油寡头在成为俄罗斯最富有的人之后无视普京的警告，胆大包天地步入政坛。霍多尔科夫斯基于2003年遭到逮捕，随后在远东上演了两场闹剧式的审判秀并被判处监禁，这是普京向那些靠钻法律空子而家财万贯的石油寡头最强硬的表态方式。在莫斯科，霍多尔科夫斯基一案被广为讨论，但他绝非唯一一名入狱的商人。普京时代的专制强迫人们忠心于他的政权，还要听命于腐败的执法人员。任何试图叛逆的行为都会招来税务警察的突然拜访，随之而来的便是恐吓、财产充公，直至最终被冠上莫须有的罪名。
在大多数周三的晚上，一个至少有50个成员的小组会到市中心的咖啡店会面。小组的名字叫“Rus Sidyaschaya”（意为“铁窗里的俄罗斯”），领导人为奥尔加·罗曼洛娃（Olga Romanova），她精力旺盛，是前REN-TV电视台的记者，现在为《俄罗斯新报》供稿。小组里的每个人不是进过监狱就是有一名亲人在监狱中，或者在被国内流放而过着凄惨的生活。“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富有，也有些人从未受过教育，但他们都需要支持和信息。”罗曼洛娃告诉我说，“他们在不公正的制度里迷失了方向。”罗曼诺夫的丈夫阿列克谢·科兹洛夫(Alexei Kozlov)是一位30多岁的开发者，三年前他被捕入狱。他先被关押在布特尔卡军事监狱的单人间里，这座监狱是莫斯科最声名狼藉的监狱。之后他被关押在靠近乌拉尔山脉的比尔姆地区。
布特尔卡军事监狱
在《俄罗斯新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罗曼洛娃表示她丈夫的麻烦可能源于她为俄罗斯杂志《新时代》撰写的一篇关于莫斯科政治寡头的报道。科兹洛夫的一个商业伙伴是一位叫弗拉基米尔·路兹科尔（Vladimir Slutzker）的前参议员，他认识一些政治寡头。路兹科尔告诉科兹洛夫说：“听着，除非你和你妻子离婚，否则我是不会和你合作的。”科兹洛夫拒绝了他的威胁，并与他断绝了往来。不久之后的2008年6月，科兹洛夫就因洗钱和利用空壳皮包公司虚假购买股票而被捕。罗曼洛娃和科兹洛夫坚信这些罪名都是路兹科尔捏造出来的。在拘禁期间，科兹洛夫设法给罗曼洛娃打了个电话，并告诉他说：“在抽屉里有一个信封，打开看看里面写了什么。”信封里有一张政府高层官员的商务名片，那位官员承诺说如果科兹洛夫被捕入狱的话，他会充当科兹洛夫与检察官之间的中间人角色。后面还说科兹洛夫已经和这位政府高官在价位上达成协议：150万美元。因为被捕入狱，科兹洛夫已经抵押掉了一套度假住宅。罗曼洛娃在《俄罗斯新报》里的一篇文章中说，当她见到那位官员后，价码翻了一倍，因而她不得不向30位亲友举债填补这额外的费用。但就在突然之间，那位官员辞了职并从此人间蒸发。
此后罗曼洛娃开始巨额行贿，一次几千美元，只是为了将公证文件、防跳蚤物品、指甲钳——任何能使她丈夫在布特尔卡的日子好过一点的东西——送到他手中。在六个月不曾见到她丈夫后，罗曼洛娃成功收买了一位监狱牧师。“他们在监狱里有自己的教堂。”她说道，“教堂长老安排了这次会面。我丈夫说他想要忏悔，而我则用一名教堂成员的通行证进入了布特尔卡监狱。”罗曼洛娃表示在此事之前，她和她的丈夫过得糟透了。她会因为无法抉择假期去哪个海滩景区而饱受折磨，而她的丈夫则会因为宾馆毛巾起毛而怒气冲冲。如今他们都对对方的忠诚而大为惊异：科兹罗夫拒绝为了出狱而承认不道德行为，而罗曼洛娃则使尽浑身解数让腐朽的司法制度难堪。在布尔姆她一有机会就会去看望她的丈夫，她同时顶着极大风险让公众了解这个案子，并帮助丈夫在监狱里写在线日记。“一个从未进过监狱的人很难想象这些。”科兹洛夫说道。由于这起案件引起了很多公众的骚动，罗曼洛娃开始向她的目标前进。今年秋天科兹洛夫终于被释放，然而支持小组仍将继续，正如她所说的那样，“这一定是公民社会开始的方式，它源自你的内心。”
回顾苏联解体
这个月，俄罗斯人将用几乎一致的沉默来纪念苏联解体二十周年。届时，乌克兰人、波罗的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甚至最压抑的中亚人民将纪念他们脱离苏联的枷锁，将回忆当年饱受压迫的情形，重温独立故事。然而在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其他人士对国家成立（建国）或苏联解体宗旨看法不一，大多数人认为1991年苏联解体是失败之举，因此，俄罗斯不会放假庆祝，不会有游行，也不会有演讲。唯有俄媒体中最桀骜不驯的地方电台会细数致使苏联腐败和解体的种种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因素。作为一个国家，当代的俄罗斯成立时没有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她成立时气氛紧张，瓦解、叛乱和几乎难以想像的临时集会和意外事件比比皆是。
