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記者協會為成立四十五周年籌備出版特刊，邀筆者接受訪問，想我談談對新聞工作的看法，份屬同行，筆者沒理由拒絕。以下是記協執行委員陳健佳君開列的題目與筆者的回應。
問：《信報》於一九七三年七月三日創刊，距今剛好四十年，與現在的傳媒比較，兩者的機會與挑戰有何不同？辦報策略應如何？
答： 籌辦《信報》時，根本沒有任何時機的考慮和迎向挑戰的念頭，只是發覺當年社會上不善理財而空想發達的人，比比皆是，這些不諱言人生目的在「求財」的老香港和新移民，他們對能夠解釋經濟行為的經濟學理論，只要不是滿紙術語、程式及生硬的「外來語」（翻譯者亦不明白的名詞或造句），是有興趣閱讀的。縱情犬馬聲色的香港人有興趣閱讀筆鋒不帶感情通常乾澀難明的經濟學文章，如阿當．史密斯所說，是為了私利而已！數十年的興盛繁榮及低稅率，香港固然造就了不少世界級富豪，中產階級亦迅速膨脹，他們行有餘力，了解一點把其功利行為（香港人理解的功利是唯利是圖的同義詞，和Utilitarian的功利頗不同）提升至抽象層次的經濟學理論，便大有需要。事實上，財來有方的計議，投資、理財、經營、管理，無一不是大有學問，所以推廣經濟知識、引介個人、企業和公共理財的各方見解，是《信報》從開始便不含糊的取向。
說機會，一九七三年恒生指數自三月份的一千七百多點高峰跌至四月初的四百零一點，換句話說，大市是在不足一個月內暴跌四分三，《信報》在大跌市剛剛喘定的七月三日創刊，僅僅三個月後（同年十月），中東戰事爆發，OPEC禁運石油，香港實施燈火管制， 恒指再從《信報》開辦時的四、五百點，跌至七四年底的一百五十點，股價平均跌幅達三分二；對一份剛誕生的財經報刊來說，時機還有比這更差的嗎？危危而事成的經驗，使我體會到傳媒事業的開展，不是由客觀環境造就現成的機會，是業者有一股不計輸贏（其實是一股蠻勁）面對逆境的挑戰。如何能在順勢之時不驕不惰、好景之時不忘本份、扎扎實實地經營當然是「成功之道」，但若無「幸運之神」眷顧，不易成事。
四十年前走政經路線，《信報》在港算是開了風氣；如今財經載體繁多，鋪天蓋地，財經新聞從當年可有可無、聊備一格，到今時今日的成行成市，人人往錢看、關注財經資訊成了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種過猶不及的變化，衍生不少價值取向和精神意義更深層次的問題，傳媒帶給公眾是社會現實的寫照，而受眾的關注與應對，正是應世營生的得失關鍵和參考。新聞載體多樣化後，由於處理新聞到發放的死線和時效與前不同，媒體之間出現了微妙的分工，所有新聞工作者的職責都是忠實地以最快的速度傳遞信息，讓大眾盡早知道發生於世界各個角落的大小事情；不過傳遞消息以外，縱觀、綜合、分析、透視時事的裏裏外外和影響以至從中看到未來的可能發展，可以說是愈來愈重要的職份，也是電台、電視和網絡以外，文字媒體仍有可為的空間。
傳媒的社會功能向來是藉報道大小事故，開人眼界，減少愚昧。時勢變化再大，既濟未濟的世 事人事，無為有為的取捨，仍是業界條陳種切、說是道非、尋因問果的索引。傳媒工作的最大挑戰，仍是時間上爭分奪秒的「知」、「覺」、「悟」—及早與聞時事 的「知」，足以在紛紜世事中判別輕重好壞的「覺」，還有及後因應得宜的「悟」，那是傳媒人須有識見和思想才能勝任的工作。
