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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像是在香港法治的基础上开了一个洞,”2008年从上海搬来香港的黎明说。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
香港——黎明知道,允许将罪犯引渡至中国的香港争议性法案关系到什么。作为一个上海人,她于2008年来到香港学习社会学,然后留了下来,因为她说她享受这里的言论自由和其他的公民自由,而这些自由在她日渐专制的祖国是缺失的。
黎明担心拟议的法律将会敲响香港人权的丧钟,于是她参加了上周十多名活动人士组织的103小时绝食抗议。她坐在一座桥上,忍受着炽人的热浪、倾盆的大雨和在桥下向抗议者发射催泪瓦斯的防暴警察——她坐在一幅橙色标语下,上面用中文写着“绝食明志”。
对于许多中国大陆人来说,香港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能够提供相对高度安全的避难所,同时也提供了与大陆保持联系的一种方式。如果引渡法案通过,这一切都会被改变。
“就好像是在香港法治的基础上开了一个洞,”导致所有人都有可能在司法系统不透明的大陆接受审判,34岁的香港教育大学(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的讲师黎明说。“也会形成白色恐怖,让人觉得你不敢做什么或者说什么,违反内地的规矩。”
过去20年间,近100万中国大陆人搬来香港,使这座城市的人口增加至约750万。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公众对该法案的愤怒,推动了过去10天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令这里陷入了政治危机,迫使困境中的特首林郑月娥无限期暂停该法案并道歉。但她尚未如抗议者要求的那样,彻底收回该提案。
该法案的反对者包括像黎明这样最近才来香港的人,她是过去20年间近100万搬来香港的大陆人中的一员,他们令该市的人口增加到约750万。许多人来香港并非为了寻求政治庇护,而是为了学校教育、医疗和就业。这种人口的涌入,是许多香港居民对城市未来感到沮丧和焦虑的部分原因,他们抗议新市民压垮了城市的公共医疗、住房和其他社会服务。
然而在欢迎大陆人寻求庇护方面,香港有着悠久的历史。19世纪末期,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医师孙中山就藏身于此地。20世纪50年代末直至70年代,在发生大面积饥荒和政治动乱的动荡时期,数百万大陆人逃到了香港。1989年学生领导的民主抗议者在天安门广场被血腥镇压后,名为“黄雀行动”的地下渠道曾协助异见人士偷渡到香港。
“香港一直都是安置大陆政治难民的地方,”来自北京的出版人暨人权倡导者鲍朴说,他自1989年来一直生活在香港和美国。
“香港一直都是安置大陆政治难民的地方,”来自北京的出版人暨人权倡导者鲍朴说。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这是香港传统角色的一部分,”鲍朴说。他的父亲鲍彤是天安门抗议事件后被囚禁的级别最高的中共官员。
自6月以来,350多名自称从中国大陆来香港的新移民签署了一份反对引渡法案的请愿书,并称它可能会造成“严重而不可逆转的破坏”。
请愿书列举了对中共控制下的安全机构和司法体系的一系列担忧,包括强迫认罪和闭门审讯,这些都是人权团体经常提及的。请愿书引用了一些事例作为警示,包括人权律师被监禁,以及2015年多名与一家出版商有关联的人士在香港失踪,该出版商出版了一些有关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图书,其中充斥流言、风格耸动。
“法治累筑百年,”请愿书写道。“我们必然捍卫到底。”
过去曾在香港寻求过庇护的一些大陆人正在发出警告。第一本书被中国政府封杀的作家马建1986年底到了香港,当时他发现自己在大陆生活越来越艰难。1997年英国将香港主权移交给大陆后,他去了德国,最终在伦敦定居。
“你会觉得你到了一个自由港口,极权就来了,”第一本书被中国政府封杀的作家马建说。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马建表示,自那以后他经常回香港,一直都没觉出危险,直到去年11月,他在某文学节上就有关当代中国的讽刺小说《中国梦》进行的谈话活动一度遭临时取消。马建依然来到了香港,尽管活动最终得以恢复,他前后一直都让一个朋友陪在身边,以防被秘密绑架,偷偷带往大陆。
他说,引渡法案将是香港自由的终结。“你会觉得你到了一个自由港口,极权就来了,”马建说,他表示在远方自行参与了绝食抗议。
近期从大陆前来香港的人表示,他们担心只要法案通过,香港就会开启自我审查的新时代。
对2013年前来香港、现年48岁的电影摄影师黄文海而言,香港书商案标志着他抵港后才感受没多久的言论自由遇到一个转折点。由于该事件,某香港出版商要他更改他就中国独立纪录片所著一书的内容,以免被大陆当局视为具有敏感性的话题。他予以回绝,转而在台湾找了家出版商。
抗议者表示,引渡法案会导致所有人都有可能在司法系统不透明的大陆接受审判。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他说,引渡法案将是又一个转折点。
“不只是创作者的言论自由,商人、普通人也会受到影响,”黄文海说,他也签署了请愿书。
“会形成普遍的恐惧,”他说。“不管他审不审查你,你的自我审查已经启动了。”
来自上海的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戴海静表示,她担心法案可能会遏制敏感性学术研究及非盈利活动。“不一定是法律规定,”她说。“只要人人心里害怕,就会有影响。”
在采访中,很少有在香港的中国大陆人表示已经做了离开的打算,但一些人说他们已经开始在想自己能去哪里。“和我交谈过的香港每一个人都在问,他们是否有别处可去,”香港人权律师马亚山(Azan Marwah)说。“他们是否应该准备离开了?”
来自上海、参加了绝食抗议的大学讲师黎明表示,她对香港感情很深,想留下。但在被问及是否想在这里生儿育女时,她说她会搬到别处去。
“我觉得这个环境不太适合我在这边生小孩,”她说。“我也不太忍心让我的小孩在这里成长。”
在绝食抗议近90个小时后,周六晚黎明出现低血糖、发烧和脱水症状,被送到了医院。周日出院后,她立刻重新加入到抗议中。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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