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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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17日在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支持民主的抗议活动。（路透社）
1989年6月3日晚上和4日凌晨时分，中国共产党调包括坦克部队在内的野战军兵分几路杀进中共政权的首都北京。
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中共党卫军多路纵队最后在天安门广场汇合，并在此过程中在世界媒体的摄影机前铺开了针对平民的屠杀。那天发生的事情被广泛称作六四屠杀，天安门屠杀。
当局竭尽全力回避的噩梦
三十年来，六四屠杀/天安门屠杀成为中共政权竭尽全力回避的噩梦。每年六四来临之际，一些著名的和不那么著名的异议人士便会被旅游，中国的互联网对有关六四的话题进行全力的封杀，中国的媒体不得以任何方式提及或暗示六四的话题。
在当今中国，在公开场合提及六四这个对中共当局超级敏感的数字或日子便是犯禁。更有人因为将一种酒称作六四酒便被抓捕判刑。
6月2日星期天，在现在还不需要担心因为在公开场合提起六四会被中国当局抓捕的新加坡，有人在讨论亚洲和太平洋印度洋安全部问题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向与会的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提出了三十年前的六四问题。
在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看来，显然是有备而来的魏凤和拿出了预制的答案。他说，“那一事件是一场政治动乱，中央政府采取措施制止动乱是正确的政策。”魏凤和接着说，由于中共当局当时采取了行动，“三十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获得了稳定和发展。”
三十年来，中共当局在国际场合或面对外国记者必须应对六四问题时总是提出这一套说辞。但中国已故的天体物理学家、在1987年被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亲自下令开除出中共的方励之指出，尽管中国国内外有许多人相信了或假装相信了这套说辞，但中共当局却清晰地展示出当局自己并不相信这套说辞。
方励之在2011年在美国《纽约书评》杂志发表评论说：
“中国政府这套宣传的另外一些方面则显示，即使是这种论点的鼓吹者也不太相信这套东西。假如（被广泛认为是1989年6月最终决定开枪杀人的中共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果断行动’真的是导致了（中国的稳定、发展和）经济增长，而中国人民也清楚这种因果关系，那么，人们就应当看到，中共的宣传部门会大力宣讲‘天安门镇压’。但是，中共做的事情正好相反。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中国官方形容当时的屠杀事件的说法不断缩水。一开始是说‘反革命暴乱’，然后是‘动乱’，再后来是‘风波’，最后是‘折腾’。中共领导人很明白，当时发生的事情是他们历史记录上的一个极端丑恶的污点，于是，他们急于让世人尽快忘记那些事情。”
邓小平女儿的说辞
在中共当局出动军队镇压在北京要民主、反腐败的学生和市民抗议者的时候，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是邓小平。邓小平当时是中国掌握最高军权的中央军委主席，因此邓小平也被广泛认为是做出开枪杀人决定的人。但邓小平的家人后来以各种方式试图为邓开脱。
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说：六四这件事情中国当局一直讳莫如深，因为它知道这件事情哪怕是从中共自己的角度来说都是无法给它辩护的一种罪行。所以在六四之后，民间甚至是中共体制内都一直有声音要求为六四平反。天安门母亲这样的组织每年都提出要查清历史真相，要寻求正义，问责等等。
胡平说：“我记得在1995年，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到美国访问，为她出的那本邓小平传记《我的父亲邓小平》英文版上卷做促销来到美国。那时就有记者问她六四的问题。当时毛毛就说，六四是个悲剧，当时也是不得已。
“但究竟不得已是什么意思，悲剧是什么意思，她就没有做更多的说明。这里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邓小平的女儿写的邓小平传记1995年就出版了英文版上卷，后来也有了中文版。但此后到今天二十多年过去了，下卷始终没有出来。我想她不是没有写，而是不便出版。
“因为下卷必然要提到六四的问题，要说到她的父亲邓小平在六四前前后后的所作所为。她就免不了要在书里为她的父亲邓小平辩护。那么，要辩护该怎么辩护呢？她肯定要辩护啊，比如说，邓小平一开始也不是想做这种事的，后来他也试图想做别的方面的努力，但没有成功，所以后来才搞成了这样子了；或者，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她一定会这么去解释。
“但这种解释可能对修补邓小平的形象会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反过来又会暴露中共当局自己也知道做这种事情是完全错误的。这就相当于跟中共当局长期以来在六四问题上的定调发生矛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现在二十几年过去了，她的邓小平传记下卷就是出不来。我想，将来有一天六四问题无可避免地被提上日程的时候，在人们要求追究当事者的责任的时候，她才会把这些话出来，以便减轻人们对邓小平的谴责。
