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在任何社会里，都会有罪恶发生。人们怎样对待这样的罪恶，社会怎样对待这样的罪恶，标志着这个社会的集体良心状态。而对罪恶的集体记忆力，是这个社会之集体良心的第一指标。容易遗忘罪恶的社会，必定会一再地姑息罪恶。一个遗忘和姑息罪恶的社会，必定走的是道德的下滑线。 ——林达《一路走来一路读》
我不喝酒，不忍见老者独酌，便找话题。“我知道在镇压反革命期间，贵州在国民党时期的81个县长都被杀掉（原文参见《炎黄春秋》2014年第五期：“如贵州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81个县的县长，在人民解放军解放贵州时，有的起义、有的投诚，有的被捕后释放，个别的还给他们安排了工作，大多数人已经做了处理。可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一片喊杀声中，被全部杀掉。难道他们的罪行比日本战犯罪行还大？对判处死刑的人，为什么要那么草率？”），包括起义、投诚的。贵州在历次运动中都已血腥著称，您能不能放下手上的文字研究，试着写你自己的回忆录？”我知道老人有红色的基因，特地用了这么一个开头来“引导”他。“要真实地写。”我追加一句。
老人没有顺着我的“引导”，他反驳道：“贵州还好，四川才血腥。”
老人告诉我，他感谢共产党。他父亲被抓壮丁时他才六岁。父亲迄今杳无音信对他是一个永远的痛。每年的中元节、大年三十他都要设祭台遥拜。“我对国民党没有感情上的恨，我那时太小，我只有理智上的恨。”老人强调。至于49年以后的生活，他这样梳理：“我是独子，后面两个妹妹都早夭。土改、镇压反革命期间我还小。上大学期间听说过饿死人，但我家还好，没有人饿死。文革期间在省水利厅工作，有批斗，也听说过谁自杀，但我周围没死人。后来在遵义当老师。一切都很顺利。我也很满足。”
聊不下去了。
几天后，我从老人那里得到一本厚的像城砖一样的书：《黔北记忆》，其中有老人的几篇文章。这本为去年印制的“内部资料”，只印了三百本，基本为个人出资。我是实在睡不着才翻阅的，翻着翻着，开始了仔细阅读。这本书的作者48人，平均年龄近80岁。这群耄耋老人的回忆，应该不会有“顾虑”之忧。无论你对他们的意识形态观点赞成与否，至少这些文字是真实的。我不能确定这些“真实”是否选择性地回避一些话题，总之，一路读下来就像听一群老人说着属于他们的话题——真实却平庸的话题。
如果作者群中没有卢元富、王运才等几个老人，我冒犯说一句：这本书只是这些老人们的甘草。和其他很多曾经的官员、教员相比，卢元富一辈子都在家乡遵义山盆镇行医。这个相信“上医医国”的僻远山区的赤脚医生，文字中的思索犹如深思熟虑开出的药方，没有安慰剂，没有糖衣，没有倚老卖老的自鸣得意，有的都是难以下咽的“苦”。
刘瑜在《观念的水位》里说：“一个人‘看到’一个事物并不等于他能‘看见’它，人们往往需要穿过重重意识形态才能看见自己所看到的东西。中文里有个更简洁的词，叫做‘视而不见’”。作为一个老人的“视而不见”，我们没有理由苛责，这种“视而不见”是被“训练”的结果。恶的“训练”必然导致对恶的盲视甚至助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也“轻松”面对。如何训练自己而不是被训练，这不仅是智力，还是良知是否能够经受拷问。
我无法对这种“苦”视而不见。在当下，对这种“苦”的拒绝遗忘更为迫切。我将把《黔北记忆》中的我认为对现世之癌有“疗效”的分几篇曝光（标题下内容为我归纳缩写，材料大多来源于卢元富、王运才等老人。感谢他们。从他们的回忆中，我依然能够读出背后无法用文字表述的思考。因为，“文字”的不自由对这些耄耋老人也同样具有不可撤销的刑期。）
私刑：
