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用了「雞肋」來形容區議會之後，我一直在想《楊修之死》這篇著名文章與它對中國人社會帶來了多大的負面影響。假如《聖經》為西方社會的一大「思想病毒」，我想《三國演義》在中國人社會的流毒可與其相當。
相信大部分在華人地區上過中學的人都閲讀過這篇文章，並從文章獲得對幾個歷史人物的第一印象。但很多部分人並不知道《三國演義》並不是歷史文獻（又或者是根本沒有什麽是歷史文獻的概念），並不知道它是明代羅貫中結集了歷代故事、戲曲、説書段落、社會意識形態而成的文學作品。書中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並不是客觀的歷史評價，而是說書人根據環境需要（例如王朝的意識形態）與觀衆認同而做出的「文藝創作」，此其一。就算他們知道作品背景，大部分人依然是從《三國演義》中認識歷史，並不會在《三國演義》之上尋找、閲讀更多的歷史文獻，《三國志》、《後漢書》等史書更是無人問津，於是史書上的歷史記錄與評論慢慢被「文藝創作」的文字所偷換，在大衆的思想上形成一種片面、以意識形態論功過而非以事實論事的浪漫歷史觀（曹操就是奸因爲小説說他是奸），此其二。
更甚的是，教授文章的教師並不會引導學生去反思文章的背景與觀點。沒有人去教導學生歷史與小説之分；沒有人去教應該怎樣閲讀、分析歷史；沒有人會在教授《楊修之死》同時教授記載楊修行狀的《三國志•陳思王傳》、《後漢書•楊震傳》。相反地，他們只要求學生背誦文章的觀點、文章對歷史人物的態度與評價與，因爲考試只以文章「官方觀點」為準。只要把文章問題解答記下來，考試時如數交付者，滿分；有緩引歷史文獻指出文章謬誤之處，作批判式思考者，零分，趕出考場（嗚呼，更有可能是人生之考場）並（在家中，被父母）棒打五十。如《聖經》一樣，《三國演義》問題不在於作品本身（當然，從文學角度看，《三國演義》比《聖經》成功數百倍），作者只是想告訴讀者他的「創意」；真正的問題在於社會的單一意識形態，和對高位者與既得利益者要求社會接受他們的價值觀以維持他們的地位的舉措缺乏反思（歷代帝王要求臣民服從和忠心，因此高舉關羽的「義舉」，跟現在中國政府不斷推銷孔子是同一道理）。今天帝王雖死但腐朽的意識形態卻生生不滅，教師、教育工作者、學校、家長、社會大衆實在難辭其責。
再來看《楊修之死》一文，其實只要
細心
分析就不難發現文章意識形態跟現代社會的法治要求並不相容。在文中，楊修作爲主帥曹操的高級幕僚（《演義》作行軍主簿；《後漢書》中為「丞相曹操主簿」；曹操之貼身秘書官）向高級將領夏侯惇透露主帥準備撤退的不確實消息，使夏侯惇與營中將士越過命令，擅自收拾準備撤退的這一舉動本身就是犯了數條死罪：一、越權私下命令；二、製造謠言；三、動搖軍心。曹操根本不需要「借惑亂軍心之罪殺之」；任何一個憲兵知道這樣的事都會立刻逮捕楊修，並把他帶上軍事法庭，根本不需要等待曹操。再者，任何一個稍有常識的人（尤其是有軍事常識的）都不會責怪曹操把楊修處死，因爲楊修的行爲會置曹操軍所有將士於死地。第一，在軍心受動搖的情況下，假如劉備軍掩襲而至，曹操軍將不能做出有效的防禦。第二，撤退在軍事上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撤退隨時都可以變成大敗（見淝水之戰），所以撤退的時間、序列、殿軍安排必須秘密地從長計議，楊修的「隨機撤退」其實等同鼓勵陣前逃亡。第三，曹操在撤退前可能會有打擊劉備軍以阻止其進行追擊的行動，這是爲什麽凱撒在Gergovia進退兩難，最後選擇撤退時要先給對方一個痛擊的道理（見塩野七生，《羅馬人的故事》；另一說是誘敵，但因爲戰士不聼號令而導致計劃失敗）；楊修的行動將會徹底破壞任何有序的撤退計劃。
楊修之死，死於違法，不管從任何角度看，批評曹操處死楊修是反知識、反法治的行爲。從法治的角度看，只要看到楊修「便教隨行軍士，各收拾行裝，準備歸程」討論就應該結束，他之前跟曹操發生了什麽衝突跟我們的分析沒有半點關係。要是自認不奸詐讀者處於曹操的位置，敢問各位會否不殺楊修？如果是不殺的話，羅貫中又會說是別有用心。諸葛亮同樣殺了有才的馬謖，同樣是爲了犯軍法的罪狀，但爲什麽他對馬謖的處罰卻是如此大義凜然？與其說是曹操借故殺人，還不如說是作者借故塑造曹操奸詐形象。我感到奇怪的是，現代受過教育的讀者可以不問事實真相如何就對羅貫中所塑造的曹操形象與諸葛亮形象照單全收，把一個正當執法行爲的視爲奸詐，而另一個同樣正當的執法行爲卻是萬衆渴望的正義行爲。一個現代法治社會的人可以做出如此雙重標準，我感到大惑不解，也不能容忍（正等於我不能容忍《聖經》中亞伯拉罕計劃把兒子殺死以祭祀神的行爲一樣），因爲這樣的「雙想」 是思想病毒的最佳溫床。
我們來看歷史的楊修是怎麽死的。按《三國志•陳思王傳》：「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為之羽翼…而植寵日衰。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脩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脩。植益內不自安。」《典略》又言：「植後以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脩不止，脩亦不敢自絕。至二十四年秋，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脩臨死，謂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為坐曹植也。脩死後百餘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後漢書•楊震傳》：「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狀，於此忌脩。且以袁術之甥，慮為後患，遂因事殺之。」關於「雞肋」一事，《後漢書》只提到：「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脩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此迴師。脩之幾決，多有此類。」，並沒有楊修向大肆宣揚曹操準備撤退之記錄（歷史101，這段話不是好的史料，楊修是在什麽場合對誰說這話？）。故，楊修之死，死於他與曹植的交往，而他又是袁術之甥，曹操恐怕他死後楊修會幫助曹植阻礙曹丕順利繼位，破壞他所建立的政權。是政治謀殺也，專制政權不可避免之事也。
一部《三國演義》使整個社會不去重視歷史，不去討論什麽是正義，忘記如何作出獨立的批判式思考。作爲文學作品它是非常成功的，但作爲思想的「迷因」，它並沒太大的正面影響（我還沒有數它引發什麽「品三國」、「評三國」一堆爛書、爛電影的這條罪）。從什麽時候開始我們不再沙汰有問題的想法？我們在什麽時候抛棄了哲學與科學？爲什麽日本人會比我們更重視我們的歷史？爲什麽活在專制政權國度的中國人（中國大陸）與活在相對自由社會中的中國人（香港、臺灣、海外）會受同樣的思想病毒所影響？我不得不問中國人社會的人文文化在這一百年間到底有沒有進步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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