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范海辛
进入所谓的"新时代"不久，流行的关键词从发展变成了斗争，于是坊间屁民戏称，发展是硬道理吃不开了，现在斗争才是硬道理。
"发展是硬道理"是老邓提出来的一个浅显易懂的口号，也是改开时代党的基本路线的中心。"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指出：'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这一思想到后来被他归纳为"发展才是硬道理"。
这个道理不仅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符合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的现代化理论。韦伯自己承认是马克思的学生，也对马克思理论的错误有深刻的了解。他不像马克思那样把历史分成原始、奴隶与封建这几个阶段，而是对历史拦腰一刀，分为传统与现代两个历史阶段。他认为，在19世纪末那个时期，进入现代化阶段的只有英美法德等少数几个国家，其余国家都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理论，可惜是错误的。
中国的转型起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迄今已近180年，但至今还处于历史的三峡中，或说，这个转型至今尚未完成。要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心任务就是发展。改开40年，中国的发展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的重心还处于传统状态，还未进入现代社会。为何会这样？这里涉及到一个文化转型的问题（这也是笔者念兹在兹的文化决定论的问题）。
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都认为，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社会与文化是同构的），分为三个层面，最底层的基础是器物，在其上的是制度，位居顶端或核心的是观念（我们通常把观念称为文化）。这三个层面的文化是怎样的一种关系？首先是观念外化为制度，然后制度与观念共同物化成为了器物。
我国转型不顺的根源在于，只重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我们过去以为，现代化就是工业、农业、国防与科技这四个方面的现代化，不知道制度与观念的现代化才是现代化的重心。或曰，只知道"船坚炮利"，却不知道这后面的制度与观念的决定性作用。
为此，我们已经在19世纪与日本的竞争中失败了一次。当时中国的精英李鸿章、张之洞之流，只看到了现代化的器物层面，不肯把落后的皇权专制改为君主立宪，而日本的精英如福泽谕吉和西乡隆盛则比中国看深了一层，把现代化从器物层面引申到了制度层面。后来日本能击败大清，很大程度上与看深了一层有关。当然，福泽谕吉之流毕竟没有认识到观念的作用，只把日本的现代化限制在器物与制度的层面，在观念的层面，还是保留了日本的"和魂"价值，为此提出了"和魂洋才"的半吊子现代化战略，正是这个不彻底的战略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但是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压迫下成功实现了观念层面的转型，废除了武士道等传统价值，接纳了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普世价值，因此，日本才能彻底完成转型，成为非基督宗教文化圈的第一个实现转型的国家。
老邓对发展的理解，并未超出李鸿章的水平，仍旧是把经济的增长等同于发展。发展当然离不开经济增长，但不能仅限于经济增长。因为改开只有经济与器物层面的改开，在观念与制度层面还是如李鸿章一样死抱"祖制"不放，所以伴随着经济增长，一系列社会问题也同步增长、累积、溃烂。这种现象被社会学者称为"现代化的通病"——贫富差距悬殊，整个社会道德沦丧，等等。
我国高校里讲授现代化转型的专家首推北大的尹保云教授，《现代化通病》就是尹教授的代表作。老邓半吊子的改革引发的现代化的通病又叫"发展病"。这是由于发展不全面、不彻底造成的。如果不发展，中国还处于计划体制下，大家一样穷，也没有现在这种社会病。看看北韩，那里只有一种病——穷。解决这种现代化的通病还是要靠发展，也只有全面发展、深化发展，才能跳出我们眼下的陷阱。
环顾四邻，伊朗巴列维国王在上世纪60-70年代搞的现代化，与中国有一拼。当时在美国的支持下，伊朗经济高速发展，但随之而来的贫富分化与官员腐败，造成了底层穆斯林民众的强烈不满，这正好给流亡在外的霍梅尼以机会，结果是霍梅尼的黑色革命终止了伊朗的现代化进程。
2012年秋，新班子上台。按照所谓的"问题意识"，摆在新班子面前的两大问题：其一是九龙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其二是无官不贪，全面腐败。如果当时能果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说不定能杀出一条血路，使胡赵时期被中断的改革能继续进行，那么，今日中国的改革一定能超越越南的步伐，也不会陷入与美国全面脱钩的危机中，延宕近170多年的转型有可能冲出历史的三峡。但是在堆积如山的问题面前，中国再次错失机会，走上逐步左转的老路。