土改期间，地主之妻被民兵抓到村公所，用双绳勒乳高吊。待家人接回，早气绝身亡。
地主陈某某，被民兵抓到村头会场。一民兵端一瓢大粪，令其当众一口一口吃完。其儿媳娘家同是地主成份。民兵把野生有毒植物荨麻，当地俗称的“豁麻”铺在地上。女人被扒光推倒其上。豁麻蜇毛扎肉的剧痛使得女人打滚。
惨叫不止······
在“反瞒产”斗争中，一大队党支部书记被工作组叫去交待所犯瞒产错误。六十来岁的严书记是个倔强人，他拒绝承认。于是，工作组将他身体固定，在他生殖器根部套上一棵绳子，绳子的另一端固定在适当的位置。不承认，即用木棒敲打绳子。受刑者咬紧牙关，重敲，撕心裂肺惨叫后，仍得不到他们想要的口供，则继续下一轮。持续四五天后，严书记瞪眼离世。
工作组把这种刑罚叫做“卵弹琴”。
一九五零年解放军领导遵义山盆全区进行轰轰烈烈的清匪反霸、打倒土豪劣绅运动。一次公审大会，领导吩咐李银辉（红军经过山盆走散的老红军）带几名罪犯去陪杀场（即为了震慑，美其名曰“教育”的一种手段）。李一人回，领导问：“陪杀场的人呢？”“全都干掉了！”。干掉就干掉了。至多撤了李的副审判员资格了事。
这一年，这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山盆区先后共枪决“坏分子”103人。
自杀：
一大队党支部书记，被“四清”工作队编入“地富反坏干”队伍上山砍柴。“覃书记，没想到吧！当年你罚我们上山砍柴，而今你也加入我们队伍了。”覃书记痛哭后，找个没人的地方上吊死。
一生产队长由于他所在的生产队没有在“遵义事件”（下篇详述）中饿死人，而且还有几头母猪下了崽，工作队据此认为他在经济上有问题，进行殴打逼供。他想不通：没有饿死人还有罪？好吧，我死。他用杀猪刀猛捅自己腹部，肠子吊出，血流满地，嚎叫死去。
文革主任和造反派来到遵义山泉区地主杜海彬家，问他四个儿子的名字含义。杜海彬规矩站立报告：单字分别为：星、剑、明、国。“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星红旗在天安门飘扬，寄意我们祖国星光灿烂，光明磊落，前途无限。我们过去虽说地多一些，却是受气之家。新中国成立，我们得到光明，其他没什么。”他诚恳解释。主任冷冷说道：“你有野心。你四个儿子的名字连起来就是‘新建民国’。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的建国纲领。”可怜的杜地主即便浑身长满嘴也难辩了，只好央求说道：“我实在没有反革命活动啊！”主任动气。用刑。烧红的铁棒在身上乱烙，一股股腥腥呛人的烟自嗤嗤作响的肉中冒出。地主吼叫······
地主吼不出声，像龟裂河床的鱼，张着嘴，只有吼形。
“不能打死他。我们需要他提供案情。”主任命令。再次用刑。让地主躺在高凳上，放一块长木板和高凳成十字形压在地主腹部，长木板坐一人或两人，作跷跷板“游戏”。地主屎尿失禁，差点把肠子压断。他仍没“交待”。再用坐老虎凳、猴子搬桩等刑罚。他实在受不住，答应交待。索要纸笔，便于“彻底交待清楚”。主任答应今晚给他自由，回家写。
“各位贫下中农及干部：
昨天文革和造反派，用各种酷刑强迫我承认反革命集团组织，并交出成员名单。我因无法忍受当时痛苦，为了给我松绑，只好冤枉的乱说一通。在我临死之前，我不忍心我冤枉的这些人再像我这样冤枉受酷刑。在此，特为你们作声明。
永别了！二世再见！
杜海彬
1966年12月19日”
第二天造反派来时，杜海彬已经服药自尽，墙上贴着这封永别信。
被怀疑为集团成员的鲁元洪和李桂幅等人，自知下一个将会是自己，也先后服农药和悬梁自尽。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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