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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肺炎使得中国封锁武汉，紧接着又连续封锁多个城市，封锁人口破千万，可说是人类史上最惊人规模的隔离封锁事件，消息传出，台湾人议论纷纷，兴起了人权与保命的论战，医护人员更马上联想起SARS时草率封锁和平医院造成的悲痛案例，封锁有效论与封锁有害论展开大辩论：到底行政隔离封锁——也就是以行政单位为封锁单位，而非以感染可能性为隔离判断标准——有效还是无效？
这个答案，不妨从人类漫长历史来学习教训。
隔离封锁的专有名词称为“Cordon Sanitaire”，来自法文，源于1821年，法国李希留公爵派了三万大军驻守法西边界的庇里牛斯山，禁止西班牙人闯越边界，声称为了防止当时于巴塞隆纳肆虐的致命传染病黄热病蔓延到法国，不过，这只是表面上的借口，因为其实法国真正想封锁的不是疾病，而是政治思想，当年经历拿破仑战争好不容易复辟的法国王室，急于防止1820年西班牙立宪革命的民主思想传回法国。
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时，西班牙以封锁隔离为名关闭西葡边界，防疫同样只是借口，西班牙当时亲德，想与亲英法的葡萄牙划清界线，才是封闭边界的更根本原因。在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例子下，隔离封锁有了衍生意义，也就是政治上围堵某个国家阵营或政治思想。过去人类面对传染病往往只会使用粗暴的隔离封锁，自从现代医学精进，就很少再这样做，少到隔离封锁这个词汇，在现代欧美的实际使用情况大多是指衍生意义。
于是，当西非伊波拉疫情爆发，2014年8月西非几内亚、狮子山、赖比瑞亚三国真正的为了传染病施行隔离封锁时，《纽约时报》惊呼“用上了一个世纪以来都没用过的手法”事实上，该文作者的历史认知有误，并非真的百年内都没有用过，1972年南斯拉夫爆发天花感染，以及1995年萨伊爆发伊波拉疫情，都用上隔离封锁手段。
《纽约时报》文章称：隔离封锁这种手法是中世纪时代黑死病流行的产物，最极端的手法是封锁受影响的村镇城市，放任其中的人自生自灭，这种做法“有演变为残暴违反人权的潜在可能性”。《纽约时报》一向鼓吹人权不遗余力，可以想见该文作者对于现代西非又出现隔离封锁手段，有多么震惊。
以行政区隔离的封锁大多无效
几内亚、狮子山、赖比瑞亚决定封锁三国交界处的三角地带，是因为70%病例来自这个地区，该区边界管制困难，人口在三国之间流动，单一国家无法有效管理，因此，三国军警发动联合行动，封锁该区域，当然，在国际组织环伺下，该计划至少就表面上跟中世纪的自生自灭有所差别，三国表示将提供民生物资，并派驻更多医疗人员到隔离范围内。
西非伊波拉疫情已经结束好几年，如今我们可以从后见之明来看：这次封锁隔离到底有没有用呢？答案是没有。2014年8月三国执行封锁隔离行动，之后每日新感染病人数量不但没有减少，还反而持续增加，到10月迎来每日新感染人数的超高峰，最高一日将近400人，直到2015年1月以后新病例增加数量才脱离高峰期，开始缓降。
很多人对防止传染病最直觉的想法就是封锁，那么西非三国的封锁为何无效呢？行政隔离封锁之所以大多无效，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只想粗暴行事，违反有效隔离需要细腻管理的基本法则：要做到以人为单位，以感染可能性为基础的细腻管理，而这需要人民主动配合，是不能用暴力强迫的，一旦采用暴力强迫，人民只会选择说谎隐瞒接触史。当西非三国的隔离封锁推动后，有当地医疗人员悲观认为，此后可能需要付钱买“抓耙仔”告密，才能知道接触史。
以纯然的暴力封锁区域，区域内部实际上却没有做好细腻的隔离工作，封锁区内由于受到封锁影响，物资短缺而使得区内更脆弱，结果只是让区内人民承受高风险，遭受大量感染；没有任何沟通就无缘无故把居民封在里头，许多人民甚至不晓得封锁的原因为何，不仅无助于自主防疫，更会千方百计逃跑，结果把疾病更快带出封锁区域。
