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八五年的寒冬，倫敦特別大雪，下課後徒步走過St.James'sPark，由白金漢宮後面拐去Victoria 車站，一腳踏下，雪就在小腿足脛深，饒是酷寒仍脊樑冒汗。職業學生，不就是政府派出的密探，站在你旁邊作老友狀，回去就打你的小報告？
那天聽到香港一所大學的準學生會會長自認是共產黨，同學覺得道不同不相為謀，於是一個內閣就此拉倒。香港專上學府學生裏有共產黨員不足為奇，若干年前，港大畢業的毛鈞年先生，在中英談判前夕忽然去了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丟下中學教職，這時他的老同學恍然大悟，毛先生或許在薄扶林道上學時已是中共黨員；只是到了形勢需要，從象牙塔出來投身政海才現出真身。不過，毛鈞年是隱藏的黨員，不像嶺大那位公開身分，畢竟時移勢易，共產黨員也不是什麼青面獠牙，况且公開不公開都是差不多，這裏是回歸十四年的香港吶。
公開身分的不是職業學生
公開身分就不算是職業學生，不公開的便是了。我的新加坡同學噤若寒蟬的年代是李光耀如日方中的日子，威權主義下人人都只得小心口舌招尤，我問他，就是在外邊說了一些李總理不中聽的話又如何，他笑了笑說，回去便知。那年代新加坡同學畢業後想方設法留在英國的很多，女的嫁人男的找工作，倫敦西區Bakerloo line 地鐵線上常見他們，住在介乎Zone One 和Zone Two 之間，很多是會計，見到同是黃種人，通常報以淺淺一笑。這些人到底是在英國追求更好的生活，抑或是為了逃避新加坡的苛嚴統治，我覺得後面的一個機會最大。
職業學生其實也是學生，不過是在念書以外兼職監視同學。新加坡職業學生監視同學到底和誰談話、談了些什麼、和他談話的那人是中共特務抑或大馬學生，都是要旨。今天中國和新加坡關係良好，可是人們不會忘記，八十年代當新加坡和台灣仍是邦交國的日子，和中國大陸來客講話是要記錄並呈交的，當然，倘若新加坡學生高談闊論新加坡不是，也是會出問題的。
新加坡留學生出國熱是八十年代，職業學生這一招也不是那時才有，六七十年代台灣學生大舉赴美時已有職業學生這回事。世事也真那麼巧合，台灣經濟起飛和新加坡成為四小龍幾乎同一時間，兩地也幾乎不謀而合的有職業學生外放他鄉。以兩地以往的密切關係，以新加坡軍隊在台灣受訓的因緣，很難不令人相信兩者沒有師徒授受的干係。說到底，台灣也許是新加坡在職業學生這門技藝的祖師爺。
六十年代末台灣留學生大量出國，那是人心虛怯的不安年代，蔣家小朝廷風雨飄搖，沒有想到開放黨禁報禁，卻走回頭路朝着封閉專政的窮巷走去。七十年代初，尼克遜訪華，台灣留美學生爆發保衛釣魚台運動，國民黨懼怕毋忘在莒也不可能，於是警備總司令部天天在台灣島上拘人捕人。只要被認為親共或有可能親共的都出事，作家陳映真幾乎被判死刑，倘不是美國教授安格爾出動國會議員力保，陳映真早已是台灣民主運動的烈士。作家劉大任在他記念摯友李我焱的文章中說，台灣情治當局有一記絕招，人拉進去，三兩下子便把你的膊骨卸下來，像狗一樣爛在地上一動也不能動，以此酷刑來逼供。
台灣島上可以任意妄為，對付島外的保釣運動卻不能用卸肩這一路，職業學生於是應運而生，大批送到新大陸，監視台灣留學生的一動一靜。七十年代初是「東風吹，戰鼓擂，今天誰也不怕誰」的豁出去年代，為了東海那個叫釣魚台的小島，數以千計的台灣留美學生走上街頭，冒着大不韙公開宣讀「總統先生……」四字開首的《保衛釣魚台宣言》。那是畢竟東流去的大時代，但蔣家還是欲挽狂瀾於既倒，職業學生發了瘋似的從隱性的監視到不顧一切施以暴力。
職業學生的下作
劉大任是《保衛釣魚台宣言》起草人，過了這些年，他還記得職業學生的下作。他的保釣戰友、職合國同事張北海被台灣來的職業學生擊傷，他寫在《紐約眼》專欄裏。聯合國工作人員，也是保釣留學生的花俊雄，在一次集會上被人追打，也是和職業學生有關。更加多的是打小報告，這些台灣菁英從此護照撤消、獎學金生活費馬上中斷，從此流放北美。條件好的，像劉大任和花俊雄，考進聯合國，生活在最困難一刻得到紓解；條件不好的，像我認識的幾位，就只得在華埠謀一份差事，捉襟見肘過了十幾年。他們從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一直有家歸不得，那是「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的落寞。
職業學生是表面上沒有派性的名詞，左派右派極權政府都有豢養着一幫以愛國為名的讀書人。認真的說，這些人確是以讀書為己任，不過只是兼職愛國副職寫小報告。這些人我認識，國民黨派來的，便是當台灣留學生去看大陸電影《高山下的花環》首映就打報告；共產黨派來的，便是看誰和台灣人走得太近，或是和美國人關係密切就寫內參。表面上文質彬彬，但只要細看一層，一般留學生對這些人敬而遠之，而他們三天兩頭就到北美協調處、也就是台灣在美國的地下領館，或者北京的總領事館文化部鑽。我們香港來的那時沒有職業學生，作為旁觀者卻看得揪心。
學校裏也遇上東歐集團的同學，蘇聯人一切行動聽指揮，根本不會和你講一句話；東歐的稍為好一些，捷克人比較自由派，可一旦不經意談到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大都一帶而過。八十年代中國留學生公費的佔多，都是比較小心慎言，但也不算很政治化，那時去歐美的真的念書，今天人民銀行的一些高官，當年是在LSE 的為多，若不是倫敦寒窗苦讀，只紅不專是沒有可能留到今天。至於職業學生，我的認知裏只有一個回去北京後再回來當文化參贊，其他都不知所終，是任務結束遣回原籍，抑或另有新任務，這都是一個謎。
倒是台灣的職業學生光明正大得多，回台後十之八九在政府工作，七十年代已在哈佛的馬英九應該認識這些人。一些回到台灣後沒當官，進了私人企業，兩三年前，我在台灣報紙上看到一張照片，是中共頭頭接見某台灣人士，兩方都笑得燦爛開顏，我定了定神，那不是美國西岸人所共知的職業學生頭子？三十年後以統派身分出現北京，世事總是這樣令人黑白不分。
欲認還拒製造恐懼膜拜
今天香港有學生說自己是共產黨，又有內地學生說出國之前組織有要求蒐集消息，這都不是新鮮事，中共七千萬黨員，多幾個人算得什麼，就是學生又怎樣？最怕是沒有打正旗號的職業學生和職業政客，這種人最愛欲認還拒，言談之間卻暗示「我是CCP」或「我認得CCP一些人」，藉此亮出背後靠山，卻從不認帳自己是黨員。他們企圖從香港社會對中共的瞹眛認知和怕得要死之間的灰色空間攫取利益。那是製造恐懼和膜拜的一種手段，最是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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