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及從中衍化出來的“雨傘運動”）雖然仍然未有了期，但已經可以預期，經此一役，中央和香港特區的關係就出現一些深刻的、不利於雙方發展的變化，一是：北京將會更強勢地對香港實行“一國化”；二是：香港的本土意識將孕育更嚴重的分離主義。本文先集中談前者。
“一
國兩制”本身就包含了很深刻的矛盾，這些矛盾甚至是對立的、不可調和的，它們主要體現在意識形態、政治、與法律制度上。過去，雙方潛在的矛盾，還沒有爆發
出來，所以大家還可以勉強相處。這次“佔中”把雙方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集中爆發出來。因此，中央作為矛盾中強勢的一方，很自然地會把它的那一套強加給香
港。
我們不妨看看在“一國兩制”的架構下中央和香港特區互相不同的側重點。為說明問題，這些不同側重點可以表列如下：
中央和香港對“一國兩制”的不同側重點
從上表我們可以看到，在政治領域，中央是強調“一國”的，“兩制”只適用於經濟領域。不知道讀者有沒有注意到，每當中共談到“兩制”時，它總是說“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來沒有說“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可見得，它的“兩制”，只適用於經濟領域。經濟領域實行“兩制”，它是歡迎的。為什麼？因為經濟 上兩制，對中央有好處，它可以在社會主義制度之外多一個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供它靈活使用（例如即將試行的“滬港通”），使它盡得兩制的好處和方便。但一涉 及政治問題，它就總強調“一國”、強調“國情”、強調不照搬外國制度。
但是，從香港的角度看，香港樂意見到在經濟領域實行“一國”，因為這樣將大大擴充香港的市場。但卻不願意在政治領域實行“一國”化，因為這會危及我們非常珍惜的自由和法治。所以我們極力希望政治上嚴格保持“兩制”化。
“一國兩制”的實踐，在經濟領域成績斐然，這是因為中央願意接受一個有別於己的異體（即接受“兩制”），而香港願意接受一個大大擴充的市場（即接受“一國”），雙方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這方面的矛盾不大。
但是在政治領域，“一國兩制”的實踐就乏善可陳。回歸十七年來，頻頻發生危機。關鍵原因就是香港不願意接受大陸式的統治（很多市民根本就是為逃避大 陸式統治而避秦南逃的），但是，中央偏偏要在政治問題上有意無意間，或者自覺不自覺間把它的意識形態和政治主張伸延到香港來，造成大陸一制對香港一制的事 實上的侵略。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雙方的嚴重衝突。以這次“佔中”為例，它就是要把社會主義式的選舉制度強加給香港，才導致這次嚴重對抗事件。
十七年來，中央老是覺得1997年的回歸只是法理上的回歸，不是政權的回歸，更不是人心的回歸，所以先後在2007年提出要在香港推動國民教育（以 強化香港人的國民意識），以及在2008年提出建立第二支管治隊伍（以奪取回管治權）。正是這種心態，令它經常要把內地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一些做法引入 香港。這在客觀上就造成是以大陸的一制“侵略”香港的另一制。為抗衡這種制度的侵略，香港人被迫奮起喊出“捍衛我城”這句口號，終於導致這場“雨傘運 動”。
進入“後佔中”時期，筆者相信中央將會在香港更全面地、更強悍地、更剛烈地在香港落實“一國”的原則。這可以從最近一系列事件看得出來：例如：
- 田北俊被撤政協委員職務，
- 本地富豪遭中共公開點名，
- 面對數十萬市民參與的“雨傘運動”，決定“不妥協”的方針，
- 人大常委的831決議根本完全不考慮香港人意見（哪怕是自己嫡系部隊如民建聯和工聯會的方案都排拒在外），
- 強勢支持一個在香港毫無民望、毫無本土支持力的特首，
- 強勢打壓不同政見（例如李飛坦言：831決議就是要排除泛民參選、“就是要去到盡”）
- 橫蠻不講道理（例如明明《基本法》沒有“愛國愛港”四字，李飛竟然可以說是“字裏行間”有、當被要求界定“愛國愛港”定義時，李飛竟然說：“盡在不言中”，這些答案反映出中央的態度根本就是“老子我說了算”的態度）。
所以，“佔中”之後，中共可能在政治上重整香港，趁勢奪回香港的“治權”，實現所謂的“第二次回歸”，以補第一次回歸（法理回歸、治權未回歸）的“缺陷”。
