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和香港兩個島嶼之間的命運越來越彼此相聯繫。
1945年，台灣從日本被交還給「祖國」，但在這主權轉換的過程中，人們沒有機會發出自己的聲音，只是顆被強權拋在手中的球。這個不滿與矛盾首先在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中爆發，而後人民前仆後繼追求發出做為一個完整的、可以自我決定命運的政治共同體的聲音，卻始終被威權體制無情鎮壓。直到七零年
代，民眾力量日益增強，到九零年代中期，逐漸完成形式民主和政治主體性的建構。
在香港，1997年同樣是被一個殖民母國交回到祖國。過去的香港，在長期殖民體制下未能發展出一個自主於殖民體制的公民社會，一個能體現政治主體性的本土
運動。雖然在八零年代，香港就出現民主運動，但欠缺深刻的群眾基礎，人民也沒有機會被召喚成為「公民」。89年聲援六四固然是一次集體政治意志的巨大展
現，但並沒有改變香港人政治主體意識的薄弱。97年回歸，則如學者羅永生說，只是所謂的「被動回歸」，人民沒有機會表達他們的聲音與政治欲望。
直到2003年，五十萬港人上街要求撤回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成為香港回歸後，第一次人民意志與北京意志的直接碰撞。結果，港人第一次發現/展現「人民的力量」，並自此逐漸浮現出上述所說欠缺的公民社會和政治主體。
此刻，台灣與香港都處於一個新的歷史時刻。
經過二十多年的民主化，台灣赫然發現掌握這個國家的政治權力依然傲慢，資本權力越來越龐大，發展主義的意識型態也依然肆虐著這塊土地。而台灣和中國的關係
進入一個全新階段：既必須和中國的政府與人民建立更合理的對話和互動關係，也必須阻止北京透過台灣資本家和政治人物（及兩者的結盟）對台灣自主性和民主的
不當影響。
在香港，過去十年的新民主運動以及新建立的政治主體性，不只是政治層次上的，而是根植於草根的與社區的。從次年保衛灣仔利東街來抵抗政府重建計畫起，到
06、07年的保衛天星、皇后碼頭，
09年的反高鐵保衛菜園村運動，香港出現一波波的新的社會運動，涉及文化保育、公共空間、集體記憶、都市規劃等行動，因為他們所要爭取的是讓人民的聲音、
民間的參與，來書寫城市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而不是政府和財團的霸權力量。另方面，他們也反思過去主導香港的發展主義或者「中環價值」，重新面對人和土地
的關係，並開展後物質主義的價值。這些行動緊緊聯繫著一個新概念：「本土」──從那時至今「本土」又產生多重歧義。
對政治普選的呼聲也不斷增強，尤其在反高鐵一役中，高鐵撥款獲得大量「功能組別」議員的支持，讓反對者清楚認識，爭取普選的政治體制改革其實涉及具體經濟與社會資源的分配，而不只是抽象的民主政治。爭取真普選的「佔領中環」更成為今年關鍵的政治詞彙。
但是另一方面，回歸後的新矛盾以及殖民時期累積下來的舊矛盾，從政治到經濟到社會文化，都一一爆發。中港矛盾在近幾年如幽靈般糾纏著香港每個細胞：北京對
香港政治、經濟、媒體、教育等各領域的控制與滲透日益增強，陸客自由行、雙非孕婦到搶購奶粉對港人生活造成的種種衝擊，都讓許多香港人擔心香港正在死亡
──不論是他們熟悉而珍惜的生活方式，或是他們信仰的核心價值如自由、法治。
在台港兩地當前的公民運動中，從八十後到九十後青年特別展現出新的能量和想像力：不論是台灣的環境、土地、反都更議題到反媒體壟斷，香港的反高鐵、追求土
地正義、今年的聲援碼頭工人罷工，乃至新一波普選運動，都看到青年人作為變革的先鋒。同時，主流政黨也都在新的社會力量崛起過程中被邊緣化，被年輕人所不
信任。
因此，台港兩地有太多值得彼此學習：同樣面臨新自由主義下的資本霸權，同樣面對日益嚴重的社會不平等和青年貧窮化，同樣面對北京霸權的威脅──台灣可以更
了解北京如何從過去到現在滲透香港的政治、企業和媒體等機制在內部擴大影響力，或者認識到把陸客自由行當做經濟的萬靈丹會造成如何嚴重的負面後果。相反
的，香港可以從台灣二十多年來的民主運動以及本土化運動的進步與不足之處，得到許多啟示，不論是社會運動與政黨的關係，或者如何建立一個開放而能維持多元
的本土認同。而在社會運動的創意、組織和動員能力上，部分台灣人和香港朋友都以為台灣社運比香港強；但這是一個迷思：關鍵不是比較強弱，而是兩邊都有許多
可以讓彼此參考、學習。
最後，這本由台港兩地年輕人共同撰寫的書十分難得，既可以看到新世代如何理解各自社會當下所面臨的矛盾與出路，也可以透過彼此對照，找到連結與合作的契機。
畢竟，面對強大的敵人，我們只能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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