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翁婉瑩】
這個題目放在記事本很久了，一直沒有動筆，父母所犯的錯，是否該由子女承擔，始終是我過不去的道德議題。
4月4日晚間由Matters在Clubhouse舉辦的討論，其中一個主題是，緬甸軍政府的財政狀況如何，能否支持政變後的軍事與行政管理，衍伸出的討論是：
1.儘管2016年翁山蘇姬組成民選政府，軍方透過《2008憲法》與超過50年軍事統治所累積的權力基礎，能與翁山蘇姬分享政治權力。在2月1日政變前，軍方依舊是緬甸的實質統治者，包括憲法所規定的享有聯邦議會25%保障席次，內政、國防、邊境事務部部長的任命權。
2.緬甸軍人的養成背景迥異於平民，自成小圈圈而與民間隔絕，軍方擁有自己的銀行、學校制度、保險公司、醫院、手機網路、持有軍方企業的股份，以及依附軍方裙帶關係發展出獨有的經濟體系。
英美兩國在3月25日宣布對兩家屬於緬甸軍方的公司，實施制裁，分別是緬甸經濟控股有限公司（Myanma Economic Holdings Public Company Limited, MEHL）和緬甸經濟有限公司（Myanmar Economic Corporation, MEC），這兩家公司在礦產、寶石、銀行、旅遊業、房地產、運輸業、農業、煙草、食品、電信、建築、保險都有控制權或投資組合，許多緬甸的大型外資投資都是透過MEHL合資。
自政變以來，不止日本的「麒麟啤酒」終止與MEHL的合作，緬甸的國產啤酒遭民眾抵制而滯銷，甚至被拿來洗腳，作為對軍方的羞辱。
3.從基本軍事訓練以來，軍人的意識就被「設定」為：「軍隊是緬甸的保護者，沒有軍隊，緬甸就會分裂。」一位上尉接受《The Irrawaddy》的採訪表示，「大部分軍人從未有過民主的體驗，他們仍在黑暗的世界。」
對於軍隊為何如此殘暴殺害抗議民眾甚至兒童，上尉說：「如果人民違反軍隊的命令，就是罪犯，而抗議者就是罪犯。」
截至4月4日，緬甸政治犯援助協會（AAPP）統計有557人在暴力鎮壓中死亡，2658人被拘留。
著名戰地記者Clarissa Ward與CNN採訪團隊，在3月30日抵達仰光進行採訪，10位民眾在接受她的訪問後，隨即遭到軍警上門逮捕。
4.軍人階級因為享有特權，在意識形態上自認比平民優越，如北韓軍事體系般僵化激昂的價值觀、內部情治監控與日常宣傳，讓軍人扭曲地認為敵人無所不在，包括街道上的抗議者。
而軍人家庭間的互相娶嫁，軍官子女與其他軍官子女、裙帶關係商人的後代結婚，讓特權延續。
￭ 社會懲罰
軍政府以4月13開始的緬甸新年為由，片面宣布與少數民族武裝組織停火；數日前軍政府卻同步關閉寬頻網路，這是自關閉手機移動網路與無線上網包後，更進一步緊縮緬甸網路空間，僅餘光纖網路可以使用，而全緬甸僅60萬光纖網路用戶。
軍政府在3月27日建軍節無差別地殺害抗議人士，對著頭部與背部狙擊，讓民眾心生畏懼而不敢上街抗議，加上網路通訊的限制，街頭的抗議人士與網路的抗議新聞看似減少，但是民眾抵制軍政府的企圖沒有改變，除了抵制與軍方有關的企業，一條新的戰線是針對軍政府高官家庭的「社會懲罰」運動。
一個網路資料庫「社會懲罰」（socialpunishment.com），截至3月30日共列出170名高官與他們的家屬，公開他們的Facebook、Instagram甚至是LinkedIn，就算高官在海外的子女想在網路上低調而關閉社交軟體，還必須靠LinkedIn來維持商業人脈。
使用者必須輸入網站入口隨機指定的緬文單字，才能進入英文介面的資料庫。
