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18 January 2016

许纪霖:朱家天下,中国专制崩坏的开始

是不世之枭雄,皇帝中难得的狠角色,他们要灭的不是读书人的肉身,而是孔夫子留给他们的尊严, 肉体的惩罚还在其次,要害在精神上羞辱士大夫,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只是朱家奴才之命。在独裁者眼里,只有天子一人代表天命,士大夫要替天行道、为民请命,要 与天子分享天命、在皇权之外另外树立一个权威,想都不要想。朱元璋喜欢孔子,讨厌孟子,因为孟子思想太激进,竟然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令他很 不爽。洪武三年,当他读到《孟子》中"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朱元璋大 怒,失声大叫:"这老头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他下令国子监将孔庙中的孟子牌位撤下,把孟子逐出孔庙。
在 汉唐,士大夫制约君主的权力,除了相权之外,还有谏官一途。谏官一职的设立,乃是专门向君主提意见,挑皇上的不是。谏官在汉唐属于政府的一部分,从属于宰 相领导。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描述了一个循环监督的路线:宰相听命于天子,谏官听从于宰相,而天子之得失又要听之于谏官。天子、宰相、谏官,形成了一个环 环制衡、相生相克的循环圈。到了宋代,门下、中书省下的谏官皆废,成立了谏院,脱离宰相而独立,此时的谏官所谏的对象,从天子转移为宰相,宰相若想有所作 为,常常受到谏官的指摘攻击。到了明朝,连谏官都给废了,仅仅在六部当中留了一个叫做给事中的官职,专门负责审核六部发下的政令。也有一些不怕死的官员和 给事中,会给皇上上书,指责为君的不是。万历年间的给事中邹文标向皇帝提意见,两次上疏,两次被廷杖,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嘉靖年间的海瑞更是出名, 在奏疏中批评皇上虚荣、自私、多疑,气得嘉靖喝令:"抓住这个人,不要让他跑了!"一边的宦官不慌不忙地跪奏道:"万岁不必动怒,这个海瑞向有痴名,听说 他已自知必死无疑,他在上奏之前,已经买好一口棺材,召集家人诀别,仆从早已吓得统统逃散,这个人是不会逃跑的。"嘉靖最后命锦衣卫将海瑞捕入死牢,差点 杀了他。
布衣出身的朱元璋痛恨读书人,仇视官僚士大夫,但有论者以为他对民众有感情,待百姓是好的。朱永嘉在《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一书中说"他的同情始终倾向于弱势的一边,也许这些正是朱元璋留给后人最为珍贵的地方。"他还透露吴晗多次修改《朱元璋传》,始终不能令毛泽东满意,因为毛在感情上与朱是相通的,吴晗只看到朱残酷的一面,没有看到朱有布衣情结,同情下层社会受欺凌的弱势群体。
其实,吴晗并非读不懂朱元璋,在1948年版的朱传中,吴晗如此写道:"对官僚地主士大夫,朱永璋用一副恶狠狠的面孔,青面獠牙,无人不怕。对平民百姓,有另外一副面孔,白胡子的老公公,满脸慈悲相,满口和气话,如果不看他的真面目,也许是人民多年来所梦想的有道明君呢!"
王 权、士大夫与民众,这是政治中的三角。王权的首要敌人从来不是民众,而是贵族世家、官僚士大夫。因为无论是世家大族,还是士大夫,都要与王权分享权力,共 治天下。以自耕农为主体的芸芸众生们,则终日盼望着一个为民做主的好皇帝;而皇上也要借助民粹,煞煞士大夫的倨傲之气。来自底层的布衣君主对抽象的、作为整体的人民有理论上的偏爱,但一旦涉及到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体民众,却是残酷无情,毫无怜悯之心。
君 主独裁制度是否有效,与其说取决于制度,不如说看人,君主有雄才大略、超强的权力意志,就稳得住局面,做得了大事。一个刚愎自用的独裁者,既能大善,亦能 大恶,大善大恶,全在其一念之间,制度约束不了他,臣下也不敢违拗。宋神宗乾纲独断,不顾朝野之反对,力挺王安石变法,历史上留下英名。朱元璋心狠手辣、 说一不二,继承蒙元的蛮性,铸成了历史上最黑暗的君主独裁制度,中国传统负面政治的这笔账,要从明太祖算起。大凡一个朝代开国之初,创业君主无不兢兢业 业、勤勉理政,朱元璋、永乐帝皆是如此。但君主独裁制度最大的毛病,是王权更替经常伴随着危机。读二十四史,围绕着王位的争夺、太子之间,东宫后宫、外戚 宦官彼此勾心斗角、结党营私,弟弟杀兄、皇后弑子、母后被斩首,遍目皆见杀杀杀!一代枭雄在位,天下称颂君主独裁的好处,但每一次王位转移,都会伴随着一 场严重的权力恶斗,都有几颗脑袋落地,甚至整个家族满门抄斩。
