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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从封省到封城，再到封村、封社区，今次新冠病毒疫情出现的一个“奇葩”现象，就是中国各地纷纷采取“封闭式管理”，以阻隔武汉和湖北来的人员，防范病毒扩散到本地。根据不完全统计，自武汉实施封城后，全国很多地方纷纷效仿，已有鄂赣辽皖等地采取“封省”措施，80多个城市“封市”，而且几乎是每个村和每个社区都实施“封闭管理”，即使在偏僻小山村，也设置路障，盘查过往行人。
这似乎不像一个一贯强调“全国一盘棋”和有着大一统传统意识的国家，倒像是一个一个各自为政的封建割据邦国。事实上，有舆论把各地的“封城”和“封省”称之为“战国”或“列国”，感觉重回封建的列国时代。
这的确是个值得探究的话题，能让我们发觉许多被忽略的深层次问题。
固然，“封区封村堵路”、盘查行人的做法反映了新冠病毒疫情的严峻，但仅仅把它看作一种过激反应，似乎有些简单。因为此种做法并非第一次出现，17年前的Sars也曾出现过，只是范围和程度的差异，更多的，这应该是中国人对流行疫情的一种本能反应，实际上，它有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在中国人的日常交往和社会管理中，此种“封闭心态”和“封闭管理”比比皆是，只是人们习以为常，没有觉察而已。比如中国城市的小区和单位都是“封闭”的，虽然道路四通八达，但都被一座一座的“围墙”所包围、分割和切断。
两个“中国”
换言之，我们所看到和感知的中国，一直都存在两个：一个是大一统的、强调“全国一盘棋”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一个是分割的、以围墙、单位和大院为代表的，各自为政和自保的中国。
前者为统治者所宣扬、推崇和灌输的“历史规律”和政道传统，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就以“天下一统”为旨归，历代统治者，即使是分裂时代的统治者，也以统一中国为其使命。
后者表面看来被政治所排斥，但确是社会真实运作的“规则”。中国有“天高皇帝远”的说法，它意味着只要在最高权力直接管辖不到的地方，地方统治者就可做“为所欲为”，民间对此有一个更形象的称呼，即“土皇帝”，虽然现在通讯和信息发达，但由现实权力体系和几千年遗传、继承下来的这种政治心态的混同所决定，本质上并未有多少改变。每一个权力单位，都是一个封闭的“小王国”，不仅有一个看得见的封闭围墙，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封闭政治心态。两个“中国”，在大部分时间里，“和谐”地存在同一片土地。
诸侯政治与山头派系
中共的执政，没有改变这种状况，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加重了它。自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传统帝制时代，除少数年代给有功之臣和皇亲国戚封国外，虽然消灭了政治上的分封割据，但由于皇权不下乡，仅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保持乡绅自治，基本上等同一个个小的“独立王国”，只是没有武装。这也造成中国人一旦在战乱时期呈现一盘散沙状态。接受这种教训，执政党特别注重“全国一盘棋”，将党的统治一竿子插到底，在制度上避免地方诸侯拥兵自重、各自为政的局面出现。故我们看到，在中共统治下，没有出现地方诸侯直接挑战中央权力的事情。
然而，这并不是说，执政党的统治就有效规避了一个个“小王国”。由于政权层级过多，链条过长，信息传递中的“时滞”效应和监督缺乏总使基层政权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尤其是单位制度的实施和全面推广，造成每个单位其实都是独立的“小王国”，因为在改革以前，中国的单位制度基本上是一个小社会，作为全面控制人的一种制度，单位之内，吃喝拉撒睡都管起来，对单位职员来说，无须与外面发生交换联系。改革之后，此种全能型的单位制度只剩下一个空壳，如今人们除工作可能不需要与外界发生联系，其他需求都要通过市场和交换来解决，但单位制度造就的封闭心态被保留延续下来，并被单位制度的外在表现——围墙包裹。围墙不但没有随着单位的改革和变迁被拆除，反而由于安全问题而加固，并在整个社会蔓延开。现在城市的每个小区都建有围墙，还安装了探头。人们都在围墙之内工作和生活。中国政府前些年为了改善城市交通，曾经酝酿过拆除单位和小区围墙，打通道路的计划，但动议尚未提出，就遭到社会反对，实施不下去。
