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Mada Masr （英譯者 Alfred Raouf）
日期：201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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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羅 – “在不久將來的某一天，歐洲醒來時會發現自己處身噩夢之中。”
我在2012年到訪歐洲時這樣對朋友說。他們很快就否定了這個看法。可是才不過兩年光景，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簡稱IS，或ISIS)的支持者就在歐洲抗議，而歐洲公民則加入ISIS在敘利亞和伊拉克戰鬥。看來噩夢已經到了。
對歐洲來說最危險的並不是伊斯蘭國本身，而是“歐陸內部的ISIS”。歐洲各國政府在如何阻止這情況發生這個問題上方寸大亂。它們的應對方式低效，甚至毫無作用。簡易的解決方法並不存在，可是歐洲必須處理問題的主要根源：資金，主導歐洲伊斯蘭教傳播的狂熱教義，歐洲對中東及入籍移民的政策。
這些議題很複雜，而要明白問題的嚴重程度，便必須了解ISIS的歷史沿革，教義，目標，以及ISIS的歐洲支持者在思想上的一些主要差異。
死而復生的教義
伊斯蘭國的信仰源自瓦哈比派教義(Wahhabism)，這個伊斯蘭教流派於18世紀創立，後來又衍生出幾個支派。它的創始人瓦哈比(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和沙特(Muhammad bin Saud)結盟反抗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並建立了第一個沙特國(the first Saudi state)：一個以“真正的”伊斯蘭教義—瓦哈比派教義—為基礎的國家。
瓦哈比派教義主張回歸最早期的伊斯蘭基本教義，並且把任何在首三代穆斯林以後出現的東西統統視為不必要的變革。這就是為什麼有人會把沙特阿拉伯試圖培養某些現代宗教習俗的做法以及其政府和美國的盟友關係視為對瓦哈比宗旨的背叛。這種受背叛的看法產生了基地組織(al-Qaeda)和後來的伊斯蘭國。
伊斯蘭現代主義和瓦哈比教義同時發展，主要發源地是埃及的愛資哈爾(Al-Azhar)，由塔塔維(Rifaa al-Tahtawy), 阿富汗尼(Jamal ad-Din al-Afghani) 和阿卜杜(Muhammad Abduh)等學者倡議。他們嘗試糅合伊斯蘭教義和歐洲社會理論，並且主張認真的重新審視伊斯蘭古典思想，以19世紀的視角重讀伊斯蘭教的復興。
通過愛資哈爾，伊斯蘭現代主義在1960年代以前是穆斯林世界的主流。改變這情況的是1973年的石油危機，那場危機使石油價格飆升四倍，為瓦哈比派教義提供它佔主流地位，甚至接管愛資哈爾大學(Al-Azhar University)所需的一切資源。由那時起，瓦哈比運動斥資數十億美元印製書籍，派遣傳教士，資助整個伊斯蘭世界和其他地方的學者。時至今天，石油美元仍然是ISIS的資金來源。
許多瓦哈比派學者的文本和解釋並不只是反對伊斯蘭現代主義和批判性思考。早期的瓦哈比派學者如塔米耶(Ibn Taymiyyah)，近期的如馬杜迪(Abul A'la Maududi)等所持的觀點不僅超出了伊斯蘭教早期的容忍教誨，更引入了依據他們自身所處社會和政治環境而構成的狂熱主義。舉例說，在今天還有人在聲望最高的沙特教令學院—沙特阿拉伯王國學術研究總院長會議暨教令頒布所(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s General Presidency of Scholarly Research and Ifta)中引用塔米耶的看法：“德魯茲派(Druze)是異教徒，因此可以囚禁他們的女人，而他們的男人則不論身在何處都應該殺死，並以詛咒異教徒的方式詛咒他們。”
馬杜迪在他的著作 “伊斯蘭的聖戰”(Jihad in Islam)中寫道：“伊斯蘭想摧毀地球上所有反對伊斯蘭意識形態和計劃的邦國和政府，不論實行統治的是什麼民族...伊斯蘭聖戰的目標是剷除非伊斯蘭體系的統治，並以一套伊斯蘭治國體系取而代之。
伊斯蘭國版本的聖戰依據的主要概念之一是Al-Hakimiyyah，即“阿拉的主權”。穆斯林兄弟會其中一位最受尊崇的學者庫特布(Sayyid Qutb)，也是啟發基地組織創始者的人，他在其著作 “里程碑”(Milestones)中主張阿拉的主權，更勾勒出伊斯蘭聖戰的里程碑和步驟，用以執行伊斯蘭教法(Sharia)。
“宣告阿拉的權威和主權意味著剷除所有的人王。要落實執行神聖法律(伊斯蘭教法)和廢除人類訂立的法律，單靠宣道是不可能的。”庫特布接著鼓吹聖戰：“只有同時運用'宣道'和'實際行動'才可以做到這點。”
跨越國界
