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9 September 2019

明報:學者,中國最大發明是專制

《瞭望東方周刊》一篇文章指出,中華民族最大發明是專制技術,而在現代化的外衣下,專制內核仍然在旋轉。

最新一期《瞭望東方周刊》刊出清華大學博士後、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的張宏杰的文章,新華社又再轉載。文章題為《順民性格的緣起》,作者從春秋戰國,一路數到晚清,分析中國獨特的歷史和獨特的政治文化如何塑造了中國人的順民性格。作者諷刺地寫道,「中華民族最大的發明創造不是『四大發明』,而是專制技術。這一技術,有高深的理論,有精密的設計,有龐大的體系。」

作者張宏杰一針見血地指出,「到現在為止,在中國人與中國人的面對面鬥爭中,成功者無一不是更『中國』的人」,更舉了慈禧鬥維新派、袁世凱鬥孫中山為例。

可惜的是,文章沒有具體觸及「新中國」的政治現況和順民之間的關係,就用「在現代化的外衣之下,傳統中國的內核正在如幾千年前一樣安詳地、可怕地靜靜旋轉」這麼一句高度概括了。

以下是全篇文章內容:

前幾日,我乘公共汽車去農村。農村青壯年大都打工去了,沿途停車上來的多是走親訪友的蹣跚老人。這些老人乘車大都以同樣奇怪的姿態:他們蜷進座位的角落,枯瘦的手緊緊鎖住邊上的欄杆。

那幾個坐在過道包袱上的老太太神色更加緊張,她們盡量把自己的身體蜷縮到最小,眼睛不安地盯在地板上,一旦有誰上下車從她們身邊經過時,她們都毫無必要地顫顫微微地把小腳盤起來讓路,人過去許久才小心翼翼地放下來。

這就是傳統的中國農民的典型神態:在自己熟悉的一畝三分地之外,他們永遠是緊張的、怯懦的,似乎周圍充滿不可測的危險。

我想起了作家關仁山講過一個故事:在抗日戰爭期間,日軍在河北灤縣進行掃蕩。他們把一個村子三百多口人集中起來,叫他們挖一個大坑。村民們知道這個坑是用來埋自己的,然而還是一鍬一鎬,認認真真地挖好了這個坑。然後,三百多人全部被槍殺,埋在這個坑裏。

抗日戰爭過去五十多年了,我們還是能看到這樣的新聞:一個歹徒,兩天之內,僅憑手裏的一把小小的水果刀,就能在長途客車上,當着大家的面連續強姦幾個女孩,全車乘客,包括其中一個女孩的親哥哥,一言不發。

漢語裏有一個獨特的詞——「順民」,我不知道還有哪個民族的語言裏有。那些農村老太太的神態,就是「順民神態」。這種「順民神態」告訴你,無論什麽時候,他們都會選擇順從。

是什麽,造就了中國人的「順民性格」?

是中國獨特的歷史和獨特的政治文化。

黑格爾說中國是個「停滯的帝國」,湯恩比說中國幾千年裏處於「僵化狀態」。如果因此而認為中國的傳統社會沒有發展,那無疑是錯誤的。幾千年的中國史其實就是一部專制技術發展史。

因此,中華民族最大的發明創造不是「四大發明」,而是專制技術。這一技術,有高深的理論,有精密的設計,有龐大的體系。

從韓非子到董仲舒,它背後有許多理論提供者。秦始皇在全國範圍內確立郡縣制度,是這一技術大規模應用的開始。漢武帝「獨尊儒術」給秦始皇創立的硬制度,配合上了非常適用的意識形態體系。

唐太宗完善了科舉制度,把社會的智力資源統一到「皓首窮經」這一條路上來,有力地從制度上控制住了知識份子的頭腦。清代諸君,則大興文字獄,在人們頭腦裏直接建立監獄,終於把專制制度推上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高峰。

專制技術發展史的另一面,或者說這種技術成果的體現,就是一部漫長曲折的國民性演變史。

今天的中國正處在新舊交匯的河口,傳統與現代,在各個層次交錯重疊。從表面上看,或者用一句學術術語,從「器物層面」上看,我們這個時代已經是全面西化了。西服領帶早已取代了長袍馬褂,大巴和小汽車取代了馬車和轎子。在把「四舊」破壞殆盡的基礎上,我們再以現代化的名義,掃蕩掉古老民居,建起一幢幢面目雷同的鋼筋水泥大廈。但是,這僅僅是表象。

在現代化的外衣之下,傳統中國的內核正在如幾千年前一樣安詳地、可怕地靜靜旋轉。這種傳統與現代的交錯,造成了中國社會的變幻莫測,光怪陸離。這種錯綜複雜,不但讓外國人迷惑,也讓中國人眩暈。世界諸多重要國家中,只有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最為崎嶇曲折,多次重複交納高昂的學費,卻依然在同一個地方不斷跌倒。

到現在為止,在中國人與中國人的面對面鬥爭中,成功者無一不是更「中國」的人。在晚清,慈禧太后與康有為、梁啓超等人的鬥爭中,那個深懂中國權力運作機要的老太太勝了。在民國初,從海外回來的孫中山被土生土長的官僚袁世凱輕而易舉地打敗了。

因此,認識清楚古老中國的內核,是生存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必須做的事。這是我們走下去的前提和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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