这就是苏联临解体前的写照。如今，关于这段时期有相当一批记载材料，包括当时叱咤风云的政坛人物的无数回忆录，更不用提安纳托利·切尔亚耶夫（Anatoly Chernyaev）的两卷日记。安纳托利·切尔亚耶夫是戈尔巴乔夫（Gorbachev）忠诚的桑丘·潘沙（倘若他眼光敏锐的话）（译注：桑丘·潘沙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名著《堂·吉诃德》中重要人物，堂·吉诃德的忠实侍从)。切尔亚耶夫对1991年苏联解体前最后几周的写实报道堪称莎士比亚级作品（虽然掺杂了伏特加、有意思的互喷和核弹发射密码），尤其是关于时任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共和国当选领导人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之间划时代的权力之争，他们一个自负而备受羞辱，一个报复心极强却大受观迎。
据切尔亚耶夫回忆，12月3日那天，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叶利钦。几天之后，叶利钦就前往白俄罗斯，会见白俄罗斯领导人斯坦尼斯拉维·舒什克维奇（Stanislau Shushkevich）和乌克兰领导人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ck）。叶利钦半带醉意地谈了由白俄罗斯、乌克兰、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组成四国联盟的设想。戈尔巴乔夫意识到这样的结盟意味着苏联实质上的终结，也是他政治生涯的终结。
“那样的话，我就退位，”戈尔巴乔夫回应说，“我不会像冰窟里的一坨屎一样继续留在这里招人嫌。”
在晚宴上，叶利钦挥舞着戈尔巴乔夫起草的新联盟条约文本，对其他人说，“如果你们签字的话，我就签。”他得到了他想要的答复。不管联盟如何改革，都没有人想留在联盟内。
这些领导人端着当地草药酿制的各种伏特加互相庆祝，频频举杯，之后便移驾当地一家公共浴室，庆祝他们的胆量，与此同时，他们的助手开始起草新的协议。很快，助手们发表声明说：“我们，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的人民，作为基于1922年联盟公约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简称苏联）的发起人，正式宣布苏联，作为一个国际法主体和地理政治实体，已不复存在。”副手们稍后起草了一份提案成立新实体，即独立国家联合体（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这个联合体不设部委，不征税收，不设总统，不设国籍，也没有实际的权利。
第二天早上，当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吃着煎鸡蛋和黑面包时，受雇于当地克格勃的秘书，叶夫根尼娅·派特查克（Yevgenia Pateychuk）完成了文本的输入。
之后一行人匆忙聚集到一起，举行了一个看似正式的签字仪式，还邀请了几位当地的记者。白俄罗斯报纸《人民的意愿》（Narodnaya Volya）副编辑瓦莱里·德罗兹多夫（Valery Drozdov），记录下了三位领导人签署苏联死亡证书的时间：1991年12月8日，星期天，下午2点17分。随后，庆祝的香槟开启了。正如叶利钦在其出版的日记中所述，“我清楚的记得自己突然被自由和轻松的感觉包围了。”打字员派特查克回忆说，她糊里糊涂地打完文件，“一两天后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在十二英里外她居住的Kamenyuki村，她被认为是完成苏联解体的那个人。”爱尔兰记者康诺尔·奥克勒里（Conor O’Clery ）在他的一本讲述1991年苏联解体情形的书中这样写道。