歐洲視之為民主，溫和派伊斯蘭政治組織的穆斯林兄弟會得以在歐陸自由行事，憑著一個具周詳計劃，妥善組織而且緊密連接的網絡，它對伊斯蘭宣道活動和這些激進概念的推廣起了關鍵作用。
在處理“歐陸內部的ISIS”時，歐洲需要明白，對瓦哈比酋長以瓦哈比學者的文字為依據教授伊斯蘭教教義加以容忍的主張將會為日後接納對伊斯蘭教作暴力，狂熱解釋的做法鋪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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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殖民主義，歐洲在兩場世界大戰後對中東的瓜分，以及唯一一個統一的“伊斯蘭國家”（奧斯曼哈里發，Ottoman caliphate）的覆滅等，在在使許多穆斯林感到無力，痛苦和怨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法兩國訂立了瓜分奧斯曼土地的《賽克斯-皮科協定》(Sykes-Picot Agreement)，以及1948年以色列國的建立是這種攻擊的兩次體現。
重點是歐洲要理解這段歷史對ISIS普及所起的作用。原教旨主義的瓦哈比派伊斯蘭教向某些穆斯林提供了一種有力量的感覺，以及挑戰西方—他們怨恨的對象所需的說辭和實際方法。
瓦哈比派視伊斯蘭教為“宗教和國家”：兩者並不分離，國家必須採納和實行伊斯蘭教的意旨—更確切的說法是瓦哈比派伊斯蘭教的意旨。穆斯林兄弟會的創始人班納(Hassan al-Banna)宣講說：伊斯蘭國度包含“一種比任何在地民族主義(local nationalism)都更為優越的伊斯蘭民族主義。”這就是今天ISIS不承認國界並以消除它們為宗旨的原因。
在歐洲，法律起草以人民的意志為依據；但是，按照瓦哈比派，伊斯蘭教法是唯一的法律：“根據穆斯林學者的一致看法，那些以世俗法律統治，認為世俗法律比阿拉的神聖法律更合適，更有成效的人是kafirs (不信教者)。”
西方後啟蒙年代(post-Enlightenment)的自由派思想承認，社會及其價值觀念恆常演變。但是，依照瓦哈比派的看法，社會及其價值觀念必須回歸到7世紀阿拉伯半島的教導，並且應該始終受那套教導規範。
對許多信奉瓦哈比教義的歐洲穆斯林來說，這些差異產生了衝突，也是他們贊同伊斯蘭國並且合力建立瓦哈比宣講的那個國度的部份原因。那些在歐洲生活的穆斯林認為，伊斯蘭國度能夠解決他們所面臨的困境。雖然，渴望建立一個統一的大伊斯蘭國度可以是一個正當的目標，摧毁所有其他國家、殺戮、斬首和恐怖卻不是正當的手段。問題在於，瓦哈比教義包含了這兩者。
確切而即時的危險
由得水龍頭開著的時候拖地沒有用處。這就是為什麼沒收ISIS戰士的歐盟護照和向他們提供復康服務的嘗試並不能解決問題。同樣，軍事介入敘利亞和伊拉克也不能解決“歐陸內部的ISIS”這個問題。要說這做法會有什麼效果的話，那就是挑起更多ISIS在歐洲的支持者的怒火，而不是阻止他們擁抱這些信念。
問題的核心是一種想法，一種由石油美元大幅資助並在歐洲宣講的教義，而批評這種教義或控制其資金來源的努力卻少得很。
把所有責任推給入籍移民也是完全掌握不到重點。改宗伊斯蘭教的木土歐洲人當中，趨於激進，加入伊斯蘭國的人數也很可觀。早期入籍移民歐洲的穆斯林帶來了各式各樣的伊斯蘭教教義—蘇菲派(Sufism)、迪奧本迪派(Deobandi) ，巴拉萊維派(Barelvi)等只是其中一些例子。同樣，在1973年的石油危機之後，這些穆斯林的孩子，第二第三代的入籍移民，接觸到密集的瓦哈比派教義宣講，並且受到教派提供的資助吸引。
因此，支持ISIS的大都是年輕一代的入籍移民。其中一些更是在瓦哈比派教義影響下變得極端激進，受招攬參加聖戰的改變信仰者。
任由歐洲繼續成為伊斯蘭國的繁殖基地會危害歐洲社會的核心結構。任由聖戰者統領宣揚激進解讀伊斯蘭教教義的教育機構—荷蘭的Jermaine W就是一例，又或者把聖戰者視為尋求政治避難者來加以收容，只會促成新一代ISIS的歐洲支持者出現，並最終反噬歐洲社會。
宣揚對伊斯蘭的接納雖然有助入籍移民融入新家園的社會結構，但宣講激進版本的伊斯蘭教教義則會造成反效果，不應該容忍。一所由激進酋長管理的清真寺在挪威一個村落開辦之後，本土挪威人和索馬里入籍移民之間的社會互動減少了，索馬里人變得不那麼投入社區的運動和消閒活動。這是因為，酋長對那些顯露融入挪威社會徵象的索馬里人說，他們沒有遵守伊斯蘭的戒律，假如那些索馬里人不服從酋長的要求，他們會被排除在索馬里社群之外。
儘管言論自由及宗教自由是歐洲不應捨棄的價值觀念，歐洲卻不應該容許人們濫用這些自由來宣講一些違背這些自由的開示。一個人不論何時都不應該支持奪去他人自由的自由。
資金，宣講激進狂熱版本伊斯蘭教的自由，歐洲的中東政策，年輕而激進的歐洲穆斯林之間的文化差異以及未能控制整合第二第三代入籍移民等是問題的一些主要根源。只有在溫和派穆斯林和伊斯蘭現代主義的幫助之下處理這些問題的根源，歐洲才有可能應對“歐陸內部的I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