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7 October 2019

遗失在习大大沙发底的「一国两制」

俄罗斯流传一则关于斯大林的笑话:有一天,斯大林丢失了他心爱的烟斗,大发雷霆:「谁偷了我的烟斗!?」他的左右手贝利亚(Lavrentiy Beria)听到,马上动员手下的秘密警察四处抓捕小偷,很快便找来了十个犯人,他们都招供承认偷了伟大领袖的烟斗,但就是找不到斯大林的烟斗。就在贝利亚烦恼之际,斯大林在自己的沙发底找到了自己的烟斗。

这是一个笑话,但若故事结尾斯大林找不到他的烟斗呢?便会变成恐怖故事。贝利亚是斯大林恐怖统治时期杀人如麻的刽子手,无数异见人士、党内同志、少数民族,遭他迫害、关押甚至枪决,所以,他一定会把这十个犯人关起来严刑拷问,找出烟斗的下落。可是,无论他如何拷问,他也不会找到。如果有电影编剧改编一下,加些动作场面、政治阴谋、斗争情节,想必是一部比两年前伊安努奇(Armando Iannucci)执导的《斯大林之死》更精彩的电影。

一国两制如斯大林丢失的烟斗

现实中,香港过去几个月就如这个故事,我们的一国两制就是斯大林的烟斗,据说,偷走这个烟斗的小偷有一大堆:「外部势力」、「颜色革命」、「港独分子」、「通识教育」、「教协」、「废青」、「地产霸权」、「蒙面」,或者干脆就是面目模糊的「暴徒」。于是,地铁、巴士、商场、机场由香港警察「接管」,政府动用紧急法,禁止蒙面上街。而那个烟斗,恐怕是永远也找不回来了,因为它是在自己家里丢失的。

不看自己,当然也看不清香港,更看不清没有大台又Be water的示威者。上月有一则新闻,广州市民到某电脑城抢购翻墙机顶盒,为的是观看香港新闻直播。有一则相关的传闻很可笑:中央领导人也争相安装机顶盒,觉得要了解香港,这盒子比港澳的情报系统更「靠谱」。

过去几个月香港的战火,可以说是一连串的政府误解及误判造成,由特区政府、中联办、港澳办以至中央政府,搞了「大头佛」,才忽然发现香港不是他们想像中的那个城市,许多香港人也变了样。换个说法,他们很「离地」。其实不认识也就算了,更要命的是学习能力奇低,每一个反应不是慢了(例如迟来的「撤回」),就是不着边际(例如「社区对话」及研究深层次原因),甚至是火上加油(例如一边说要对话,一边加强警察治港,提出紧急法),为什么会这样?

内地港澳研究学者 没几个认真

按道理,特区政府及港澳系统,不应该不认识香港。在国内当教授的朋友告诉我的一些故事,也许可以看到点端倪。不少重点中国大学都有港澳台研究的单位,不是纯粹做学术研究,而是舆情及情报分析,向上级领导提交内部参考资料,包括中联办、港澳办。可是,这些单位没几个有学术地位又认真的学者,而且,因为领导讲求单位成员身家清白,所以,有较深香港社会联系的人都不要,会说粤语的也很少。事实上,我自前年开始已被国内同行告知,港澳学者未经审批不得参加国内办的研讨会(幸好,所谓国际会议除外)。

这些港澳台研究单位招揽的人当中,较年轻的不少是曾在香港当过短暂港漂,读过硕士、博士,回大陆高校任职的人。我相信,回流港漂不是每一个都甘愿做御用「香港专家」的,但因为这些单位的资源比其他都要好,政治任务换来的是金钱,总能吸引到为数不少想走捷径的人。例如,写篇二三千字的内参,不用旁征博引,不用做什么研究,即使是职位最低微的教员,写一篇也有几千大元人民币。至于研究经费,两三页纸的计划书,一般也动辄十万至几十万元(用研究经费报销部分个人开支是大陆的惯例)。由于国内大学基本工资偏低,所以以上的收入是十分丰厚的。

虽然资源丰厚,但这种港澳台研究从学术角度看根本不入流,所以,认真搞学术的人很少愿意进去,进去了也不会认真做事。我听过一个故事,一名教授刚申请了一个关于香港年轻人政治参与的研究项目,本来起码要做些深入访谈访问,但他最近私务繁忙,没时间去香港做调研,于是找些香港学生及较留意香港时事的同事来,角色扮演一下,想像年轻人想什么说什么,当作访问材料。这名靠想像来做研究的教授,据说还偶尔被中联办邀请来港出席闭门座谈,听取他的专家意见。

