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6 May 2020

中國掏空香港的策略

原文連接:China’s Strategy for Hollowing out Hong Kong
原文作者:Simon Shen (沈旭暉)
發表日期:2020年5月5日


***本譯文版權歸作者/刊登機構所有。***

北京對國家安全立法的執著,對香港的未來是一個令人驚恐的信號。

當全世界都在為抗擊COVID-19大流行病而焦頭爛額的時候,北京卻一直在收緊對香港民間社會各方面的政治控制。有傳言稱,北京將以非常規手段,如大規模取消親民立法會議員的資格,甚至直接適用全國性的法律,推動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下的國家安全法立法,被廣泛認為是破壞香港人的權利和自由,將中國的專制主義帶入香港的重大舉措。

在2019年的抗議活動之後,理論上仍在中國特別行政區領導下的林鄭月娥執政,其政治資本不多,合法性已經到了谷底。親政府陣營在即將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中,對選舉前景感到渺茫。政府最近公然重新解釋《基本法》第二十二條(另一條限制中國駐港機構在香港內部事務中的影響力的條款),可以看出政府 "一無所有 "的心態。這場爭論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但這次的壓力卻大不相同。

這篇文章列明北京可能採取的不同策略,即暗中或變相地制定第二十三條,以避免國際社會的反彈,同時繼續從這個城市的全球公認的特殊地位中獲得利益。這似乎是北京的 "忽悠術 "的一部分,目的是要讓香港的抗議者及其支持者屈服,讓這個城市向專制主義靠攏。為了反擊這些行動,香港人必須界定香港淪為獨裁統治的界綫,並說明為何香港的淪陷會損害國際社會的利益。

國家安全法的長期爭論

早在2003年,第二十三條的實施被溫和的建制派政客田北俊挫敗。面對公眾對該法壓倒性的不支持,他撤回了對自由黨的支持和選票。然而,17年後的今天,很難想像北京會遵循舊有的立法劇本:先是公眾諮詢,然後是公眾討論和政治辯論,最後是多數人執政。這套劇本只有在和平社會中,由一個有誠信的政府統治才行得通。

2003年的後遺症以及2019年的抗議活動應該給北京和香港政府上了一課:在一個由少數親政府陣營控制的有缺陷的議會中推動通過國家安全立法,必然會引發另一場全城規模的抗議活動--這一次無疑會更加激烈和集中。鑑於現任政府多次表現出的不誠信,可以想像,他們將走上一條不怎麼尋常的23條實施之路。

策略一:"反恐"

原則上,一個可能的策略是在香港全境直接制定中國的國家法律,這可以通過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來實現。然而,這是有風險的,因為這將損害 "一國兩制 "的完整性,進而損害香港的國際地位。北京作為一個規避風險的政權,也不願意看到香港作為洗黑錢中間商的地位憑空消失。

相反,北京可能正在編造一種說法,在不損害香港的國際地位和北京自身利益的情況下,將中國的國家法律適用於香港。這個劇本中的關鍵詞是 "反恐"。早在2014年,親北京的學者就一直聲稱香港本土出現了 "本土恐怖意識形態"。自去年反引渡法案抗議活動發生以來,政府的言論頻頻以 "傾向於恐怖意識形態 "等字眼描述全年沒有造成任何死亡的抗議活動。這向世界發出了一個信號:香港的內部矛盾已經膨脹成了國家安全問題。這讓中國政府有了在整個高度自治地區實施中國國家法律打擊恐怖主義的正當性。中國政府知道,如果它能說服世界,讓世界相信香港存在著恐怖主義,而且恐怖主義的嚴重程度不亞於當今許多其他國家面臨的恐怖威脅,那麼國際社會對北京在香港的行動就會減少批評。直接頒布中國的法律,是一條方便之路,可以省去北京處理香港內部矛盾的麻煩,基本上把香港問題變成了一個非問題。

策略二:通過取消候選人資格來把屬意的人填滿立法機構

最近港府和北京的港務機構(港澳辦和中聯辦)聯名批評立法會議員郭榮鏗的"拉布"行為,被誣陷為"公職不端"和"違反誓言",這可能是更大膽的策略。如果說 "拉布 "違背了立法者的主要職責,是不可理解的;相反,眾所周知,立法工作包括就法律進行辯論,代表民意反對不合理的法律。在一個由少數人控制的議會中,代表大多數香港人的親民主派議員被迫以 "拉布 "等方式表達反對意見。缺乏不同的政見,豈不是把立法部門變成了一個橡皮圖章機構?

