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導演應亮，2011 年因拍攝改編自上海「楊佳襲警案」的電影《我還有話要說》而被中國封殺，更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被迫流亡香港，並在此落地生根。
偏偏在他得到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半年後，香港政府強推《逃犯條例》修訂，令他再次面臨流亡的危機。「我覺得這件事情會發生，可是沒想過發生得這麼早。」
假如修例通過，為了家人，他決定離開香港，再次流亡。但他更擔心的，其實是香港人。「若《逃犯條例》被修訂，我一個人的處境將變成眾人的處境，變成了一個城市中所有人都必須面對的處境，那是不公平的。」
異類新移民
近日網上出現各式各樣的聯署聲明，反對《逃犯條例》修訂。應亮簽了「一群在港大陸新移民」的聲明，並在自己名字後補上一句：特別高興這次可以用這個身分。
「我肯定是新移民當中的異類，但是我特別高興這次可以用這個身分聯署。」應亮事後在自己的 facebook 解釋道。
自從 2011 年被禁止入境中國，到去年正式獲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的七年之間，應亮不斷靠著香港朋友以接力的方式，利用工作簽證在香港過著流亡的生活。「永久居民資格審核完成之後，以前的階段就過去了，那天（拿到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晚上我很認真地在想之後的事情，就覺得好像對這個城市有個責任，因為我是這裡正式的公民了，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關涉到這個城市的未來。」從一個不能掌握自己命運的流亡者，蛻變成得到身分確立的香港人，他希望利用自己的身分為香港未來發聲，因此在聯署聲明中留下自己的名字。
應亮坦言，對於政府強行修訂《逃犯條例》他並不感愕然，「我覺得這件事情會發生，可是沒想過發生得這麼早。」撲面而來的感受，反而是替香港不值。「對我來說這是非常悲哀的。若《逃犯條例》被修訂，那個情況的改變將會是由我一個人的處境變成眾人的處境，是變成了一個城市中所有人都必須面對的處境，那是不公平的。」換個說法，修例以後，不止應亮是「逃犯」，香港所有人都可以「被逃犯」；應亮的流亡經歷，他日可能在很多香港人身上發生。
《我還有話要說》劇照
修例後將被迫離港
被問到若《逃犯條例》通過修訂，會否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甚至選擇離開香港，應亮笑言，是有這樣的擔心，卻不是最主要的情緒，「這六七年來（流亡）太日常化了，所以《逃犯條例》一旦確立修訂之後我需要做什麼，我完全知道。」即使已有流亡經驗，亦明白恐懼不能幫助他解困，但《逃犯條例》仍令他對未來感到無力。
「我的家庭確實在香港，而且兩個孩子都在這裡出生，那當然香港是我的家。」應亮感嘆雖然自己對香港已有歸屬感，但若《逃犯條例》修例通過，基於保護家人的原因，他會選擇離開香港。「因為有孩子有家庭在這裡，我不能夠牽連他們，誅連是這個政權慣常見的一個（管治）方法。」但他強調，即使他日要被迫離港，再度流亡，他仍會繼續進行創作。
「天真的人才會相信修例」
日前代表演藝、文化、出版、體育界的立法會議員馬逢國曾力撐《逃犯條例》，形容香港的創作自由、表達自由不會觸犯法例，跟內地情況完全不一樣，呼籲大家不用太擔心。應亮表示不同意這言論。他認為，中國跟香港的司法制度明顯不同，就正如他拍攝的《我還有話要說》，放在香港是一部寫實題材的電影，但從中國體制來看，卻是一部「顛覆國家政權」的電影。「很明顯地，我的情況將會變成所有人的情況。一些人包括媒體、電影、法律、社會工作者，在他們的工作領域當中，一定會受到最嚴重的影響，甚至直接喪失自由。」
應亮以內地《南方都市報》被整肅一事作例，他指當時《南方都市報》算是有比較強社會意識的報刊，特別關注社會議題。然而後來大批高層，包括總編輯被捕，甚至被判監，而全部人都不是以「煽動國家政權」等罪名起訴，反而是以逃稅、行賄等理由。所以當局稱移交逃犯不涉政治罪行之說，屬無稽之談。「這是天真的人或者有既得利益的人才會不承認這件事，才會認為這樣的話是對的。」
慨嘆電影業界保守態度
更令應亮慨嘆的是電影業界對修訂《逃犯條例》的態度，他感到無論是香港抑或台灣，面對中國的態度都相對保守，他無奈表示不少電影工作者都已接受了自己是中國電影工作者的身分，對於北上中國工作來去自如，因此無論《逃犯條例》修訂與否都顯出一副與他們無關的態度。「真正掌握權力的人，例如導演協會根本不會說話，這是很悲哀的部份。」
不會被修例影響目前創作
這些年，應亮感覺香港一直在變化，電影業界如是。初到香港的他認為香港是一個多元且擁有表達及藝術自由的城市。儘管部份獨立創作並未受到公眾關注，但他仍然能夠看見香港「野生」的面貌。然而，最近他有感香港的獨立創作開始有中國獨立創作的影子。「中國獨立電影的概念是，若你要擁護一個獨立的創作，必先要跟政治對抗，因為中國有電影審查，所以你必先要拒絕或不理會這件事情（審查），那就是獨立電影了，這裡面有很明確的政治概念。」在他眼中，近期的香港獨立電影如《十年》也有類似情況。
《逃犯條例》來勢洶洶，全港如臨大敵，但應亮強調，將堅守自我，不會被修例影響目前創作。「想不了那麼多，其實這個想法也是從香港人身上學到的。正如當時雨傘運動罷課的時候，誰都不知道 9.28 會發生什麼，但大家心裏都有一個大概的計劃，那是香港人厲害的地方，也是我感嘆、敬佩，也很在乎的一種香港人公民意識。」他認為香港能夠做到抗爭日常化，令他不會把焦點放在擔心失去創作自由上，反而能更認真地籌備每一件計劃中的創作。
籲港人作好流亡準備
應亮又以二戰時期倫敦被納粹軍轟炸的例子為例，稱現在的香港正如當時的倫敦，人們都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情，因此他勸喻香港人必須放下幻想，做好心理準備，接受香港終有一日會變成中國一個城市的命運，「我們一定要接受這個事實，你如果死掉，你要想清楚你要做什麼；你如果活下來了，無論是住在倫敦，還是逃到另外一個地方，你還能夠做什麼。我們必須有長遠的想像，因為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勝利。」
這是給香港人的話，也是他給自己的話。
實習記者／陳凱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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