最终，西非伊波拉疫情还是在隔离的威力下停止了，但是不是画地图的大而无当粗暴式封锁，而是以人为单位的细腻管理，找出感染者，确定接触史，在医院与社区划定隔离区，感染者、可能感染者，分别隔离，政府的暴力使用在病人过世时不让家属接触病人直接快速下葬，断绝死者身上病毒传染给家属的机会。
被封锁者自愿配合才有用
人类从历史上很早就知道粗暴式封锁无效，只有自愿牺牲配合的封锁才会有用。
1665年伦敦爆发黑死病，染病房屋、街区很快遭到行政封锁，但是疾病在伦敦不断扩大，46万市民中因此病死高达10万人，直到1666年伦敦大火几乎烧光整个城市，也顺便把黑死病的病媒跳蚤与老鼠给烧掉为止。
当疾病传到德比郡的伊亚姆村，该村居民决定自我封锁，德比郡的其他村落感激该村居民的牺牲，提供生活物资给自我封锁的伊亚姆村，把食物放在通往村庄的入口，再由居民自己来取，最终伊亚姆村牺牲惨重，只有四分之一的居民幸存，但是德比郡却因此免于黑死病。德比郡与伦敦相反的故事，说明了只有充分沟通，被封锁者自愿配合，其他人提供支援，才能有效执行隔离。
但是行政强制封锁隔离的基本想法，却是与上述有效方式背道而驰，这种粗暴的作为，骨子里想的是眼不见为净，把出事的地区框起来，切割掉，让里面的人自生自灭，等里头的人病死光了，也就没事了；上下交相贼，被封锁的人也不是笨蛋，当然会愤恨、为了生存反抗。就是这样的潜在心态，导致封锁隔离在历史上总是败多胜少，最后被更细腻、更科学的隔离管理所取代。
我们台湾自身在2003年SARS抗疫过程中，也学习到同样的惨痛教训。医界早就提出防范院内感染为最优先，卫生主管机关却不理会专业建议，只着眼几乎不存在的“社区感染”防备，又大搞政治，为了SARS是否列入法定传染病，中央与台北市互不相让，搞政治妨碍实事下，4月22日和平医院爆发集体感染，24日卫生主管当局决定强行封院。
当时和平医院隔离防护措施严重不足，甚至医师只能配给“一人一周一个”口罩的离谱状况，防护衣也严重不足，封院不分青红皂白，连只是路过去吹冷气的人都给封在里头，上千人就这样被封锁在高传染性环境下坐以待毙，造成和平医院内徒增感染人数、死亡率远高于院外的惨痛下场。眼见如此粗暴封院，曾去过和平的病患纷纷隐瞒接触史，疫情不但未受控制还继续扩大，不久邻近的仁济医院也封院。
当时接收最多SARS病人的台大医院，其实也一度到达爆发院内群聚感染的危险边缘，但是台大并不进行粗暴封院，而是执行细腻的感染控制管理，调度分配充足的物资，减少人力交流、严格区分动线，避免交叉感染，当急诊出现警讯，进行分流、调度病房，净空急诊进行全面消毒，化解“连门把都验出病毒”的危机。这一切靠的都是台大医院全体人员的高度自主配合。
所以台湾经验又再度验证了人类历史上的教训：只有自愿牺牲、主动配合的措施才会有效，粗暴专制的隔离封锁只会适得其反。
再怎么集权专制的国家也管不住
此次武汉肺炎中国封锁武汉，结果500万人逃离，只留下900万人，封锁是否有效？从500万人逃离来看，已经失败。为何以专制中国管制之严，却会能有这么多人逃离？道理很简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在专制社会上下交相贼之下，中国人民早就练就一身生存本领。许多人看状况不妙，不用等到政府计划要封锁，早就先溜之大吉，这是先知先觉者；封锁还没执行，消息从内部经无数内线流出，这时脚底抹油，这是后知后觉者；但听到封锁了才行动的不知不觉者，也千方百计，靠吃退烧药蒙骗过关。几百万人如水银泄地四处流窜，再怎么集权专制的国家又如何管得住？
武汉及周遭城市封城，不仅是人类最新的一次隔离封锁，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过去从来没有一口气封锁千万人规模的地区，可说创下人类历史纪录，而一开始就逃出500万人，也恐怕是人类隔离封锁史上最失败纪录，封锁区里头则恐怕与当初SARS的和平医院一样，物资与支援都严重不足，势必也会历史重演，发生一样的惨痛教训，只是，这次封锁规模，是和平医院封院的一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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