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名公立醫院前線醫生】
以全民篩查為手法的「健康碼」，和高危群組監測，完全是兩回事。港共想在開始時間以貼近後者的說辭作掩飾，企圖暪天過海，造就既成事實以減低阻力。所以我們更要在今日開始就分清楚兩件事情。
在下並不完全反對後者「高危群組監測」（surveillance on high risk group）。事實上在前線醫間類近的方式早在第一波時已有提出過，在英國亦有類似嘗試。個諗法如下：控制武漢肺炎疫情，目標不在治癒，而在於控制其影響，避免大量病人一次過攻陷醫療系統，癱瘓所有維生設備如呼吸機。事實上，第三波疫情死亡率最高的乃是老人院群組。所以，避免老人院和醫院內病人（住院病人 in patient）出現群組爆發，就是重中之重。具體方法，決不是一次性測試，因為今日陰性病人明日就可以感染，而且為老弱病人留樣本必須醫護協助，要著 PPE，成本太高。
若監察目的是早早抽出染病者以避免他傳染群組內其他人，一個可能的重點是放在看護和醫護上。而且是要定期留痰，不是一次性。同樣道理早己應用於流感。衛生署每年購買大量疫苗鼓勵醫護接種，是為了在這個密切接觸群組形成免疫，從而保護老人。再次強調，由於武肺未有有效疫苖，替代方案是 surveillance，不是一次性檢測。
可是健康碼這個中共威權政府的發明是完全違反醫學常識的。驗一次就以為天下無敵做高危活動，一兩個假陰性足以造成下一波爆發。完全浪費試劑資源。在人口密集且高速流動（又唔停工，又唔封關）的香港，今日證明無病，明日就可以在工作間見著隱形病人染病。若不能切實地將人口隔離成小群組，如大陸的小區管理，讓人拎著通行證四處亂闖是戇居的想法。
以上只是科學解釋為何健康碼達不到抗炎目標。更大問題的是，這個做法完完全全違反了人權，和醫療道德。（前者有不少法律界、社科界人士講過，不知為何後者未有人提出。）
道德 ABC
Autonomy：選擇告訴別人自己有無病，或者提供樣本證明自己的病狀，完全是他自己的權利。道德上醫生實也不能強迫別人告訴他，只能以其身分，輔以保密原則說服病人，自己是來幫助他的。現行 599 章下的罰則是例外中的例外狀態，根本不應當做正當權力。但健康碼卻假定所有人有病，要求人民提供樣本自證其罪。而且這個純是政策發明，如上述，沒有任何醫學理由，也根本不是醫生建議、與病人共識的決定。在健康碼政策下被要求留樣本的，根本不是病人。
留意，不要和入院做手術前被要求留痰相提相論，那是避免院內爆發，和減低插喉等 AGP 風險的措施，也要徵求病人同意。
Benevolence：在下亦很懷疑此政策的推行 is with good intention。如不少評論指，健康碼根本以剝削人權為旨。就算測驗過程沒有做手腳，條碼亦反映到武漢肺炎與否，要去做這一個檢測也費時失事。而且在得到條碼之前，也會被當成病人，失去所有正常生活權利。同時做成不必要困擾和心理壓力。醫生若為病人做了多餘的檢查，受撩喉或鼻之苦，極端地講，有機會構成侵害人身罪……來自大陸的工作人員就不知是否在香港法律管轄了。
Confidentiality：任何人的健康資料必須保密，無用贅言。健康碼的運作上，即使是出於良好的意願（goodwill），即動機純粹為了得知確診者去過那裏，追蹤接觸者，這也是不成比例地侵犯人的私穩。因為這系統一旦建立，任何人參與、提供自己的資料（無論是定位、化驗結果）予這系統就等於提供私穩給系統裏所有參與個體，無論那是政府、醫生、寫字樓、商場、餐廳。有人會問衛生署不正是須要這些資料去做追蹤嗎？對，但道理如上，提供這些資料是在互信的基礎下進行的，相信衛生署「只」會引用資料作流行病學追蹤，資料也「只」會在部門內使用，若要公佈與公眾或轉至第三方，亦會確保他本人不會被認出。那信任是醫生專業的基礎。掉轉來說，唯有當病者相信醫者會保護他，而非經由電腦系統發放資料，亦有權保留私穩，其提供的資料才有意義。
在疫情中必須警剔港共偷換概念，不然醫者做了幫兇也不自知。若真有人盲信政府而加入健康碼，那也是共孽。因為長期醫學界分科太精細，亦太喜歡講新病新科技，反而健康是個什麼概念，市民可如何醫療系統不同層級合作，得到什麼，病人權益和義務又是什麼，這些重要的基本功不夠紥實。當面對重大公共衛生危機時，太過焦慮的反應就容易被政權利用。
以科學理據看，健康碼不能達到其目的；以醫德看，健康根本侵犯人權。醫護若參與其中，就是幫兇。身處同一社會裏，看到問題而沉默，也有違這個社會給予我們專業地位附帶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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