有人也许会说，今天的情况与老邓那时不一样了，进入了新阶段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背离老邓路线应该能带来新气象，取得新成绩。但情况正相反：一旦放弃以发展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各种危机接踵而至，使人应接不暇，难以招架，改开40多年积攒下的家业有可能全部折腾光，14亿国民要准备过北韩那样的苦日子。这就说明，我们现在还处于老邓指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并未过时，所谓"厉害国"不过是小资文人的左倾盲动。
有人辩解，现在没有背弃党的基本路线，不过是根据新情况，对基本路线进行了完善、提高。如果真是这样，为何"发展是硬道理"会蜕变成"斗争是硬道理"呢？
有人说，要实现伟大理想就必须进行伟大斗争。那么老邓当年的改开事业何尝不是伟大理想，老邓怎么没搞伟大斗争？实事求是地说，老邓当年搞改开，阻力也是十分巨大，老邓当然需要斗争。但是这个斗争对象不在外部，而在党的内部、在每个老干部的头脑里。所以老邓提出了要解放思想，不搞争论，要大干快上，实事求是，要警惕右，主要防止左。也就是说，老邓的斗争就是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思想革命，这是老百姓能接受并欢迎的，也符合韦伯的现代化理论。
然而眼下的斗争却走板变味了，变成了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了。继续革命就是斗争，斗争就是整人。老毛时期的阶级敌人是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共八类人，最后还要加上知识分子，所以读书人荣膺一个雅号——臭老九。
现在谁是斗争对象？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这些躲在国外的先不说，国内的有台独、港独、疆独、藏独等各种分裂分子，还有异议人士、法论工分子、反计生人士、维权律师、地下教会等，老百姓当中有钉子户、上访户、各种维权人士等等。严格说来，由于党的事业十分伟大、范围极其广泛，所以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斗争对象，为何这么说？因为保不定那一天党的事业就会影响到你的权利。譬如，随着经济下行，失业人口增加，你就有可能下岗失业，这时你就可能心怀不满，成为慰问对象和斗争对象。还有，随着毛衣展和通货膨胀，有可能农产品会恢复票证限制，这对于天天离不开鸡鸭鱼肉的吃货而言，就有可能走上对党不满的道路，变成斗争与慰问对象。
有人会说，斗争与发展是不矛盾的，要发展离不开与各种错误的、敌对的势力和思想进行斗争。对此，我的回答是，这就走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老路。革命（斗争）是纲，生产（发展）是目，纲举才能目张。
"发展是硬道理"与"斗争是硬道理"是两条完全对立的路线，二者势如水火，无法共存并立。
斗争哲学的本质是绝对主义、极端主义、激进主义。所谓的绝对主义是一种哲学主张，认为世上真理只有一条，而且在我的手中，凡是反对我的，不赞成我的，都是谬误、邪恶。你跟他说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他就会认为你右倾、是温情主义，最后连你也不被容忍，说不定还会成为"最危险的敌人"。
极端主义是绝对主义的逻辑发展，凡事好走极端，根本没有底线，以为只要目标高尚，手段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激进主义也是绝对主义的衍生品，对内对外动不动亮剑、动不动砸烂狗头，搞得到处都是敌人，你不同意他的那套你就是投降派，就是汉奸走狗，自己最后成为孤家寡人。
虽然这些好斗分子也讲要善于斗争，但是斗争与发展是截然不同的。斗争的本质是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发展则讲究调动一切积极性，讲究平等协商与契约意识。
斗争分子的善于斗争，当然不是讲宪法和法治，而是讲兵法和计谋。譬如当下还不能一下子摆脱民营企业与市场经济，所以要忽悠那些老板为"自己人"，只承认私营企业的必要性，有意回避私营企业的正当性。
发展是硬道理，那就要讲法治、讲诚信。政府言而无信，经济即使一时能上去，也会因为失去民心而马上跌落。
老毛搞的文革虽然荒谬，但还有一套相对严谨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老邓的理论，说起来不深奥，都是常识理性，但用起来管用，立竿见影。而眼下的斗争哲学，却既缺乏理论，也难以实践。不过就是整人的借口，推卸责任的盾牌——你要对他问责，他就会说，不是我无能，而是敌人太坏太强大等等。
所以，发展是硬道理，斗争是没道理。只有和谐，才能发展，只有发展，才能走出历史的三峡，迎来中华民族的成功转型和真正富强。
2019-9-10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9/09/blog-post_39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