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北平无战事》的人物结局很有意思，好几位深情吟颂过毛泽东那句对“新中国”充满期盼的话：“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一个婴儿”，但最后这些人却在这艘“航船”即将靠岸时出走异国他乡，包括那位对上级、军令、职责均视如无物，独独对中共及周恩来向往不已的方孟敖。
*期盼“新中国”的知识者与中共对其真实态度*
一力促成方梦敖出走的是其姑父，即早在1927年以前加入中共、并在自己妻兄家潜伏了20多年的谢培东。谢仿佛预感到他这类“间谍”的功绩将不会被承认（潘汉年、关露是典型），国民政府的职员会被清算，在“航船”靠岸前，不仅促成崔中石妻儿与方孟韦逃往香港，还想法促成方孟敖一家的出走，这让人不得不猜想：谢培东是否预感到了1949年以后的中国状况？
其实，谢培东这种地下党员未必对中共的“新中国”有此认识，但有些知识分子却对此早有预感，比如储安平。在国民政府统治的最后几年，国统区的知识分子都严重左倾，储安平也不例外，对国民党的批评非常激烈尖锐。即便如此，储安平也非常明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根本区别。在《中国的政局》一文中，他说这样一段话：“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观察》第2卷第2期）。这段话后来被总结成著名的“关于自由多少与有无之论”。中共当然没忘记他这段话，1957年储安平在《光明日报》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即著名的“党天下”发言），成为右派典型，文革中不知所踪。 1978年之后，全国55万右派获改正，但储安平依然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
更残酷是中共对这批“自由资产阶级”的真实态度。国共内战时期，民主党派人士对中共尤其是毛泽东、周恩来充满了向往与崇拜之情。1948年11月，民主人士彭泽湘、张东荪、张云川等开始筹划北平和谈。中共建政后，他们都认为自己为北平“和平解放”立有大功，根本未料想到他们的命运远比国民政府时期悲惨，他们到死那天都不知道以下这件事情：早在中共革命成功之前就被列为“革命对象”。早在1947年10月27日，他们“敬爱的周恩来先生”就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已下发至中共的高级干部。该指示明确指出：“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73页）。虽然将来过河还要借助“自由资产阶级”搭桥，但拆桥的意愿却早就有了。
*“动物庄园”如何建成？
历代王朝建政之初总要总结前朝经验，中共当然从未忘记总结国民党败亡的经验，并采取了两大类措施：
第一，消灭压力集团并压缩社会活动空间。
中共的成功有赖于不断利用各种社团、左倾媒体及民主党派给国民党找麻烦，因此认为民间社团（包括宗教团体、江湖会社）、多党制、自由媒体、私人办教育及企业都将形成压力集团，最后挑战中共统治，只有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意识形态）等权力垄断于一党，并消灭一切可供有组织力量生存的社会空间，比如从清代以来就存在的江湖帮会，由党控制各种社团，方可保证统治的稳固。结果就形成了中共特色的统治格局：八大民主党派都成为中共豢养的花瓶党，工会、青年团、妇联及各种“群众组织”（现在名之为NGO）都由党领导，媒体全部由党管制。毛时代消灭私有企业，改革以来允许民营企业存在，但用各种利益羁绊让民企不敢涉足政治活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市场化媒体”，其母报也是当地党报，互联网巨头也得接受政府管制。这三个垄断相当有效，至今大多数国民甚至不知结社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乃是现代国家的公民政治权利，政治压力集团当然更不可能产生。
第二，用“阶级斗争论”将部分社会成员列入“反动阶级”；再用政治学习持续洗脑，培养积极分子成为动物庄园里领唱“四条腿好，两条腿坏”的领头羊。
中共建政之初，将1949年以前的有产者划归为“剥削阶级”，如地主、富农、工商业者；国民政府的职员，包括军警宪特在内，镇反杀掉一批，活下来的归入国民党“残渣余孽”，与剥削阶级同类。这些人及其家属子女，均属于政治贱民，遭受各种社会歧视与打击，子女上学就业均遭受严重歧视，并不得与军人、保密工作人员通婚。这支政治贱民队伍人数并非恒定，每次政治运动都会增加一批新成员，如右派、反革命等。中共用这种方式，将中国变成一座不折不扣的动物庄园，人们生活于政治恐惧当中。非政治贱民的红五类，则成为动物庄园中的高阶动物，充当低阶动物 的看押者。
第三，设立户口制度限制社会成员自由迁徙。
中共建政后，通过户口制度成功地达成了城乡分割，将社会成员固定在其出生地，并在城市通过按户口配给基本生活用品，如粮食、布料、食 用油、副食品、肉蛋类均实行计划供应，任何人离开自己的户口所在地，就无法取得这些基本生活资料。如果不是读大学、参军（包括复员转业后安排工作）、招工，一个人基本上没有办法 离开出生地。凡外出旅游、探亲，均需由工作单位开出介绍信，如果无工作，则必须由户口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农村生产大队开出介绍信，否则连旅馆都无法入住。如果住在亲戚家则需要到派出所报临时户口，这一制度自改革以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有所松动，人口流动成为常态。但到胡锦涛第二任期末，中国又开始加强城市管理，近年重新要求外来人口实行“居住登记”，如最近媒体讨论较多的“穗府36号文”，即对人口流动加强管控之举。
*向下寻找政治支持的反智化落后统治*
毛泽东终其一生都仇视知识分子，有人将这一点归结于他当年在北大受到教授们轻视，其实这是皮相之谈。归根结底，是因为知识者有头脑，不易盲从，才被毛视为愚民统治的天敌。毛贬低知识分子的名言最早可追溯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有名言曰“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毛多次讲过“书读得越多越蠢”，最后被发挥成“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为毛泽东文革教育政策的口号之一。在建政之前，毛因要利用民主人士，将知识分子视为“争取、团结的对象”，有过表面的“重视”。当毛在北京坐稳帝王宝座之后，他对知识分子就只有轻视、蔑视与敌视了，知识分子被视为教育、改造对象，对其施之教育改造的就是文盲半文盲的工人农民，到反右与文革，教育改造就干脆变为批斗。
在毛时代，国企工人由于工作稳定、福利好，再加上政治下被称为“领导阶级”，与农村中的雇农、贫下中农一道，构成毛时代的统治基础。后者的经济地位虽然低下，但中共用“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主力军”这套说词，让其与工人一样拥有政治优越感，无论是反右还是文革，包括每次大的政治表态，中共都习惯性地让工农上台表态狠批知识分子，养成他们轻视知识、蔑视知识分子的反智化心态。邓小平经济改革之后，知识分子的地位一度得到提高，但由于 复杂的政治原因，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整个社会将尊重知识变成了尊重文凭。在近十余年，中共使用五毛等网络水军控制引导舆论，反智化倾向又卷土重来。
限于篇幅，本文对中国如何成为动物农庄只做了大略探讨。我想指出的是，毛泽东为中共奠定的制度基础（一党专制）及排斥西方政治文明的思维定势，在邓时代并未得到矫正。习近平执政两年来的所作所为，表明中共政治制度已经形成一种结构性锁定，这种社会结构中，任何政治反对力量都难成气候。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11月26日，http://ift.tt/1vmSy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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