我以為傳媒的機會與挑戰永遠存在，不過掌握市場需要的機會，不容易事前察覺，四十年前如是，四十年後一樣。當年《信報》有發展的機會，也許同樣的內容，今天難以立足；那不等於說沒有符合市場需要的媒體繼續脫穎而出。
問：香港回歸十五年，輿論空間有何轉變？
答：回歸以來，港人月旦時事，暢所欲言，互聯網固然廣闊無邊，大眾傳媒的數量與供人發表意見的平台，亦有增無減，言論空間不斷拉闊，完全沒有收窄；可是議論紛陳、放言高論對輿論的形成及其影響並無助益，反而倒退。
輿論是眾議、是民情。如今不少人把傳媒的言論和主張視為「輿論」，其實那並不是輿論的全部。
輿是古時轎子手車的座箱載架，是多人合力抬動用以乘物載人的交通運輸工具，所以從輿字引申的輿論並非紛紛嚷嚷的各自表述，而是經過整理因應、合為一車之載的眾議，當中還有動向、運載和交通的涵義。
回歸前，華民政務司署（後稱民政事務局）早有收集民意的常設機制和傳統，主要是官員分區工作的民意薈萃，供政府部門的主管級官員參閱；新聞處也有傳媒內容的摘要，經撮要翻譯的時事「聚焦」，對當年以英國人佔絕大多數的決策階層，正是下情上達、揣摩華人社會想法的重要渠道。
九七以後，特區高官沒有語文隔閡，直接看到、聽到不同媒體的新聞和言論，過去官方薈集資訊的橋樑作用固然淡化，官員因個人好惡，各有個別讀報、看電視聽電台（或根本不看不聽不讀）的習慣，忽略個別性的耳聞目睹；儘管都是事實和意見，卻是未盡客觀的管見，引為參考的輿論，還是要經過一車之載的整理機制和工夫，才有較為清晰客觀的基礎。
從政為官，哪個不想掌握民情知所因應？九七以後，董建華作為特區第一位行政長官，執意有為，銳意建設，可惜在他的責任意識裏，全力以赴是埋首伏案、埋堆開會的七．十一，對傳媒言論及群眾疾呼，鮮有及時回應、切實處理的知覺；他昧於港人剛剛經歷過渡的怕變心理，大有為地施展主張、強行變革，輿情不情不願，行政長官的魄力（其實是好大喜功急於有所表現）亦比實力強，所以很多事情難竟全功。當年的八萬五建屋計劃，招來八方怨聲，董先生沉默許久以後才漫不經心地表示，沒提已久的政策，就是沒有了。輕輕一句話便令官箴完全地、徹底地、絕對地破產！建屋計劃的有疾而終，正是董氏沒有官民溝通意識、未有嚴正面對輿情的經典範例。
曾蔭權遠比其前任關注傳媒言論，可惜敲鐘度日的打工心態，欠缺振作香港的領袖胸懷，沒有長遠計劃、重大主張，身邊的spin doctors再賣力，官民溝通再暢順，也不外是在一些形象工程的塗脂抹粉，沒有在政策的意義動向上，建功立業。其實媒體多了，意見分歧明顯了，如何把公眾見地和媒體見解整理為足供借鑒的公論輿情而非流於泛泛，應當有機制專負責其事；前朝的方法可能已不合時宜，有待整頓、改善和提升，可是梁振英政府的中央政策組主管，已有理直氣壯、為政府打輿論戰的「威」論。我們能旨望這一屆政府識大體和公正為民嗎？
回歸後的輿論空間變得視野模糊，言論激化，少了讓人冷靜思索、理性辯解、善加因應的成熟條件。傳媒工作者一向擔憂回歸後的言論自由會受壓抑，以香港的情況看，受箝制的威脅不算大，反而政界、傳媒與群眾的取態各有執着偏差而失公失正，這意味輿論沒有發揮應有作用的空間，其地位相應低落，不足為奇。
答記協問．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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