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Justin McDonnell
日期： 2014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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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學者》的麥克唐納(Justin McDonnell)和屢獲殊榮的駐中國記者林慕蓮(Louisa Lim) 談到她的新作《失憶人民共和國：重訪天安門》(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審查，以及1989年發生的事情至今仍有關聯的原因。
問：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審查方面的動作很大，對活動人士以及包括天安門在內任何威脅黨統治地位的異見都加以打壓。當你寫這本書的時候，你有沒有擔心那些和你談話的人以及你自己會因為提到1989年6月4日發生的事情而遭遇危險？
答：由於政治氣候多變，我很關注受訪者會面臨的後果。要判斷那些公開提及1989年6月4日發生了什麼事的人會面臨哪個程度的危險確實並不可能；可是，今年的密集打壓傳達了一個明確的信息：要公開紀念—甚至即使私下紀念—1989年發生了的事情便要付出代價。正正因為人們說每一句話都需要衡量風險，我這本書才更有必要出版。也因為這個原因，當每一個受訪者決定接受訪問的時候，我便有責任確保他們的故事得以流傳。
我從來沒有擔心過自己的安全，然而，我確實採取了多重預防措施來避免計劃泡湯。那些預防措施包括：使用一部從來不上網的手提電腦撰寫這本書；每一晚，我都會把那電腦放入保險箱；我也很小心注意不在家中或辦公室說起這本書，因為我居住和工作的地方都位於外交人員小區，人們普遍認為這種小區安裝了竊聽器；我沒有在電話上或者電郵裡提到這本書；而在一段長時間裡，我甚至不告訴自己的孩子我在做的事，因為我擔心他們會在一時忘形說漏了嘴。
問：在實施戒嚴之前的幾天，鄧小平主席申明了他的命令，他說穩定至關重要。至今，黨奉行不計代價維持穩定這一誡命已經幾十年了。另外，大多數中國人看來對他們國家目前的方向感到滿意。然則，中國民眾了解被審查的近代史為什麼重要？用李光耀的話說，這樣難道不會帶來動盪，使那國家再陷入另一個100年的混亂無序？
答：毫無疑問，共產黨在與民眾分享經濟成果這一方面做得很成功，平均而言，中國人的可支配收入比1997年增加了17倍。但是，維持穩定並非沒有代價。共產黨對於維持短期穩定的執迷破壞了法治，這在長遠而言將會造成不穩定。
至於說歷史的重要性，只要看一看共產黨為了改寫、審查自己的過去而做的非常行動便可以明白它對於“正確”理解歷史有多重視。只要說到1989年，挑戰國家論述的嘗試—哪怕是閉門舉行私人的紀念活動—現在都會受到懲罰。正如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1984裡說的，“控制過去的人便能控制未來；而控制現在的人便能控制過去。”
問：中國的千禧世代怎樣談論那場悲劇？他們的談論方式和他們父母那一代有什麼不同？
答：我的經驗是，中國絕大多數的千禧世代完全不講1989年的事情。假使他們知道那些抗議和奪命鎮壓，他們也可能視之為與他們生命無關的久遠歷史。他們的生活都被經濟問題佔據了：找工作，買房子，結婚。對我來說，一個22歲學生的話概括了大部份中國年輕人對於那場北京之春的距離感：“假如那時候我在世，又或者我是個考古學家或者歷史學家的話，我才有權談論那事。”
對他們父母那一代而言，尤其是那些曾經參加抗議的人來說，情況複雜得多。對一些人來說，談論發生過的事—以至純粹的記著那事情—是痛苦的。無疑，把它忘掉會好過些。另一些人會私下說，但不會讓他們的孩子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因為即使那樣也會有潛在危險。群眾對那事的沉默使他們不自覺地成了國家湮沒記憶的共謀。五年前，言論出位的電影教授崔衛平說，國家之罪正在受到沉默之罪掩蓋。她警告說，繼續沉默的話，“犯下六四之罪的便不會只是一小撮人，而是我們所有人都有份。”
問：假如幾百萬人今日會上街要求改變，他們會要求什麼？
答：1989年的抗議運動仍舊有力，是因為它提出的多項要求—更大的政治參與，採取行動打擊貪污，用人唯親，以及官員謀取暴利等—不僅未有得到滿足，而且變得更加迫切。除了那些要求之外，一系列的新訴求出現了，包括人們對地方政府徵地的憤怒，日益加深的財富鴻溝，以及中國的環境問題。民族關係越來越緊張，超過125名藏人自焚抗議中國的統治，而恐怖襲擊的顯著增加則標誌著西北部的新疆出現了民族叛亂。
在十年前會被視為異常的景象—比如藏人自焚，調動武警進入一個城市的中心鎮壓騷亂等—今日卻成了司空見慣的事情，以至於它們失去了新聞價值，這個實情使人不安。許多時，大規模騷亂的觸發點只是些極其瑣碎的事情。我記得有一次，觸發點是人們在遊樂場為了一個芒果打架。只是，發洩不滿的途徑付諸闕如，人們積壓下來的憤懣便可能爆發成為大規模的暴力。
問：至今為止，你在中國生活了20年，也報道了20年的中國新聞。我想，那個地方，那裡的人對你來說應該很重要。如果因為出版了這本書而被永久禁止進入那個國家，那值得嗎？
答：我希望不會這樣。我嘗試盡可能含蓄地表達意見，也呈現政府本身的立場。在最後一章，我講述了此前沒有報道過，在1989年於中國西南部城市成都發生的暴力鎮壓，根據政府的數字，至少有8人死亡。在調查的時候，我嘗試在中國的官方媒體中找尋相關報道，以便盡可能呈現事情的全貌。
同時，有太多人因為恐懼未知、沒有明言的後果而沉默得太久了。我們這些能夠發聲的人應該發聲，填補那個真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