事實上，這是有跡可尋的，大家只要細心比較一下白皮書和《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就不難看出：
從上表可以看出，《白皮書》已經悄悄奪走我們的行政管理權了。這就是為“第二次回歸”作準備。下、本土意識將強化為「分離主義」
筆者在上周本欄預測，經過“佔中”一役，中央和香港特區的關係就出現一些深刻的、不利於雙方發展的變化，一是：北京將會更強勢地對香港實行“一國化”；二是：香港的本土意識將孕育更嚴重的分離主義。上周談了前者，本周集中談後者。
筆者覺得，“佔中”使三、四年前已經萌芽的本土意識得以深深紮根，“佔中”之後，本土意識將結成分離主義（或曰“港獨”）的果。
在各個“佔領區”內，大家都可以看到“香港我主場”、“人大不代表我”、“我城我捍衛”、“不願做奴隸的香港人站起來”等一類強烈反映本土意識的口號、標語、大小字報等等。這些意見反映了年輕一代的集體覺醒。
30年前，香港大學學生會提出“民主回歸”（見港大學生會致趙紫陽總理的信），30年後，同是香港大學學生會卻提出“民主獨立”（見學生會刊物《學苑》2014年9月17日），從支持“回歸”到主張“獨立”，這反映了香港兩代青年人思想上一個重要的變化，我們必須問：孰令致之？
兩代青年人都面臨相同的“前途問題”。筆者一代的青年，面臨的是所謂“九七大限”，那時的最大憂慮，是香港將於1997年交回一個在人權問題上有斑斑劣跡 的共產主義政權。當年的年青人，他們的父輩乃至自身都很可能是因為逃避共產主義災難而南逃來港的。他們的憂慮是可以理解的。
這一代的年青人，面臨的“前途問題”，則是2047“一國兩制”的大限問題，到時的最大憂慮是：理論上香港現行的“一國兩制”行將結束，很可能就與大陸並 為一國一制。最能反映這種憂慮的是《學苑》2014年4月27日的特輯：《2047：香港盡頭》。由於他們對現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人權仍然屢屢遭到踐 踏，使他們擔心，2047年香港沒有“兩制”的護身符後，香港將面臨中國大陸同一命運。他們認為，現在不出來抗爭，將來恐怕不能抗爭。
一位年輕佔中朋友對我說：「你們上一代的年青人沒有為香港爭取到民主，到了2047年，你們都已經老了，社會變成怎麼樣對你們都沒有太大的影響，但對我們來說，如果我們現在不出來，到2047年要承受沒有民主的惡果的，是我們這一代」。
年輕一代的這種憂慮，也是十分可以理解的。
兩代年青人的“前途憂慮”，同樣是出於對共產黨統治的不滿和抗拒，同樣是因為不願意與共產黨有什麼瓜葛，但兩代年青人的處方不同。
我們那一代，本土意識尚未萌芽，而香港公民社會尚處於雛形，主體意識並不強烈，所以當時沒有人對“中國人”身份產生異議。我們面對前途危機的解決之道是提出“在民主的基礎上回歸”。
有人直截了當地指出，所謂“民主回歸”，其實質是“民主抗共”。他們對香港民主的追求，是在接受中國主權的前提下，通過“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方式，通過年年“六四”、“七一”的大規模群眾示威集會的途徑來表達自己的訴求。
到了現在這一代，本土意識已經萌芽，而香港公民社會相當成熟，他們敢於挑戰“中國人”身份。他們通過自己的觀察，看到上一代年輕人的抗爭方式（和平、理性、非暴力）毫不湊效。在這情況下，他們認為香港擺脫“前途問題”困擾的最佳方式就是乾脆實行“民主獨立”。
有關兩代年青人對香港前途的看法及其背景見下表：
導致新一代年青人產生獨立意識的，主要是回歸以來17年，中共在落實“一國兩制”的過程中出現嚴重的缺失。
第一，中共97前對香港民主的承諾，到97後不斷跳票，終於導致人大831決議，死死關閉真普選的大門。
第二，中共往往以“一國”壓“兩制”，使“兩制”的空間日漸壓縮，使香港出現嚴重的“大陸化”趨勢。
第三，回歸以來歷屆特首都無法根據 “一國兩制”的原則，勇敢地維護香港這一制。這就迫使民間“強化”本土意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這樣說，所謂“港獨”只不過是民間自覺捍衛“兩制”的一種比較極端的表現方式。
這三方面筆者過去多所論述，茲不贅。
經過“佔中”的洗禮後，本土意識將不可避免地強化為分離主義。這種分離主義會否結成“港獨”的果，還要看中共能否深刻反省自己的錯誤，還是一味推諉外國勢力策動“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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