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Timothy McLaughlin
發表日期：2020年8月1日
***本譯文版權歸作者/刊登機構所有。***
2019年8月31日晚，當頭頂上響起緊急警告時，警察衝進香港地鐵站，揮動警棍，將疑似反政府抗議者追趕到一列停駛的列車的狹窄車廂裡面。
就像這個城市抗議運動的許多關鍵時刻一樣，記者和旁觀者用照片和直播記錄下了這一場景。事件中最經久不衰的畫面顯示，一小群人蜷縮在地鐵門邊。其中一名被濃濃的胡椒噴霧澆濕的男子蹲在地上，痛苦而恐懼地向警察舉起雙手。
當時香港的抗議運動已經開展了近三個月，警察的行動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全城的記者都在試圖理解他們所看到的一切，並恰當地解釋這一時刻的艱鉅性。被認為是乘客安全空間的地鐵站被攻破了；而警察—幾個月前還被視為社會中的可靠成員—在沒有明顯證據表明存在重大安全威脅的情況下，襲擊了平民。
在香港最大的英文報紙《南華早報》，現在變得熟悉的突發新聞爭奪戰爆發，並將持續到第二天凌晨。該報如何處理報導，自此成為記者們緊張的根源，引發了一番現場爭議，許多記者告訴我，這代表了香港在媒體自由方面的更廣泛衝突，因為它面臨著一個不確定的未來。當我向該報執行編輯詢問這一事件，以及有關其抗議報導的更多一般性問題時，他狂熱地為該媒體辯護。他說，批評者試圖恐嚇和欺負《南華早報》的記者，以“型塑”報紙的敘述，使之符合自己的喜好。“我們應該屈服於這種壓力嗎？”他問。
《南華早報》的閱讀量不如它想與之競爭的國際性媒體，但由於其獨特的地位—作為具有戰略意義的城市中主要的英語機構，它的報導在塑造國際社會對於香港以及中國大陸的事件的理解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
根據我讀到的一個版本，關於該事件的最初報導的初稿有一個開頭，詳細描述了“混亂和令人震驚的事件”，警察追趕“畏縮的乘客”。不過，最終發表的報導並非如此。《南華早報》編輯後的報導（後來更新了），敘述了“香港精英警察”如何把戴上“面罩”的“激進抗議者”追趕入地鐵站。
該報社發生的事由兩位知情人士敘述。為了避免報復，他們倆都在匿名的情況下講話。那事情體現了《南華早報》新聞編輯部在示威活動進行過程中常見的粗暴、傾斜編輯的例子。那些花了幾個小時，有時甚至被催淚瓦斯，胡椒噴霧和橡膠子彈籠罩的記者，看到他們的作品在印刷品和網絡上刊登之前被編輯們大加修改。通常，警察被描繪成英雄，抗議者被描繪成反派，對雙方的動機和不滿幾乎沒有提供任何解釋或背景說明。一位參與示威報導的現任記者告訴我：“這令人沮喪。” （這位記者，就像和我交談的其他記者一樣，由於擔心受到《南華早報》的強烈反對而不願意透露身份。) 那記者說，這些故事出現在報紙的首頁上， "給人一個《南華早報》反示威者的印象。身為記者，我們絕不應該支持或反對抗議者。"
長期以來，香港一直具有侵略性和喧囂性的媒體傳統，主要使用廣東話和英語。報紙被廣泛閱讀，並且經常對政府和警察的失敗進行尖銳批評。這些自由是“一國兩制”框架的標誌，該框架使這座城市與中國大陸區分開來。在中國大陸，新聞業受到嚴格審查，而且自由度大大低於香港。