「社會懲罰資料庫」公布高官與子女親屬的居住地、工作、就讀的大學、對政變的態度、與軍方的關係、社交軟體帳號、參加party或打高爾夫球等奢華生活的照片，以及由低到高評價他們的「叛徒指數」。
使用者可以用英語或緬語登錄高官與親屬的資訊，或是回報修正內容。
在政變後開第一槍殺人的軍官Nyi Nanda，19歲的奈比多少女Mya Thwe Thwe Khine死於他的槍下。「社會懲罰資料庫」公布了Nyi Nanda的Facebook帳號、居住街道、車牌號碼、太太經營的手機店與珠寶店。
軍政府的自然資源與環境保護部部長的女兒Yoon Nadi，其個人資訊也被公布。23歲的她，畢業於澳洲雪梨大學建築系，仍持研究生簽證，在澳洲的Uniqulo兼職。「社會懲罰資料庫」說明她的Facebook帳號已停用，但公布了她的Instagram帳號。
￭ 她帶著保鏢從日本離開
網路使用者也針對將軍們在國外求學的子女，他們生活在緬甸之外的民主國家，遠離暴力與流血。
被認為是下令在曼德勒開槍，殺害華裔少女鄧家希的罪魁禍首Kyaw Swar Oo將軍，其女Ma Nan Lin Lae Oo就讀日本東洋大學（Toyo University），有網路使用者疾呼應對她執行「社會懲罰」，要求學校撤銷獎學金，日本政府必須撤銷她的簽證。更有人去東洋大學門口張貼海報，公布Ma Nan Lin Lae Oo的資訊和其父暴行，並希望校方開除她。
Ma Nan Lin Lae Oo向學校抱怨這些海報時，《RFA》詢問校方如何處置，校方說若要執行海報的要求，必須有人簽名連署，而《RFA》在3月14日返回東洋大學時，有1200多人連署簽名。3月18日，Ma Nan Lin Lae Oo帶著保鏢從日本回緬甸。
￭ 我擺脫了父母的陰影，走我自己的路
一位緬甸工程師Susu San在澳洲一家醫院外舉牌抗議，因為緬甸軍政府檢察長Daw Thida Oo的28歲兒子Min Ye Myat Phone Khaing，在這家醫院當醫生，而「社會懲罰資料庫」公布了他的Facebook帳號與醫院識別證。
33歲的Susu San從昆士蘭北端出發，行經1500公里路途，抵達Min Ye Myat Phone Khaing工作的麥凱市（Mackay）。
她鎖定Min Ye Myat Phone Khaing的理由是，他沒有在網路社群上反對政變，而他母親正在起訴翁山蘇姬。「他們軍人家庭的小孩，認為自己不會被找到。」Susu San對《The Irrawaddy》說。
Susa San抗議後兩天，3月8日Min Ye Myat Phone Khaing在Facebook上宣布自己是民主運動的支持者，「我擺脫了父母的陰影，走我自己的路。」「我只是一位尋求真正的民主體制的公民，我和人民站在一起。」
「緬甸軍方懂一種語言，叫做『壓力』。」澳洲的緬甸人社群成員Tun Aung Shwe對《路透社》說，他曾經督促澳洲政府制裁與軍政府有關聯的人，包括拒絕簽證核發、撤銷簽證或驅逐出境。他認為，要結束緬甸的軍事獨裁統治，不僅必須查明與譴責軍方人士，更必須包括軍方家屬。
「社會懲罰是有效的，因為它動搖了軍政府，使他們重新思考自己在做什麼。」Tun Aung Shwe說。
緬甸商務部部長Pwint San的兒子Bryan Tun也在澳洲當醫生，雖然他未被列入「社會懲罰資料庫」，但他接受《路透社》的採訪表示，他一直是全民盟的支持者，但他仍在網路社群上遭到罷凌，儘管他貼出支持不合作運動的貼文，而且在政治上與父親意見相左。
「自從政變以後，我一直在社會上懲罰我的父親，並公開抗議他。」Bryan Tun說。
《路透社》無法聯繫到Pwint San回應自己兒子的說法。