为了防止皇太子们争抢王位,中原王朝有长子继承皇位的传统。长子继承,固然稳 定,但第一、二代君主来自社会底层,自己打下的江山,或者被分封为割据一方的地方王,如朱元璋、永乐帝,自然能力非同一般。但进入太平盛世之后,太子们养 在东宫,一堵高墙将他们与社会隔离,终日与宦官为伴,再加上基因的衰退,强人之后无强人,明朝后继的君主们大都昏庸无能。假如依然是汉唐两宋的君主与士大 夫共治天下,君主平庸一点并不要紧,因为国家的日常治理在宰相手里。君主有权威,宰相有权力,如同日本的天皇制那样,未尝不是一个妥当的安排,但是偏偏明 代开国之后,将宰相给废了,一切权力集中于人君手中,朱元璋、永乐帝自然拿捏得住,收放自如,但朱家那些深宫中长大、不经人间风雨的平庸后代,靠的是祖荫 接的王位,又如何把握得了江山。
为了守护君主的绝对权威,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废了宰相,严禁母党、阉人干政,将一朝之大政通通交班给君 主一人。偏偏不肖之子孙,担不起这样的分量。做一个独裁的君主其实是很辛苦的,天未亮时,五更时分,便要上朝,接受文武百官觐见。公文如山如海,终日批 阅,如同没有尽头的苦役。明朝中后期很多位皇帝,对朝政既无兴趣,也吃不起苦。幸好皇帝有自己的秘书班子,大学士们组成的内阁帮助拟旨,是为"票拟",还 有最亲近的识字宦官代替皇上"批红",久而久之,皇帝的权力旁落,王朝大政操于拥有"票拟"权的内阁首辅"批红"权的司礼太监手中。
内 阁首辅与司礼太监是皇帝的左右手,但太监是皇帝的身边人,权力之大往往要胜出一筹。张居正作为明朝一代最有作为的内阁首辅,假如没有司礼太监冯保的支持, 定将一事无成。这些大太监们通常都是皇帝小时候的玩伴或伴读,比如英宗、神宗都是九岁左右登上王位的,一个不懂人事的小孩子,终日贪玩,于是年龄大一点的 太监"大伴当"奉皇后之命名,负责对小皇帝监管,皇帝从小对他们有畏惧感。还有一些大太监,比如武宗时期的刘瑾、熹宗时期的魏忠贤,深得皇上宠幸,君主贪 图安逸,不理朝政,就由这些阉人擅权。宦官以皇帝之名控制了明朝的特务组织东厂和锦衣卫,对正直的士大夫和政敌大加整肃,捕杀迫害,形成了晚明宦官当政的 乱象。
那么,独裁制之下,明朝之君主是否就此可以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非也。虽然相权废除了,但文官治国的传统还在。对于庞大的 官僚系统而言,它有自身的利益、意志和性格,其背后又有儒家信念和祖宗之法支撑着,因此官僚系统与君主之间,又是一场永恒的隐匿战争。皇帝与官僚的较量, 是意志的比拼,也是权术的斗争,充满霸气的帝王如明太祖、永乐帝借助韩非的法术势,可以将群僚们治得服服帖帖,敢怒不敢言。但自身性格羸弱,身边又没有强 悍的宦官帮衬,君主就只能被迫屈从于官僚机器的集体意志。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官僚们所需要的只是说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坦率地 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 廷臣。
万历皇帝登基之初,以自己高贵的仪表给群僚以深刻的印象,他的声音发自丹田,深沉有力,余音袅袅。但他外强中干,优柔寡断,欲立自己 宠爱的妃子所生的三子取代长子为皇太子,为整个官僚系统所反对,说是不合祖宗之法。万历帝拗不过大臣们,索性以怠政反抗,最后三十年不上早朝、不见群臣、 不理朝政、不出宫门、不批朱笔。虽然万历年间歌舞升平,但按照黄仁宇的分析,明朝的气数开始转向,从此走下坡路,之后一路下滑,万历的孙子熹宗君只爱做木 匠活儿,将朝政大权交给了目不识丁的宦官魏忠贤,天启一朝乌烟瘴气,昏暗无边。即使到了崇祯皇帝接位,除去了魏忠贤,亲自理政,试图重新振作纲纪,但为时 已晚,在张献忠、李自成与满清骑兵的双重夹击之下,不可一世的大明王朝轰然倒地,政权拱手让给了从大兴安岭走出的努尔哈赤皇族。
明太祖煞费 苦心定下的《皇明祖训》,原本希望让朱家王朝万岁万万岁,但还是逃脱不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朝代兴亡历史怪圈。明代代替元朝,又被清朝推翻,朝 代循环往复,但为蒙元所开创、朱元璋所确立的君主独裁制度却在继续延伸,而汉唐宋所曾经有过的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成为了久远而 模糊的绝响。


——腾讯大家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6/01/blog-post_6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