然而，即使在香港最近頒布一部影響深遠的國家安全法之前，香港的媒體就已經面臨著壓力。眾多主流媒體被中國支持的人物或親建制企業收購，從而縮減了聲音的多樣性。近年來，打手著手攻擊了高級編輯，北京也騷擾了廣東報紙的營運人員。而自去年夏天抗議活動開始以來，香港政府也試圖限制記者的自由。由於不滿於對官方瀆職行為的誠實描述，當局試圖扼殺這個城市一些最尖銳的聲音。香港電台是一家由政府資助，與英國廣播公司（BBC）類似的廣播公司，當一名記者就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爭議問題向該組織的顧問發問，以及該電台長期運行的諷刺節目“頭條新聞”在將矛頭指向香港警察之後，該電台遭到了官方譴責，而有關節目則被停播。新聞室的高層管理人員已經下台，該廣播公司現在正接受政府審查。警察繼續騷擾報導抗議活動的記者，由於疫情、警察新戰術和國家安全法的共同作用，抗議活動的規模和頻率大大縮減。
新法律使氣氛進一步惡化。香港的記者和編輯一直在猜，現在什麼新聞活動可能構成犯罪，他們從香港領導人那裡得到的保證很有限。出於可能會違反國家安全法的擔心，當地許多報紙專欄作家擱筆。本月，《紐約時報》宣布將把部分員工調往韓國，其他外國媒體很可能會仿效這一決定；據因擔心遭到報復而不願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披露，至少有三個主要的西方新聞機構，包括《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在為其工作人員辦理新簽證或簽證續簽方面面臨延誤。研究香港媒體的香港浸會大學寫作計劃負責人羅貴祥告訴我：“法律的目的恰恰是在這裡引起所有被統治者的恐懼。”
《南華早報》是許多這種緊張關係的中心。資深記者陳婉瑩在一篇研究香港英文媒體的學術文章中指出，《南華早報》成立於1903年，當時香港還是英國的殖民地，長期以來，該報一直是香港精英階層的大報，“那是人們坐公交車時抓著的報紙，或者早上在家門口看到的報紙”。甚至在中國之外，《南華早報》也獨樹一幟，不受新加坡等其他亞洲國家嚴酷的新聞限制。今天，它可以說是這個城市在國際上最重要的報章，它的規模和所有權都得到了鞏固（由馬雲的阿里巴巴集團控制，阿里巴巴是中國最成功的科技公司之一）
但去年的抗議活動對該報社構成了考驗，在全球媒體把焦點轉移到了香港之時，《南華早報》的記者發現自己與高級編輯們出現對立，而這些高級編輯們往往對當局過於恭順，對警方的敘述基本不加懷疑，即使警方不當行為的證據越來越多也依然如此。
在很大程度上，由於《南華早報》與香港建制派的關係，以及該建制派與中國內地的業務往來不斷擴大，它一直是一個比其粵語同業更為保守的媒體。1980年代末至2000年代中期，該報先後由傳媒大亨梅鐸 (Rupert Murdoch)和馬來西亞億萬富翁郭鶴年擁有。
雖然《南華早報》的資深人士經常說起，該報在過去的黃金時代裡更具批判性，但事實上，長期以來，該報的編輯立場和審查制度 一直 受到 質疑。
阿里巴巴在2015年收購該報時，為該公司帶來了急需的現金注入。《南華早報》聘請了更多的員工，搬進了新的辦公室（設有一個現場酒吧），並擴大了編輯產品，包括以科技為重點的“算盤”（Abacus）和“金線”（Goldthread），一個報導中國文化的視頻重磅垂直欄目。該報長期以來一直是英語中國觀察者的必讀刊物，其報導的可信度遠高於任何內地媒體。該報社擴大了自己的野心，通過放棄付費平台來吸引渴望獲得中國新聞的全球讀者，並最終將駐中國的記者團隊增加到50人左右。2018年，它宣布與Politico建立合作關係，《南華早報》的行政總裁劉可瑞在一份內部電子郵件中表示，這是該報紙“信譽和權威日益增長的標誌”。 （據《大西洋郵報》的一位女發言人說，《南華早報》曾與《大西洋》接觸，商討在美國和香港共同製作節目，但這種合作關係從未實現。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近年，《南華早報》也曾與《華盛頓郵報》談過。報社發言人未有回應置評請求。）
