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 | 绿领巾和黑头套
当西安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学生戴上教师发明的绿领巾时，他们未必能意识到这是人格侮辱。不舒服的感觉或许来自其父母，由媒体放大后成为舆论焦点，绿领巾迅即被陕西省少工委取缔。这是一场闹剧吗？否。发明者煞费苦心，本意在于激励孩子上进，能戴上绿领巾的其实已经被教师视为“苗苗”——可以进步的接班人，也就是他们心目中有可能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对象。教书育人者心里明白，所育之人乃符合党化要求之人，可以无障碍接受共产主义教育，服从革命需要，一路拾阶而上，登堂入室，成为政权维护者。
教师们会本能地嗅出异味，那些不屑于被选拔的人，一定会及时被他们筛出来，堆放到某个角落，相机处理掉。他们忠实而且能干，保住饭碗是最重要的理由，在此作业过程中的快感、成就感也很关键。
勒脖子的东西，除了领带、项链、绳索外，便是红领巾。红领巾发轫于苏联先进女工的红色三角头巾，本用于装饰女性之美的东西，跃升为激励童稚牺牲的标记：“时刻准备着，为了共产主义而奋斗！”诱惑性的红一变而为烈士的鲜血，当它束在孩子脖子上时，会产生一种迷人的“化学反应”：我自此将成为革命后备军，从人变为战士，神圣感油然而生。年幼的我在高家村小学佩戴红领巾时，热血直往上涌，感觉自己骤然变了。一个“地主”的后代能佩戴此标记，表明被遴选者认可，取得了“革命”的资格。
从红领巾、共青团到共产党员，这是一条阳光大道。小学教师中学班主任大学辅导员单位老总，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条真理。有多少人在他们的指引下成为主流所认可的对象，年岁增加，人生历练——组织会不断提供给他们这种机会，他们相继步入官员行列，负责起大大小小的事务。他们也因此获得了相应的待遇，心中欢喜。当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你一定知道我是那行列之外的国民。自小置身于“分类”的氛围里，也就这样完成了自我定位，也能理解那些善于改变，涂红自己的人。
在我有限的人生里，精神压迫从未停歇过。小学，批斗外祖父张义，我被迫坐在台下聆听；大学，参与成立毛泽东思想研究会，积极靠拢组织，仍被学工部部长视为危险分子；工作后一有风吹草动就被列入帮教对象。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属于那个上进者的序列，也不想跻身其中，只想做一个干净的人，活在日月星辰之下，如此卑微欲求，却难以实现。楔入日常生活的文件学习和思想汇报，令我窒息。于别人，或许是口头上的演戏，对我而言，却是可怕的精神折磨。
信“革命”和“真理”的人，最容易成为这个政权的敌人。他们仅仅要求政府按照自己说的话做，就不可避免地沦为仇敌。山东临沂盲人陈光诚便是一例。他无非要求政府履行自己许诺的非暴力计划生育政策，就深陷囹圄，被暴力围困至今。这个“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的人（顾城诗句），背负这个世道不可能完成的使命，毅然走上了一条求真求公正的不归路。他成为国家敌人，他的家乡——临沂东师古村成为囚禁之所。前赴后继的义士们之所以冒被抢被伤害的危险探访，只因为心里仍存一丝希望：朗朗乾坤，一个号称依法治国的国家还不至于如此黑暗吧？那个村子不应该成为法外罪恶之堡垒。但现实让他们明白，自己还太善良，怎么想象黑暗和罪恶都不为过。整个临沂已经被武装起来，用来对付救援陈光诚的力量。钱，财，物，应有尽有，人更不缺，整个村子的人眼疾手快，将接近陈光诚的人视为仇敌，擒拿，侮辱，然后弃之。他们获得了多大的快感！邪恶的力量从体内奔涌而出，他们眼里只有猎物，那些人是可以转眼换成金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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