儘管有被罷凌的經驗，Bryan Tun認為網路抵制仍是有效的抵抗行動，「這是人們擁有的極少數武器之一，因為軍隊正在街上拿槍殺人。」他說。
￭ 為何有效：佛教、社會羞辱與惡行報應
《Frontier Myanmar》指出，社會懲罰讓高階軍官的家人關閉網路社群帳號，並保持低調，或是出於自身信念、保護自己的商業品牌與維持網路社群粉絲，而出聲譴責政變。
例如女演員兼美容部落客Nay Chi Oo是退休軍官Myo Myint Sein的女兒，Nay Chi Oo已公開支持不合作運動並捐款，2月初她在Facebook上發文向父親道歉，希望父親瞭解她的立場。
《Frontier Myanmar》認為，「社會懲罰」在盛平時代可能構成網路罷凌，或侵犯隱私權。但在緬甸政變後的非常時期，儘管於道德層面仍有爭議，但若由緬甸漫長黑暗的軍事統治背景去理解「社會懲罰」，對於前政治犯或資深民運人士來說，社會懲罰是一種報應。
過去軍事統治時代，政治犯與民運人士遭多年監禁與酷刑，就算獲釋出獄，他們及其家人被社會邊緣化，無法重返社會。子女若是從事公職，可能會被解雇，或被剝奪升遷機會；軍方向學校施加壓力，讓政治犯的未成年子女無法進入學校就讀，或是在校遭到歧視與罷凌。
但此同時，軍人集團與依附裙帶關係的黨羽，因各種形式的腐敗而獲致財富，有能力將子女送出國留學，而這些子女回緬甸後，則可利用父母累積的政商關係，與從民間掠奪的財富，在緬甸建立大型企業。
然而，就算不是政治犯的子女，一般普通緬甸家庭的小孩，可能因為內戰或經濟因素，無法接受完整教育或擁有更多職涯機會，若是進入軍方關係企業工作，更有被軍方階級家庭奴役的受迫感。
在政變後，民眾透過不合作運動、抵制軍方企業與社會懲罰，反擊軍政府，而於緬甸佛教徒而言，社會羞辱是將軍的惡行報應。
《Frontier Myanmar》最終認為，在具有正義基礎的社會中，任何子女都不需為父母的罪行付出代價。但2021年的不合作運動、抵制軍方企業與社會懲罰，是數十年軍事統治下，不公平的怨恨累積出來的產物，只有軍事獨裁統治結束，緬甸社會走上民主與人權的正軌，才有望消除有害的積累。
＊我一直想起2017年在果敢老街的採訪。內戰剛結束，學生返校復課，教室窗戶上仍留著彈孔。
果敢中小學校的初三女孩蘇瑞芝，來自老街南方的滾弄區，六個手足中排行老五，她對我說：「家裏務農，在山上種甘蔗和玉米。果敢的博彩業讓當地人都只知道賭錢，我的家人借錢都要繼續賭。」
蘇瑞芝屢次勸阻家人不要再沈迷與賭博，卻無成效。「本來我打算去中國念醫校，未來當醫生，現在家裏經濟狀況不好，處境所逼，沒辦法繼續唸書，我打算初三畢業後，和姊姊去中國南京做生意。」17歲的蘇瑞芝無奈地表示。
「我想出去看看世界，再思考自己要做什麼。」她充滿希望地說，但她的大多數同學們只想在老街眾多賭場謀職過日子。
被問及對果敢賭場的看法，蘇瑞芝說，「博彩業讓果敢年輕人對自己的生涯沒有想法，每個月賺得錢看起來比別的行業多，但這是個沒有未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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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讀者、旅行者與寫作者，往來島國台灣、印度半島與緬甸黃金之土。印度承載了我的智性與喜悅，緬甸反映了黑暗與小我。旅行與書寫，都無法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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