由於這些因素，以及人們對中國—當然，冠狀病毒大流行就是從中國開始的—的興趣急劇增加，《南華早報》的讀者人數急劇上升。雖然其每日印刷發行量相對有限，只有10萬多份，但平均每月活躍用戶超過5000萬-在過去三年中增加了10倍，每月頁面瀏覽量接近2億。劉可瑞在接受Digiday的播客採訪時表示，其中約有三分之一的用戶在美國。儘管《南華早報》的所有權如此之大，它仍然受制於媒體市場。劉可瑞在Recode播客節目中表示，該報無利可圖，其對廣告的依賴為“敲響了警鐘”。最近，工作人員被迫休三週的無薪假，管理人員的工資也有所削減。《南華早報》希望開闢其他收入來源，並且不欠之後就會重新引入收費牆。
在其歷史上，《南華早報》大體上壓倒了在香港和亞洲其他地區的英語挑戰者。如今，它在香港英語媒體上的地位已無可匹敵，但它雄心勃勃的目標-以及它的新主人-帶來了更多的疑問，而《南華早報》似乎並不總是能接受這些。尤其是，有人質疑這家擁有117年歷史的機構是否有一天會成為中國邊境上鼓吹黨的路線的宣傳機構。2017年從科技公司Digg加入該報的劉可瑞一直在反駁這些擔憂。“有一種直接的假設是，因為阿里巴巴是一家中國公司，所以他們要插手採編工作，” 他在Digiday播客中說道。 “從來沒有這樣的事。”然而劉可瑞已經承認，該報的編輯獨立性有多麼脆弱。他告訴Digiday：“如果這個城市的法律和保護這些法律的司法機構改變到這個城市不再有新聞自由的地步，《南華早報》將會改變。” （老闆們已經說明了他們對於報導應該如何進行的看法：很多與西方媒體機構合作的記者可能並不認同中國的管理制度，這對他們的報導觀點造成了負面影響，“《南華早報》董事會主席，阿里巴巴執行副主席蔡崇信在交易完成後不久表示：“我們的看法有所不同，我們認為事情應該照原樣呈現。”
出售報紙以來，人們對報紙的道德以及其與北京合作的意願表示擔憂。 2018年，《南華早報》在政府安排下採訪桂民海時遭到了強烈反對。桂民海是一位香港書商兼瑞典公民。在
2015年失踪，一年後又在中國拘留所重新出現，拘留所的看守們對他嚴密監視。劉可瑞一直站在採訪和文章的背後，他說《南華早報》在與編輯討論後同意了採訪，沒有任何附帶條件，而且報社還特意強調桂民海有安保人員陪同。但書商的女兒 Angela 告訴我，她對報社的決定及其對採訪的持續辯護感到不滿，她說，北京精心策劃了自己的有關父親情況的誤導性敘述。她說：“我的父親在經過多年非法拘留和酷刑之後，遭到中國政府公開羞辱，而《南華早報》則通過將這場羞辱傳播和合法化為'新聞故事'而成為同謀。”
說到中國，《南華早報》的整體報導範圍還遠遠不如《中國日報》或《環球時報》這樣的共產黨喉舌。事實上，其網站（和《大西洋》以及其他西方主要出版物—《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其他網站一樣）在中國大陸被屏蔽。
劉可瑞說，更能說明問題的是該報對香港抗議活動的報導，事實證明這對該報來說是一個意想不到的考驗。劉告訴Recode，該報在報導和編輯有關危機的故事時，力爭消除情緒。帶有情感的觀點在評論版上是受歡迎的，，但在新聞版上則是另一回事。 “對我們而言，這種分離是神聖聖的。”