叶利钦也懒得费神通知戈尔巴乔夫这个划时代的消息，他先打电话给身处华盛顿的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 W. Bush），而让他的新伙伴舒什克维奇（Shushkevich）通知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气急败坏地问，“那我怎么办？”答案显而易见。圣诞节的晚上，他辞职了，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的红旗降下来，再也没有升起。
普京时代
2005年，也就是叶利钦移交权力五年之后，普京表示，“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我们应当承认，前苏联的垮台是上个世纪最为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
虽然普京的总统职位是叶利钦任命的，但他一直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俄罗斯社会一片混乱，因此俄罗斯人应该为过去十年的相对稳定和经济增长对他心存感激。为了让总统任期延长变得合理化，普京和他的幕僚们总是在向国民暗示自己应当与富兰克林·罗斯福、赫尔穆特·科尔以及李光耀这样的国家重建者相提并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人之中的李光耀执掌新加坡内阁长达三十多年之久。若以本国历史论，普京最喜欢拿来自比的并不是推行西化的彼得大帝，而是十月革命之前的铁腕经济改革家彼得·斯托雷平（Pyotr Stolypin：1862年-1911年）。“给我二十年的和平期，我就能彻底改变俄国”，“你们想要大动荡，我们想要一个伟大的俄国”，这些都曾是斯托雷平的名言。正如莫斯科卡耐基中心的分析师玛莎·李普曼（Masha Lipman）所告诉我的，普京非常渴求国内的稳定，哪怕是削减公民的政治权利也在所不惜，“但改革的举措在哪里呢？”她反问道。在前苏联时期的教科书中，唯一能让人想起斯托雷平的两个名词就是“斯托雷平货车”和“斯托雷平领带”，前者是将被囚禁的激进分子运送到西伯利亚的铁道机动车，后者则是吊死政治囚犯的绞索。
但普京时代的独裁特征与沙皇或前苏联时期并不相同。“新时代的强权是非常理性的，”“纪念碑”协会的阿森尼·若津斯基（Arseny Roginsky）说。如今，权力阶级不会让所有人闭嘴。人们有言论自由，反普京的书也可以可以上架销售。 现在不是十八世纪。一本销量上千的小册子根本不会对政权构成威胁。”将国家电视台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就足够了，至少从目前看是这样。稳固的现行体制淘汰了真正的政治智慧，反倒将听命于行政权力的虚假选举和司法制度扶植了起来，而且其自身更是形成了一个极为灵活且无比愤世嫉俗的垂直权力系统。普京，这位国家安全部门的前特工，就成了这个系统的化身。
普京主义某些最重要特征——复杂的媒体架构；统一俄罗斯党及袖珍型的反对党；忠诚的年轻人组织——的构建者是一个名叫弗拉迪斯拉夫·苏尔科夫（Vladislav Surkov）的智囊人物，此人之前搞过艺术，当过银行家，也做过生意。先前的苏联体系是一个将公民社会扼杀在摇篮中的技术性尝试。苏尔科夫已经在无数次演讲中推销过所谓的“君主”或“管制”式民主，即一个包括独裁政治、民主政治和纯粹野蛮主义等多重元素在内的后现代体制。他对“苏维埃人（Homo Sovieticus）”这样的概念并不感兴趣，他希望树立的是一个能够立竿见影的威权制度。苏尔科夫喜欢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挂上图派克·沙克（Tupac Shakur）、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和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画像。步入政坛以前，他曾在一些私企供过职，例如在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旗下的公司当过主管。他还经常为哥特摇滚乐队“阿加塔·克里斯蒂（Agata Kristi）”创作歌曲。有人甚至认为一本名为《几乎为零》（Almost Zero）的小说也是苏尔科夫以笔名创作的，这部小说讲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艺术家蜕变成腐败政治人物的故事。（小说作者使用了纳坦·杜博维特斯基（Natan Dubovitsky）的笔名；而苏尔科夫妻子的名字则是娜塔莉亚·杜博维特斯卡雅（Natalya Dubovitskaya）。）
