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5 April 2021

社會懲罰與惡行報應

【文:翁婉瑩】

這個題目放在記事本很久了,一直沒有動筆,父母所犯的錯,是否該由子女承擔,始終是我過不去的道德議題。

4月4日晚間由Matters在Clubhouse舉辦的討論,其中一個主題是,緬甸軍政府的財政狀況如何,能否支持政變後的軍事與行政管理,衍伸出的討論是:

1.儘管2016年翁山蘇姬組成民選政府,軍方透過《2008憲法》與超過50年軍事統治所累積的權力基礎,能與翁山蘇姬分享政治權力。在2月1日政變前,軍方依舊是緬甸的實質統治者,包括憲法所規定的享有聯邦議會25%保障席次,內政、國防、邊境事務部部長的任命權。

2.緬甸軍人的養成背景迥異於平民,自成小圈圈而與民間隔絕,軍方擁有自己的銀行、學校制度、保險公司、醫院、手機網路、持有軍方企業的股份,以及依附軍方裙帶關係發展出獨有的經濟體系。

英美兩國在3月25日宣布對兩家屬於緬甸軍方的公司,實施制裁,分別是緬甸經濟控股有限公司(Myanma Economic Holdings Public Company Limited, MEHL)和緬甸經濟有限公司(Myanmar Economic Corporation, MEC),這兩家公司在礦產、寶石、銀行、旅遊業、房地產、運輸業、農業、煙草、食品、電信、建築、保險都有控制權或投資組合,許多緬甸的大型外資投資都是透過MEHL合資。

自政變以來,不止日本的「麒麟啤酒」終止與MEHL的合作,緬甸的國產啤酒遭民眾抵制而滯銷,甚至被拿來洗腳,作為對軍方的羞辱。

3.從基本軍事訓練以來,軍人的意識就被「設定」為:「軍隊是緬甸的保護者,沒有軍隊,緬甸就會分裂。」一位上尉接受《The Irrawaddy》的採訪表示,「大部分軍人從未有過民主的體驗,他們仍在黑暗的世界。」

對於軍隊為何如此殘暴殺害抗議民眾甚至兒童,上尉說:「如果人民違反軍隊的命令,就是罪犯,而抗議者就是罪犯。」

截至4月4日,緬甸政治犯援助協會(AAPP)統計有557人在暴力鎮壓中死亡,2658人被拘留。

著名戰地記者Clarissa Ward與CNN採訪團隊,在3月30日抵達仰光進行採訪,10位民眾在接受她的訪問後,隨即遭到軍警上門逮捕。

4.軍人階級因為享有特權,在意識形態上自認比平民優越,如北韓軍事體系般僵化激昂的價值觀、內部情治監控與日常宣傳,讓軍人扭曲地認為敵人無所不在,包括街道上的抗議者。

而軍人家庭間的互相娶嫁,軍官子女與其他軍官子女、裙帶關係商人的後代結婚,讓特權延續。

■ 社會懲罰

軍政府以4月13開始的緬甸新年為由,片面宣布與少數民族武裝組織停火;數日前軍政府卻同步關閉寬頻網路,這是自關閉手機移動網路與無線上網包後,更進一步緊縮緬甸網路空間,僅餘光纖網路可以使用,而全緬甸僅60萬光纖網路用戶。

軍政府在3月27日建軍節無差別地殺害抗議人士,對著頭部與背部狙擊,讓民眾心生畏懼而不敢上街抗議,加上網路通訊的限制,街頭的抗議人士與網路的抗議新聞看似減少,但是民眾抵制軍政府的企圖沒有改變,除了抵制與軍方有關的企業,一條新的戰線是針對軍政府高官家庭的「社會懲罰」運動。

一個網路資料庫「社會懲罰」(socialpunishment.com),截至3月30日共列出170名高官與他們的家屬,公開他們的Facebook、Instagram甚至是LinkedIn,就算高官在海外的子女想在網路上低調而關閉社交軟體,還必須靠LinkedIn來維持商業人脈。