“这里又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假如说你们中共当局包括邓小平本人和家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按照你们的说法是个悲剧，那你就该想些办法做些弥补啊。比如，别的事情你一时还做不到，那么，至少对像天安门母亲这样的六四受难者遗属群体可以提供一些补偿、一些赔偿嘛。这些事情你总是可以做的嘛。
“也就是说，在政治上给六四正名和平反这种事情还没有进行之前，你给予一定的金钱赔偿也是可以做的。尤其是你可以用改头换面的方式来做。比如说，海外我们知道有很多关心六四受难者家属的一些机构和组织，很多人为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包括给他们募集捐款，你当局也可以在海外成立基金会什么的，可以以海外民间团体的名义跟他们一些补偿，那么，等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也可以证明你好歹还有悔过之心，多少还有一些弥补的行动。但我们看到他们连这种事情都没有做。”
江泽民的说辞
在六四屠杀发生之前，邓小平做了两件他认为是必须做的重要事情，一件是调遣中国军队的野战军力量汇集北京周边准备进行所谓的天安门广场清场，以了结延续了一个多月的并且扩散到中国各大城市的要民主反腐败的学生和市民的抗议活动，一件是撤销表示不赞同暴力镇压抗议者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职务，以来自上海的听话的江泽民取而代之。
六四屠杀发生之后，屠杀和六四立即成为中共当局的禁忌词。曾经在北京亲身经历以学生为先导的抗议活动的李进进现在是在纽约执业的美国律师。李进进指出，1989年6月初中共出动军队屠杀和平抗议者，尽管当局坚持说那是正确的、适当的举措，但实际上中共当局自己说来说去也觉得这种说法说不通。李进进说：
“中国当局确实在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遮遮掩掩地也承认了屠杀。他们自己也改变了说法。一开始是说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所以派军队镇压。以后不再提暴乱这件事了。过了不到半年之后，他们只是提六四风波。
“关于六四屠杀，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主播芭芭拉•沃特斯采访回答提问时说，‘我们应当从这件事当中汲取教训。正如中国有一句谚语所说，吃一堑长一智。’这是写在他的英文传记中的。他还说，‘今后遇到类似的事件，将动用携带非致命武器的防暴警察来维持秩序。’这就是说，他们当时动用军队去处理学生运动，他们自己也认为是不适当的举措。”
如何看六四平反问题
六四屠杀发生之后，中国国内外有许多人认为，这是中共政府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对中国公众犯下的罪行；尽管中共当局将抗议者和反抗暴力镇压的人称作犯罪分子和暴徒，但这种说法难以自圆其说，因此难以为继，六四事件终将获得平反。
然而，对平反的说法也有许多人表示不赞同，不认可。胡平认为，对平反之说提出异议的人其实是出于一种误解。他说；
“现在有些人对平反的说法有非议，认为这种说法好像是对共产党政府抱幻想，抱期望。其实平反没有这个意思。平反无非之指政府对政府先前做的错误的事情，包括错判的案件进行纠正。这里的政府可以指本届政府，也可以指下届政府。可以指在体制不变的情况下的后来的政府，也可能是体制发生重大变化之后的新的政府，包括改朝换代的政府，甚至革命推翻旧政府新成立的政府。只要是政府对过去的政府所作的一些错误的事情，对错判的案子，错误的政治镇压进行纠正，就都是平反。
“我们可以看几个明显的例子。2008年俄罗斯最高法院作出一个判决，对1918年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家人被处决的事情判定他们是政治镇压的牺牲品，并给他们平反。2016年，法国国民议会对1871年巴黎公社被镇压的那些社员给予平反。给尼古拉二世平反的俄罗斯政府早就不是做杀人是事情的俄罗斯布尔什维克政府了，是经过了重大的政治体制转型的政府。法国现在的政府也不是巴黎公社时代第二共和的政府。现在的法国政府是第五共和政府，两个政府相隔将近150年。
“所以说，平反不一定是说对那个做出错事的政府抱有多大期望。之所以要强调政府，是因为当初做事是政府出面的，是以政府的名义做的。平反，包括给予赔偿，就必须由政府出面才具有意义。一般来说，在政治体制转型之后，政府就要对过去的旧政权所作的严重侵犯人权、践踏人权的事情一一进行纠正，包括还原历史真相，给受害恢复名誉，给受害者及其家属给予金钱的赔偿。这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六四镇压是骇人听闻的践踏人权的罪行，势必要受到历史的追究，势必得到正确的评价。应当给予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属赔偿，这是毫无疑问的。”
转型正义与赔偿问题
胡平认为，尽管中共控制下的中国政府现在还没有要给六四平反和提供赔偿的迹象，但这种局面不妨碍中国公众为此进行推动和做出准备。他说：
“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应该给六四的受害者提供赔偿。只是我们对中共当局，对本届中国政府不抱这种期望。因为给政治镇压的受难者和他们的家属提供赔偿是转型正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情况大都是在一个国家实现了政治转型之后出现的。当然这也不限于转型。有的国家在没有政治转型的时候也做过类似的事情。
“中国以前也有过类似的事情，包括‘四人帮’垮台之后中共当局平反冤假作案，也给当时遭受过政治迫害的群体或个人提供过一定的赔偿。但对六四镇压这件事，我们很难指望中国政府即现在的中共当局能够做出这种赔偿。因此我们是说这种赔偿通常要发生在政治转型之后，就六四而言，首先要平反六四，在平反之后作为一个伴随的政府行动，这就是对受难者及其家属提供金钱的赔偿。