说起普京主义的意识形态纲领，人们自然会想到2007年苏尔科夫在俄罗斯科学院发表的演讲。这篇题为《来自乌托邦的观点——论俄罗斯的政治文化》（Russian Political Culture: The View from Utopia）的演说辞充满了普京式的修辞风格，其主旨在于否认存在普适的民主。苏尔科夫表示，俄罗斯国土辽阔，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而且全世界所有的民主制度都受到管制，是虚伪的，它们只能提供虚幻的自由感。和普京一样，苏尔科夫亦坚信西方社会应当停止在自由和人权方面的说教。“他们一边告诉我们什么是民主，”他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一边又惦记着我们的石油。”与此同时，苏尔科夫又很快提醒那些自由派人士：介于自由派和日益增多的强硬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政体才是他们的唯一选择。
但就其核心而言，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既不是民主国家，也不是君主制国家或其它政体。以权谋权，海量的财富被掌握在亲近克里姆林宫的各色人等手中，这些才是头等大事。那些住在莫斯科郊外豪宅中的有钱人，如果没有和政体形成紧密联系并宣布完全效忠于它，就根本不可能买下那些地产。权力阶层对公民社会毫无兴趣，他们只会拉帮结派和挑拨离间。
当我向普京的发言人德米特里·派斯科夫（Dmitri Peskov）询问普京是否对自己强硬的国际形象感到失望时，对方回答说，“这是他做事的方式，现在是以后也还将是如此。我觉得他并不关心西方人怎么看待自己。”至于反对派对国家电视台对克里姆林宫言听计从卑躬屈膝态度的嘲笑，普京亦不在意。“他坚持‘谁出钱，谁说了算’的基本原则，”派斯科夫说。
令普京和苏尔科夫最难以忍受是那些被他们视为来自美国或欧洲的批评和干涉。就在杜马选举前几天，政府开始打击俄罗斯国内最富成效的选举监督非政府组织“格罗斯（Golos：俄语意为声音）”。一提到这点，派斯科夫的脸一下子阴沉了起来。“很多非政府组织接受来自国外的赞助，对此，我们的特别部门已经掌握了全部资料。”他说。
“普京不喜欢被人说教，对吧？”我问道。
这位发言人的嘴角再度露出了笑容。“实际上，在坐车来这里的路上，我一直在听广播，”他说。“你知道今天新闻的头条是什么吗？美国国务院对俄罗斯的同性恋政策表示了最严重的忧虑！”派斯科夫指的是圣彼得堡市提出的一项立法议案，该议案拟禁止“宣扬鸡奸、女同性恋、双性恋和针对未成年的跨性别行为”。说着说着，他甚至大笑起来。“我当时心想，美国国务院到底在干什么？美国到处都是金融泡沫！国债一堆，经济崩溃，工业体系漏洞百出！阿富汗，伊拉克，低迷的全球经济，这些都是让美国焦头烂额的大问题！现在他们竟然有闲心对俄罗斯的同性恋问题表示深深的忧虑。哈哈！听到这些我真的非常开心！”
国家杜马选举将会受到互联网的影响
在国家杜马选举前的一个星期，我在柳德米拉·阿里克谢娃（Lyudmilla Alexeeva）位于市中心的宽敞公寓里吃午饭。柳德米拉·阿里克谢娃现年84岁，是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的主席，也是杰出的经验丰富的人权运动斗士之一。尽管年岁已大，她还是会经常上网，时刻关注俄罗斯全国各地公民活动团体的相关新闻，如要求在布良斯克（俄罗斯西部城市）设立更多幼儿园的运动，科米一位妇女呼吁为自闭症儿童设立一所学校而利用社交媒体寻求支持。这些事情永远不会出现在国有电视台的报道中，但它们会在网上直播——这很能吸引眼球，如果传播开来，很有可能会达到预期效果。
“我觉得这次选举将会是最后一次被电视所控制的选举，下一次选举将会受到互联网的影响，”她说。