使用者必須輸入網站入口隨機指定的緬文單字,才能進入英文介面的資料庫。

「社會懲罰資料庫」公布高官與子女親屬的居住地、工作、就讀的大學、對政變的態度、與軍方的關係、社交軟體帳號、參加party或打高爾夫球等奢華生活的照片,以及由低到高評價他們的「叛徒指數」。

使用者可以用英語或緬語登錄高官與親屬的資訊,或是回報修正內容。

在政變後開第一槍殺人的軍官Nyi Nanda,19歲的奈比多少女Mya Thwe Thwe Khine死於他的槍下。「社會懲罰資料庫」公布了Nyi Nanda的Facebook帳號、居住街道、車牌號碼、太太經營的手機店與珠寶店。

軍政府的自然資源與環境保護部部長的女兒Yoon Nadi,其個人資訊也被公布。23歲的她,畢業於澳洲雪梨大學建築系,仍持研究生簽證,在澳洲的Uniqulo兼職。「社會懲罰資料庫」說明她的Facebook帳號已停用,但公布了她的Instagram帳號。

■ 她帶著保鏢從日本離開

網路使用者也針對將軍們在國外求學的子女,他們生活在緬甸之外的民主國家,遠離暴力與流血。
被認為是下令在曼德勒開槍,殺害華裔少女鄧家希的罪魁禍首Kyaw Swar Oo將軍,其女Ma Nan Lin Lae Oo就讀日本東洋大學(Toyo University),有網路使用者疾呼應對她執行「社會懲罰」,要求學校撤銷獎學金,日本政府必須撤銷她的簽證。更有人去東洋大學門口張貼海報,公布Ma Nan Lin Lae Oo的資訊和其父暴行,並希望校方開除她。

Ma Nan Lin Lae Oo向學校抱怨這些海報時,《RFA》詢問校方如何處置,校方說若要執行海報的要求,必須有人簽名連署,而《RFA》在3月14日返回東洋大學時,有1200多人連署簽名。3月18日,Ma Nan Lin Lae Oo帶著保鏢從日本回緬甸。

■ 我擺脫了父母的陰影,走我自己的路

一位緬甸工程師Susu San在澳洲一家醫院外舉牌抗議,因為緬甸軍政府檢察長Daw Thida Oo的28歲兒子Min Ye Myat Phone Khaing,在這家醫院當醫生,而「社會懲罰資料庫」公布了他的Facebook帳號與醫院識別證。

33歲的Susu San從昆士蘭北端出發,行經1500公里路途,抵達Min Ye Myat Phone Khaing工作的麥凱市(Mackay)。

她鎖定Min Ye Myat Phone Khaing的理由是,他沒有在網路社群上反對政變,而他母親正在起訴翁山蘇姬。「他們軍人家庭的小孩,認為自己不會被找到。」Susu San對《The Irrawaddy》說。

Susa San抗議後兩天,3月8日Min Ye Myat Phone Khaing在Facebook上宣布自己是民主運動的支持者,「我擺脫了父母的陰影,走我自己的路。」「我只是一位尋求真正的民主體制的公民,我和人民站在一起。」

「緬甸軍方懂一種語言,叫做『壓力』。」澳洲的緬甸人社群成員Tun Aung Shwe對《路透社》說,他曾經督促澳洲政府制裁與軍政府有關聯的人,包括拒絕簽證核發、撤銷簽證或驅逐出境。他認為,要結束緬甸的軍事獨裁統治,不僅必須查明與譴責軍方人士,更必須包括軍方家屬。

「社會懲罰是有效的,因為它動搖了軍政府,使他們重新思考自己在做什麼。」Tun Aung Shwe說。

緬甸商務部部長Pwint San的兒子Bryan Tun也在澳洲當醫生,雖然他未被列入「社會懲罰資料庫」,但他接受《路透社》的採訪表示,他一直是全民盟的支持者,但他仍在網路社群上遭到罷凌,儘管他貼出支持不合作運動的貼文,而且在政治上與父親意見相左。