然而，《南華早報》9名現任和前任員工告訴我，這些界線通常不那麼清晰。幾乎所有人都以《南華早報》首席新聞編輯，負責編輯地鐵站事件的其中一人拉圖 ( Yonden Lhatoo ) 為例，他是前電視記者，現任和前任同事都認為他是一個舉動粗魯輕率的人，容易發怒和經常大喊大叫，他是高級編輯三人組中的一員。該三人組在他人眼中是造成新聞編輯室工作環境有時尖刻的原因。 拉圖還撰寫定期的專欄和新聞報導。他對多篇回顧抗議活動的文章所做的編輯讓一些記者感到不快，尤其是那些在街頭報導的記者。細心的讀者沒有錯過該報的這個基調。NPR前駐北京記者， 現為墨爾本大學新聞研究中心高級講師的林慕蓮說，“語言和詞彙的選擇本身就反映了偏見。” 她指出，在敘述抗議活動的報導中，經常會使用暴亂和橫衝直撞等詞彙，而這些詞彙經常會進入抗議報導的最終版本。
新聞編輯室的成員對拉圖在10月份寫的文章報導特別不滿。那篇報導發表在該報的新聞版上，推廣了一個在親北京人士中流行的理論，即香港有“沉默的大多數”反對抗議，但被嚇到不敢作聲。在報導發表之後，新聞編輯室成員對此非常關注，以至於他們要求與高級編輯會面，討論他們對拉圖和整體編輯方針的擔憂。一位與會人員告訴我，執行編輯周松欣和副執行編輯Zuraidah Ibrahim會見了心懷不滿的工作人員，但“沒有試圖說服任何人，也沒有與任何人和解。只是說，'情況就是這樣，如果你不喜歡的話，大可以離開，門口就在那裡。'” 據知情人士透露，在抗議活動期間和隨後 的幾個月裡，一些報導抗議活動的核心記者確實離開了該報，至少還有一個編輯將在短期內離職。最近，拉圖在5月16日的專欄文章中敦促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效法唐納德·特朗普，通過給“惡意記者”貼上“假新聞”和“恥辱”的標籤來反擊他們。一位前記者將其比作“要求對新聞自由本身發動攻擊”。
劉可瑞對尋求評論的訊息沒有回應。該報的發言人Elgen Kua 發了一份聲明，作為對本月一系列問題的回應，並建議外界在香港度過最新一輪COVID-19疫情之後，去該報的新聞編輯室參觀。Kua在跟進電話中說，儘管還沒有看過這些評論，但《南華早報》現任和前任員工對我說的話“相當誹謗”，拉圖已經成為“仇恨運動”的目標，Lhatoo 已經在他的專欄提到這點。在報導即將發布之前不久，也就是提交了多個採訪要求的幾週後，《南華早報》讓周松欣接受采訪。在長達40分鐘充斥敵意的採訪中，周松欣告訴我，他認為《大西洋報》對《南華早報》有偏見，他對這篇報導的來源，《大西洋月刊》聯繫《南華早報》徵求意見的時間線提出質疑，並為該報的抗議報導以及編輯標準和新聞編輯部文化進行了辯護。他說：“我認為實際上，從一開始，您就已經決定了故事的角度。從您的提問看來，我有這樣的擔心，即《南華早報》不會得到公正的報導，，我也認為你的一些報導可能基於不完整的信息。”
關於該報的立場，他說：“我們佔據中間立場；這意味著有些人一定會覺得自己的觀點不是主流觀點，對此感到不滿。”當被問及有關桂民海的報導時，周松欣將這一編輯決定與新聞機構應邀參加政府組織的新疆之旅時做的編輯決定相比較，新疆是中國進行殘酷鎮壓的地方。關於重述地鐵站事件的報導，他說，為了反映當地的混亂狀況，文章被多次更新，最終的結果是平衡地敘述了當天發生的事。