今年2月，在埃及解放广场爆发起义后，副总理伊戈尔·谢琴（Igor Sechin）披露了克里姆林宫对互联网的担心。他告诉《华尔街日报》说：“看看谷歌的那些高管在埃及都做了些什么。”普京的一些亲信曾研究过中国共产党政府机构如何通过过滤系统成功地墙掉网上的部分批评言论。另一方面，当局认识到，俄罗斯现在至少有4000万网民，而且还有数千万人会成为网民——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可能宁愿忍受被投入监狱或在遥远的车臣和达吉斯坦人权遭到侵犯，也不愿去忍受在浏览网页时受到限制。但网络信息获取受阻这种事确实在选举日（即12月4日，星期天）那天发生了——众多反对党网站因遭到网络攻击被迫关闭，其中包括《新时代》、《莫斯科回声》、slon.ru、《生意人报》及投票监督组织格罗斯的网站。
不久前，我曾和年轻的“萨沙”和“玛莎”一起吃早餐。他们模仿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的推特账户KremlinRussia（梅德韦杰夫于今年6月在推特总部旧金山发表了第一条微博——总统先生原打算通过推特为自己赢得后威权魅力，没想到却弄巧成拙），匿名创建了名为KermlinRussia的推特账户。他们不仅揶揄了梅德韦杰夫的不作为，更是嘲弄了整个国家体制的企图——即维系一个炫目时髦但根本上贪污腐化的独裁主义。
萨沙和玛莎要求不公开他们的真实身份。前者就职于公共关系部门，后者在金融部门工作。他们穿着体面，喜欢旅行，收入不菲，承认自己过的是“双面生活”。他们俩都认识到，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亲近掌权者意味着一切，而公开蔑视这种体制意味着摒弃所有。
在最初发表的微博中，萨沙关注了富人和高官们令人不可思议的特权。“我无法理解人们为什么老是说遭遇了长达数小时的交通堵塞，”他在微博上模仿着梅德韦杰夫的口气这样写道，“我从卢比窝卡到克里姆林宫，每次都只需要10到15分钟。”玛莎的微博写得更有文采，在语气上显得更有教养，会拐弯抹角地提到谢尔盖·爱森斯坦的电影和流行音乐等各种话题。萨沙和玛莎是作为Leper Zone网站的评论员开始从事网络活动的。（Leper Zone是反对党经营的讽刺性网站，只对受邀访问的人开放。）他们从来不从电视上获取新闻，而更喜欢从gazeta.ru、slon.ru、vedomosti.ru之类的网站及小报《生活新闻报》上获取。
“当掌权者检视互联网时，他们什么都能听到，但他们不会倾听，”玛莎告诉我说，“推特是所有平台中最具互动性的一个。”她说，KermlinRussia“是公民社团实体的典型，非常具有代表性，但太过势单力薄了。”
他们担心在（明年）三月份总统选举之后，普京会对公民社团组织和互联网施加更大的压力。一个受过创伤、满腔怒火的普京可不是什么善茬。“保卫科希姆基森林”运动领导人叶夫根尼·奇里科娃上周在谢列梅捷沃机场被边境守卫在光天化日之下光身搜查——那是一段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插曲，纯粹是骚扰行为。“梅德韦杰夫唱的是红脸，”萨沙说，“而现在黑脸的普京要重掌大权了，他会让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房间打扫干净。”
公民社会，前途未卜
克里姆林宫对国家杜马选举结果非常失望。据官方估计，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仅４９.５％，与四年前大选获胜时的６４％相比可谓骤然锐减。同时，因有大量新闻报道指选举广泛存在舞弊行为，大多数人认为这一数字实际可能更低。可以肯定的是，这场选举的赢家“胜之以盗”，然而其效果甚微，信者寥寥。联邦共产党的民族主义色彩浓重悠久，本次选举，该党成绩“斐然”，得票率２０％。投票次日夜，超过五千人聚集莫斯科市中心，高呼“普京是个贼！”或“要俄国，不要普京！”警方拘留了数百名示威者，其中包括著名博客作者、活动家阿列克谢·纳瓦尔尼。集会活动持续了三天。
当然，这里与解放广场几无可比。从人口统计学角度来看，俄罗斯是一个历史更悠久，就业更充分的社会。姑且不论其政权的坚决意志，单因其庞大、独特的地理环境，要孕育如此一个起义就比想象中困难得多。很多俄罗斯中产阶级仍对繁荣昌盛——而非法律、民主——更感兴趣。在叶利钦当政的九十年代，法制形同虚设、经济极不稳定、私有化如同脱缰野马，那段经历对于很多俄罗斯人而言太过迷乱、太令人失望，以至于他们忘了自己因此得到诸多史无前例的“自由”，甚至愤然将那个名为“民主”的时代称为“冥主”【注五】。如今，我们确实可以看见某些改变——人们的情绪已显著转变。
