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裡提到了次優理論與複數均衡。該表述可能太技術性，讓人難以理解，我嘗試利用我在日本、中國、香港觀察到的現象説明一下。
「盲道」。在中國城市、東京、香港某些街道我們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道路上由黃色磚塊組成的一條以供盲人行走的特別路徑。這種專為盲人設計的道路最先見於日本，再被中國所引入，然後蔓延至香港。其他西方國家並沒類似的道路設計。
次優理論可以在某程度上解釋這個現象。假如決策者的目標是為提高盲人的生活素質，他們可以有很多選擇。最優選擇：以醫學或科技是恢復盲人視力。這是最好的選擇，但它在現有的科學水平並不可能達到，所以只好做出次優選擇。次優選擇有很多個，例如提供導盲犬資助、提供衛星導航儀器、建設盲道等等。每個選擇都有各自的優劣、風險與成本收益平衡。假如我們單以對生活素質的影響進行排例，它們的順序應該是1）衛星導航儀器，2）導盲犬，3）盲道。但當我們加入它們的成本收益與其他考慮後，對一個政策決定者來說它們的順序會變得不一樣。
提供衛星導航儀器需要技術供應商的首肯，在WTO的TRIPS之下要獲得專利擁有者的使用同意的成本非常高，其中更會牽涉很多有勢力的利益相關者，對決策者來説不是好選擇。導盲犬需要訓練與飼養（飼養需要空間），供應有限，邊際成本高，有些公衆場所更會把導盲犬當成普通寵物而不讓其進入。建造盲道的單次造價與維護成本高但邊際成本很低，同時，它有很大的公衆表現力，所有人都可以看見；這對政府來說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它可以一次過獲得巨額資助，並向公衆表現它對社會的關注。對政府來説，形象工程的功用遠大於建造盲道實際收益，因此它很自然的選擇建造盲道。
讓我感意外的是日本人對盲道的建設並不太關心（香港也是一樣），不會考慮它的實際收益是否與成本成正比。同樣的成本用於其他地方可以為社會帶更多的收益，但在各種動力（與缺乏動力）的驅使下，社會達不到更優的均衡。我認識的一位日本教授認爲日本民主有很多失敗的地方，而最失敗的就是它缺乏充分的社會討論，本來可以更好的社會卻為自己製造很多無謂的束綁。沒有充分、理性的社會討論，社會只會做出不良的社會選擇。這是為什麽市場原教旨主義成爲社會主流思想的原因，也是爲什麽1%的人可以操控社會大部分財富的原因。香港各政黨在追求民主制度但它們從不討論民主的實質是什麽：它們的著眼點只是選舉與選票，認爲選舉可以改變一切。在缺乏社會討論的基礎下，我看不到選舉會帶來什麽實質的改變。
http://wp.me/pXZbk-BO
Like this:
from 山中雜記 http://montwithin.wordpress.com/2011/11/04/%e6%ac%a1%e5%84%aa%e5%9d%87%e8%a1%a1%e8%88%87%e7%a4%be%e6%9c%83%e9%81%b8%e6%93%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