對於利好當局，尤其是香港警察的偏頗立場，新聞編輯室中存在著擔憂。據知情人士透露，在一個案例中，一名為該報提供了許多關於警察行動的獨家新聞並進行了一系列高調採訪的記者，在一次與其他記者的小組聊天中被趕走，原因是擔心她可能向警察洩漏信息。（目前還不清楚是否發生過這種情況。）在另一個案例中，6月一篇紀念抗議運動週年的報導以一名警官為主題，說那警官被示威者所傷，身上滿是未知化學品。那報導與在警察官方雜誌 Off Beat 刊登的同一名警官的報導相似。另一篇文章是對一名在香港服務的英國警察的採訪，新聞編輯室的一些人認為，這篇文章給他提供了警察在抗議活動中所採取行動的free pass 通行證，並淡化了他在另一家媒體揭露的的物業醜聞中的角色。一位現任記者向我提到那報導的時候說，“那完全沒有批判性。” （周松欣說，儘管他認為香港警察有改善的空間，但他們已經被公眾妖魔化了，在媒體對抗議活動的報導中往往沒有警察的聲音。“如果你把香港警察和美國，英國以及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警察進行比較，”他說，“我會說他們不是特別糟糕。”周松欣補充說， 《大西洋月刊》挑出《南華早報》的警察報導，是“在某種意義上加入了欺負人的行列”，因為正面報導警察的記者面臨困難。）
在評論版，《南華早報》撤回了五篇據稱是由 Lin Nguyen 撰寫的文章，Lin Nguyen 這個虛構人物是《每日野獸報》曝光的假記者網絡的一部分，該網絡在全球各種出版物上發表評論文章。撤稿事件發生的前幾天，駐加拿大的專欄作家Alex Lo 在一篇文章中明確宣稱，“去年的香港抗議活動受美國資助的事已經曝光”，憑據是《時代雜誌》的一篇報導，此外並沒有提供多少證據去支持他的說法—一個由北京和林鄭政府的推廣的流行說法。周松欣說，該報在處理Lin Nguyen 的文章時，犯了“判斷失誤”，又強調 Alex Lo 的文章是在評論版發表，並補充說，該報無法核查“時代雜誌的報導是否屬實”。Kua在聲明中說，作為對《每日野獸報》爆料的回應，《南華早報》檢討並加強了審核稿件的程序。
不過，人們仍然有很多擔憂。隨著香港和整個中國對國際媒體的限制越來越多，香港的小型新聞機構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審查—英文媒體 Hong Kong Free Press 的創始人在《衛報》指出，國家安全法所造成的混亂是該法的“功能，而不是漏洞”，旨在驅使記者“自我審查”—說到報導中國，《南華早報》的重要性只會越來越高。該報如何在這些新的，模糊的紅線和香港新聞自由開放的歷史之間取得平衡，產生的影響將遠遠超出香港邊界。
劉可瑞、周松欣、其他高級編輯和一些記者對批評該報的評論感𠟜氣憤，感嘆該報的所有權使之成為了不公平的目標。在2018年《紐約時報》發表批評《南華早報》的報導之後，劉可瑞向員工發送了一封電子郵件 。那一經《大西洋月刊》審閱的電郵說，[《紐約時報》的] 文章“令我失望，但我並不感到意外”，它“歪曲了我們的使命，錯誤地描述了我們的轉型”。（但沒有對《紐約時報》的報導進行更正或澄清。）在接受《大西洋月刊》採訪的尾聲，周松欣對批評論該報的文章提出了一個模糊的警告。“最後，我想說的是，我希望你的
報導符合事實。假如它不符合事實的話，假如它對《南華早報》和我們的同事做出任何誹謗的話，我們將為自己辯護，“他說。當被問及將如何做到這一點時，周松欣回應說： “我不需要告訴你，Tim，但我可以告訴你，我們會為自己辯護。”
原文網址：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20/08/scmp-hong-kong-china-media/6147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