“韩国和台湾都给我们中国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我们知道韩国1980年5月发生光州事件，当时执政的全斗焕下令武力镇压抗议民众。到了1987年韩国再次爆发民主运动，全斗焕下台。那时候韩国社会舆论就对光州事件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和讨论。到了1993年新上台的金泳三政府就宣布要为光州事件平反，而且提出要给光州事件受难者家属提供赔偿。这是韩国的经验。
“台湾我们知道主要是（发生在1947年的国民党政府镇压抗议专制的民众的）二•二八事件，1993年国民党的李登辉总统在任时提出对二•二八事件平反，另外也提出给予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家属金钱的赔偿。台湾后来还有关于给二•二八受难者家属赔偿的一些补充决定，决议。
“这两件是事情都是发生在晚近的时候。当然，类似的事情在俄国和东欧国家也出现了。比如说，在东欧，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匈牙利1957年抗议也遭到苏联红军的野蛮镇压。到了1989年，匈牙利完成制度转型之后，也对1957年被当局打成反革命暴乱的事件给予平反，对当时的受难者也进行了赔偿。”
“这其实已经成为政治转型的国家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转型正义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看到各个国家在处理这种转型正义问题时处理的方式不尽相同，一个主要的差别就是各个国家对原先的统治者是不是要进行法律追究。这一点各个国家不尽相同。有的有追究，有的就没有追究；有的追究的人多一些，有的少一些。
“但是，在政治上对过去被镇压的人给予平反，给予重新评价也就是所谓的正名，在这方面各国都是共同的。另外，重建历史记忆、恢复历史真相，在这一点上各国也是共同的。此外，还有金钱的赔偿，这也是实行转型的国家民众和政府共同采取的思路。在这方面，也就是从理论上和从实际操作上，其他国家已经给中国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先例和经验，足以给中国未来采取同样的行动提供很好的借鉴。”
平反和赔偿的路线图
为了促成和准备未来的六四平反和赔偿，中国公众究竟可以遵循一种什么样的路线图？
在纽约的律师李进进提出了一种着眼于法律的大致路线图：
“首先我们要成立一个独立于政府的民间自己的关于六四屠杀的调查委员会，将这个事件从头到尾做出一个清晰报告，列出一个明确的死难者名单。到底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然后再建立一个六四赔偿基金。这需要国家对这件事情重新立法。最后是要建立一个六四死难者纪念碑。同时，要追究当年的屠杀者。”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则提出了一种着眼于公民社会建设的路线图：
“我觉得中国人就应当做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像包括天安门母亲那样的很多人、很多群体，包括吴仁华先生这样的人这么多年来积极做的那样，这就是挖掘六四的真相，挖掘六四受难者的情况，对他们的情况作出尽可能详细的统计。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促进制度的转型。
“尽管中共过去在曾经在‘四人帮’垮台之后对‘镇反’、‘反右’，还有对文革中的一些政治迫害和政治镇压做过平反，且不说那些平反当时有多大的局限性，但对六四事件，我想中共当局很清楚，它是平不起这个反的。因为平反就势必意味着共产党专制地位的结束。
“平反六四是与中国政治改革，政治体制的转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关心这件事情的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致力于推动中国的制度转型。”
拖延时间不能淡化罪责
在六四屠杀三十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中共当局不理会来自国内外的要求正视历史、为六四事件平反的呼声，采取比往年更为严厉的措施封禁有关六四的言论，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中共镇压/屠杀的言论都一律封杀。
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星期天（6月2日）在新加坡谈及当年的镇压在当今中共官场中是罕见的例外。与这种例外相对的常规是，中共试图让中国国内外的人忘记三十年前发生在北京的屠杀。
因此，国际媒体历年报道六四屠杀纪念日的一个主题是中国官方的强迫遗忘，今年也不例外。
观察家们普遍指出，中共当局推行强迫遗忘主要是出于一种恐惧，即不敢面对它进行了屠杀这一历史事实。也有评论者指出，中共当局推行强迫遗忘的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的封锁、知情人的减少，当局和当事人的罪责可以淡化乃至消失。
李进进律师表示，这种希望是虚幻的。他说，“淡化罪责是不可能的。对当事者来说，或许他们从个人角度来说在活着的时候没有受到惩罚。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我们看到这个事件本身的定性和对他们责任的追究，他们是逃不脱历史的追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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