在“纪念碑”协会，我会见了生物物理学家谢尔盖·科瓦廖夫，他曾在人权运动中追随过安德烈·萨哈洛夫。科瓦廖夫曾是一名政治犯；还曾短暂担任过叶利钦的顾问——直至两人因为车臣战争问题分道扬镳。科瓦廖夫今年八十一岁高龄。他以讥讽的口吻说，自己知道西方世界认为他“天真”，认为他是个“白痴乡下老头子，还真以为人权义务与政治清廉可以两全，还真以为法律不是政治的手段，还真以为政治才是法律的工具。”
他说，因为没有真正的民主系统，没有适当的宪法保护，所以我们所讨论的诸多团体、组织、运动、网站都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不过，他的确因此而抱持一种“适度乐观”的态度。他说，虽然时不时让人深感气馁，但无论如何，这样的情形令他联想起一个物理现象：水——无论温度降至多低，仍维持液态——但此时只要加入一粒微小的冰晶，水——即刻发生质变，凝结成冰。
科瓦廖夫说：“某时某刻，这种‘相变’将会迅速发生。诚然，人们总要追问具体时间，可我不是先知。我曾回答他们，‘再等十五年吧。’然而现在，十五年已经过去；这种相变，这种阶段性的过渡转换，仍然远在天边。” ♦
【注一】svoboda与solidarnost两个词的意思分别是“自由”与“团结”，正好也是俄罗斯二十世纪初两个无政府主义组织Свобода与Солидарность的名字（Paul Avrich. 2005. The Russian Anarchists. pp.55），所以才会有前文“（孟松）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一说。同时，这里也不是指斯洛伐克“自由与团结党”（SaS），因为孟松这两处纹身是分开的。
【注二】关于专有名词简略的问题，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全称自然对应全名“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其中“俄罗斯”与“联邦”两个词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与目标语言（中文）广为使用的“（中国）共产党”区别开来。
【注三】Гостиница "Асса"，三星级酒店。阿萨（Assa，Асса）是一条河的名字，位于高加索地区，全长133公里，流经格鲁吉亚、印古什与车臣。系孙札河（Су́нжа）一支，孙扎河又是捷列克河（Те́рек）主要支流之一。
【注四】这三支乐队都在美国流行音乐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美国可谓家喻户晓。涅槃（Nirvana）是上世纪80、90年代一支著名的美国另类摇滚乐队，引领“非主流文化”浪潮，成为摇滚史上经典。歌词“或机锋迭出或深藏不露”，充满对社会及自我的批判性。暴力反抗机器（Rage Against the Machine）是美国的一个重金属乐团，一译“讨伐体制”，创办于1991年，活跃至今。该乐 团乐曲歌词内涵多不满美国文化、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等。大嘴跑火车（Run-DMC）是一个三人组合，是开创美国嘻哈说唱乐的先锋乐队，被称作“嘻哈界的 披头士”（the Beatles of hip-hop），其音乐歌词内容亦深入浅出、针砭时弊。Run-DMC目前暂时没有比较通用的译名，“大嘴跑火车”是译者临时臆造的意译名。其英文原名前半部分来自开创者之一Joseph Simmons的艺名“跑”（Run），起源不详；而后半部分D.M.C.则是另一位元老Darryl McDaniels的艺名，源自其姓名简写。
【注五】此处为意译。此处俄语应为Дермократия，或拼为Дерьмократия，由дерьмо（屎）与демократия（民主）构成，直译为“屎（一般的）民主”。查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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