撰内参论文 揣摩上意近亲繁殖

此外,不少人撰写呈给领导看的内参或学术论文时,为了政治正确,连运用的参考资料也自我审查一番,属偏黄的学者一概不引用参考,就连报章也局限在《大公报》及《文汇报》,极少出现《苹果日报》、《明报》或其他网媒。参考书目里,本地学者大概只有刘兆佳、王卓祺教授的著作,都是全国港澳研究会成员的作品。结果,形成近亲繁殖效应,同类的亲北京观点及资讯会不断被强化,日积月累,港澳系统内的建制观点自说自话,看到的香港社会跟现实愈走愈远。甚至有学者为了和应领导主调,把研究报告写成确认领导的观点;例如,北京说香港有外部势力操纵或协助黑衣人,学者便用官方观点与资料作基础,证明「外部势力论」的正确。最近由「废青论」进化成北京版的「地产霸权论」,恐怕也是他们的杰作。

这已不单是传统官学一体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政权内卷化(involution)现象的一部分。这个概念最初由一位印度裔中国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提出,他研究民国时期政权与地方精英的互动时指出,当年国民政府努力地向本来由地方乡绅统治的农村渗透,进行政治动员及抽取税捐,这种绕过或打破地方文化权力网络的做法,造成土豪劣绅向政权靠拢,他们利用新取得的权力以自肥及欺压百姓,有地方威望的人反而被排挤或远离政权。因此,地方上的统治不稳,令政权更要插手地方事务,招揽更多土豪劣绅来帮忙,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其他论者由此引伸,指出当时国民党把「打土豪」议题平白送给了中共,为它的农村土地革命提供了养分。

香港内卷化 排拒陈健民沉旭晖

香港的内卷化,大概源自中央多年前开始说的全面管治香港,愈要全面管,反抗愈大,也发现愈多要管的地方。结果,无法认同这项议程的人逐一离去,换上一批努力论证全面管治香港正确的人。例如,大家不妨看一下港澳研究会的学者专家名单,除了有些熟悉面孔,还有一大堆香港人不认识的「香港专家」,突然冒出来了。反过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被排走的人,例如陈健民教授。不少人可能忘记了,陈教授是支持2010年政改(翻查资料,他也支持2005年那次失败了的政改),他当年也在中国大陆就公民社会组织等问题,与地方干部沟通合作,可以说是中国非政府组织部门的创始者之一。后来的故事我也不知详情,但陈教授后来被禁足大陆,在香港又变成占中三子之一,如今更因为公民抗命而入狱,这就是最好的内卷化明证。

若陈健民教授的黄丝背景是其致命原因,我们不妨看一下其他一点也不黄,本来与政府及建制关系不错的学者。例如沉旭晖,无论其家庭出身及人脉,都是半个建制中人,还是美国名牌大学出身;我们半年前还看到他力挺政府大湾区的言论,如今却成了在野人士,说要另起炉灶联络学者建政策平台。我不了解他复杂的心思,但很明显,他也被甩在外头。还有资深的周永新教授,在政府里几乎做了一辈子政策研究建议,如今连他也说政府要行动而不是研究,因为过去的研究汗牛充栋,只是官员缺乏兴趣,没有认真对待。

如果他们都成局外人,局里人是谁?到底现在为特区政府及港澳系统出谋划策的是谁?林郑又说要与社会领袖、专家和学者找出香港的深层次问题了,恐怕又是为了论证北京版「地产霸权论」了。唉,她倒不如与领导一起多看点直播增进感情,或回特首办、中联办或港澳办查找一下,也许她会发现,「一国两制」只是丢弃在习大大或不知哪名大官人的沙发底。


文//叶荫聪
编辑//冯少荣

[原文刊于明报]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9/10/%e6%98%8e%e6%8a%a5-%e9%81%97%e5%a4%b1%e5%9c%a8%e4%b9%a0%e5%a4%a7%e5%a4%a7%e6%b2%99%e5%8f%91%e5%ba%95%e7%9a%84%e3%80%8c%e4%b8%80%e5%9b%bd%e4%b8%a4%e5%88%b6%e3%80%8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