上述指控開了一個危險的先例,將《基本法》中某項規定的邏輯曲解為針對反對派的立法者。換句話說,要符合北京對香港公職的主要要求的解釋,便可能要以法理上的方式,一絲不苟地維護《基本法》的每一個字句。根據這個新的定義,公職人員不但要支持 "一國兩制 "或反對港獨,還要遵守《基本法》的每一項條文。最糟糕的是,根據以往案例,官員言行是否超越規定,要看北京對其 "意圖 "的解釋。

如果採用這種方式,在下屆選舉中,可能會增加一些像以下這樣的篩選候選人的官方問題。 "《基本法》規定,制定第二十三條是憲法規定的義務。如果不支持第二十三條立法,就是違反《基本法》。你是否支持?" 這個問題足以讓田北俊這樣的溫和派甚至建制派候選人失去資格。即使有親民的候選人當選,一旦第二十三條重新進入立法程序,他們也有可能會面臨因提出反對意見而被趕下台的風險。

儘管這種策略很荒唐,但如果這樣的策略能夠解決中國目前的兩大困擾----立法會中的異議聲音和此前落實23條立法的嘗試以失敗告終,中共政權可能就會受到足夠的誘惑。

策略三:"沸蛙效應"。

第23條還沒有實施,但抗議者在2003年描繪的那個反烏托邦世界已經成為現實。普通市民因為在社交媒體上分享自己的觀點或參與合法的抗議活動而受到"煽動叛亂"的迫害;工人因為參加罷工而遭到報復;企業被逼迫公開為政府的立場站隊;有"錯誤"政見的員工被解僱;學校的教材被嚴密監控;支持抗議活動的籌款人被誣陷為洗錢;根據殖民時代的法律,一個轉發或按讚可能會使人遭到迫害。直到現在,香港人才醒悟到新的現實--雖然《基本法》在技術上保障了公民的言論、集會、遊行、示威、罷工等權利,但政府卻可以通過彎曲過時的法律和法規來削弱公民權利。小範圍的濫用執法權,如不當拘捕、警察暴力等,經常性的濫用執法權,讓公眾和國際社會都失去了警惕。再過幾年,香港將變得面目全非。這的確是北京的一個巧妙把戲,在不引起國際社會注意的情況下,慢慢剝奪香港的自治和自由。

對付北京的 "陰謀 "的對策

北京的總體目標是掏空香港,但同時避免國際社會的重大反彈,這可能意味著其他中國城市所無、只香港獨有的全球範圍內的特權地位宣告終結。北京的目的還在於防止像2003年、2014年和2019年那樣,發生可能會演變成大規模抗議活動的單一事件;並從香港立法機構內部剷除任何抵抗力量。上述的策略,是典型的 "邊緣化遊戲"。

對此,在香港的香港人和 "國際前線 "必須清楚知道在這張談判桌上面對北京,自己有的優勢和籌碼是什麼。

與新疆和西藏不同,香港是一個透明、信息自由流通的城市。香港人需要向世界證明,抗議活動不是恐怖主義行為。一些建議包括將香港的抗議活動與目前世界上其他20多個縣市的類似鬥爭進行比較,沒有一個被歸類為恐怖主義;收集大量關於香港警察過度使用武力的具體證據;說明在香港在香港制定中國的全國性法律將如何結束香港的自治,給國際社會的利益帶來災難。

立法會是可以抗衡北京的 "煮青蛙 "策略,讓香港人的希望在制度上不滅的機構。計劃參選立法會的人,必須做好被取消參選資格的準備。如果只取締個人參選資格,還需要有其他候選人作為後備方案。但是,如果把取消資格的程序廣泛地適用於整個陣營的候選人(例如,所有反對23條的人),民主派必須向香港和全球公眾提出一個強有力的理由,說明這是香港民主的終局。然後由現任民選議員掌握國際認可的民意授權,作為最後的抵抗力量。

這些建議,勾勒出了抗議活動中經常出現的 "要是我們著火,你也要和我們一同燃燒 "的口號,在國際關係的博弈中,可能會有怎樣的結果。如果國家安全法是由立法機關以這種方式 "通過",或者相關的國家法律直接在香港實施,香港人應該向世界發出明確的信號,那就是遠遠超出了承諾的 "一國兩制"。北京越過這條紅線,應該被世界視為是對香港人的自治承諾的直截了當的踐踏。屆時,如果以美國和英國為首的國際社會決定撤銷香港的 "非主權實體 "地位,將香港特區視為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也就不足為奇了。




沈旭暉博士是國際關係初創公司 GLOs (Glocal Learning Offices) 的創辦人兼主席。他也是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的客座副教授,以及中大全球政治經濟學碩士課程的副主任。

作者在此稿件中感謝 Jean Lin, Coco Ho, Chris Wong, Michelle King和 Alex Yap等人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