「自從政變以後,我一直在社會上懲罰我的父親,並公開抗議他。」Bryan Tun說。

《路透社》無法聯繫到Pwint San回應自己兒子的說法。

儘管有被罷凌的經驗,Bryan Tun認為網路抵制仍是有效的抵抗行動,「這是人們擁有的極少數武器之一,因為軍隊正在街上拿槍殺人。」他說。

■ 為何有效:佛教、社會羞辱與惡行報應

《Frontier Myanmar》指出,社會懲罰讓高階軍官的家人關閉網路社群帳號,並保持低調,或是出於自身信念、保護自己的商業品牌與維持網路社群粉絲,而出聲譴責政變。

例如女演員兼美容部落客Nay Chi Oo是退休軍官Myo Myint Sein的女兒,Nay Chi Oo已公開支持不合作運動並捐款,2月初她在Facebook上發文向父親道歉,希望父親瞭解她的立場。

《Frontier Myanmar》認為,「社會懲罰」在盛平時代可能構成網路罷凌,或侵犯隱私權。但在緬甸政變後的非常時期,儘管於道德層面仍有爭議,但若由緬甸漫長黑暗的軍事統治背景去理解「社會懲罰」,對於前政治犯或資深民運人士來說,社會懲罰是一種報應。

過去軍事統治時代,政治犯與民運人士遭多年監禁與酷刑,就算獲釋出獄,他們及其家人被社會邊緣化,無法重返社會。子女若是從事公職,可能會被解雇,或被剝奪升遷機會;軍方向學校施加壓力,讓政治犯的未成年子女無法進入學校就讀,或是在校遭到歧視與罷凌。

但此同時,軍人集團與依附裙帶關係的黨羽,因各種形式的腐敗而獲致財富,有能力將子女送出國留學,而這些子女回緬甸後,則可利用父母累積的政商關係,與從民間掠奪的財富,在緬甸建立大型企業。

然而,就算不是政治犯的子女,一般普通緬甸家庭的小孩,可能因為內戰或經濟因素,無法接受完整教育或擁有更多職涯機會,若是進入軍方關係企業工作,更有被軍方階級家庭奴役的受迫感。

在政變後,民眾透過不合作運動、抵制軍方企業與社會懲罰,反擊軍政府,而於緬甸佛教徒而言,社會羞辱是將軍的惡行報應。

《Frontier Myanmar》最終認為,在具有正義基礎的社會中,任何子女都不需為父母的罪行付出代價。但2021年的不合作運動、抵制軍方企業與社會懲罰,是數十年軍事統治下,不公平的怨恨累積出來的產物,只有軍事獨裁統治結束,緬甸社會走上民主與人權的正軌,才有望消除有害的積累。

*我一直想起2017年在果敢老街的採訪。內戰剛結束,學生返校復課,教室窗戶上仍留著彈孔。

果敢中小學校的初三女孩蘇瑞芝,來自老街南方的滾弄區,六個手足中排行老五,她對我說:「家裏務農,在山上種甘蔗和玉米。果敢的博彩業讓當地人都只知道賭錢,我的家人借錢都要繼續賭。」

蘇瑞芝屢次勸阻家人不要再沈迷與賭博,卻無成效。「本來我打算去中國念醫校,未來當醫生,現在家裏經濟狀況不好,處境所逼,沒辦法繼續唸書,我打算初三畢業後,和姊姊去中國南京做生意。」17歲的蘇瑞芝無奈地表示。

「我想出去看看世界,再思考自己要做什麼。」她充滿希望地說,但她的大多數同學們只想在老街眾多賭場謀職過日子。

被問及對果敢賭場的看法,蘇瑞芝說,「博彩業讓果敢年輕人對自己的生涯沒有想法,每個月賺得錢看起來比別的行業多,但這是個沒有未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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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讀者、旅行者與寫作者,往來島國台灣、印度半島與緬甸黃金之土。印度承載了我的智性與喜悅,緬甸反映了黑暗與小我。旅行與書寫,都無法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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