改革前期，由于实行财政包干制度，中国出现强地方弱中央的局面。而在地方，每个省的财政状况也不一样，像广东、山东、江苏等省的财力比大多数省份都要好，这些财力强的省份，对中央有一定的谈判空间，时被学者称之“诸侯政治”，威胁中央管治权威，这也才有朱镕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通过削弱地方财力进而削弱地方权力，免得尾大不掉，威胁中央。当然，这个阶段的“强地方弱中央”只是相对而言，由于执政党的组织体系贯穿于政府，而它又是一个讲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等级的政党，人事任命大权掌控在执政党特别是中央手上，地方政府还是受中央节制。尽管如此，实力强的地方诸侯也确实会有更多机会得到提拔重用。执政党用人号称五湖四海，但历史形成的山头派系在人事任命中具有很大作用。加之中国人本来地域观念就很强，某个派系和某个地方的官员在某位领导人当政时会受到格外关照，提拔到重要和关键岗位或者重要省份。
官员的体制性懈怠
此种用人状况在胡锦涛时期和习上台初期一度有所改变，一些在中西部贫困省份工作的官员会得到中央青睐提拔，但随着最高权威要打造一种新的全能型举国体制，小圈子选人的情况愈加凸显。比起前任，他更不可能容忍地方诸侯的坐大，其集中权力的目的，就是要削弱一切能威胁到自身地位的势力，不管它来自中央还是地方，保持绝对的政令畅通。然而，现实与规划总有差距，尽管他的指令无人敢违抗，全国看似一盘棋，但只要脱离了其视线，官员们就呈现体制性懈怠，无所作为，逃避责任，欺上瞒下，这实际是一种对唯一权威的消极抗议，也是权力的自我封闭。新冠病毒肺炎的扩散与它有直接关系。因为无人负责，官僚们都不做事，也就白白浪费宝贵的阻截病毒的时间。
同样，由于坐等上面特别是唯一权威的指令，面对各地纷纷采取封路封市封城措施来防止疫情传播，尽管明知这种极端做法会给民众生活造成极大干扰，但在没有上面明确的指示下，主管部门听之任之。只有在“封城”的负面效应全面显现，上面也发话后，主管部门才行动起来，去纠正这种现象。和sars时期政府的此类回应相比，慢多了，当年sars各地也曾出现今日的封路封城等“封闭式做法”，但公安交通等主管部门意识到它对抗击sars的不利后，迅速制止了它的蔓延，不像如今全面开花。
地方意识打败全局意识
此次疫情各地“封城”，一个直接的催化剂是武汉，如果说武汉“封城”乃迫不得已，得到上面的同意，这一举动带给各地的示范效应就是在自救的借口下，中央和上面既不会也不可能对自己的“封省”、“封城”、“封村”等追究责任，它激发起了各地原先潜伏的对中央特别是唯一权威的消极反抗乃至一定程度的地方意识和独立性要求，借助于这个特殊时机，将之变成积极的以邻为壑的“封疆割据”。
之前，在中央的压制下，地方的独立性和“诸侯意识”根本没有存在空间，现在在这种特殊情形下被复活，且以一种过度的形式出现，因为地方父母官都知道，此时以保护百姓为由采取这种极端措施上面和中央是不可能怪罪的。这里有一个示范过程，当第一个“封城”没事后，接着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封城。此时若不封城，反而会引发当地民众的不满，因此，在这个特殊时刻，对地方的权力主体来说，地方意识打败全局意识，服务于本地利益要高于服务于全局利益。
这种危机时候的做法，虽然不是常态，但却比常态更能反映人们包括官僚群体的真实动机。民语有，大难来临各自飞，各扫门前雪，此次各地“封城”有点类似于此。这才是一个更加真实和残酷的中国，它戳破了全国一盘棋的假象。采取高压手段完全压制地方利益，不让地方有一点自主意识和空间，将政经大权完全垄断在中央甚至一个人手上，以维持一人权威和政治上的全国一盘棋格局，其负面效果，就是造成一个个封闭的权力空间，并在危机时候以一种剧烈形式反弹，为追求自身利益和安全而完全不顾全局和他人利益，甚至损害他人利益。此乃“新时代”的地方主义以这种曲折方式表达出来。
传统中国虽然更多强调国家一统，但地方和本土意识也很强，两者并行不悖地存在于历史，以为集权能消灭地方意识，是一种错觉，它只会使权力主体一步步走向封闭，使人们的心灵不是更加开放而是更加向自我孤立，沉积下来演变成一种有分离倾向的本土意识。事实上，因为极权，无论就中国人的总体意识还是国家政治而言，比之前的改革时期，中国不是更加开放，而是进一步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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