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Kirsten Han 韩俐颖
日期：2019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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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https://www.dataplugs.com/en/which-asia-data-center-you-should-choose-hong-kong-vs-singapore/ |
三個月了，香港的抗議吸引了全球注意，當地和國際媒體均在報道，推特等社交平台也在傳播實地的情況。在新加坡—一個因為和香港一樣以華人為主體、也是亞洲金融樞紐而經常被拿來和香港比較的城市，人們對抗議運動的發展的感覺是感興趣有之、激動有之、困惑有之、迷惘有之。
要掌握新加坡對香港抗議的輿論並不容易。6月時的一個訪問顯示，75%的新加坡人支持香港的抗議，可是，現在的民意可能已經和那時有所不同，特別是因為香港警察和示威者都有把行動升級，導致更多的迷亂場面在報章上出現。然而，根據對社交媒體上評論的觀察，可以很清楚看到，許多新加坡人對香港和香港人向累人的、一再重複的反抗運動投入這麼大心力感到難以理解。
新加坡對香港的反應是媒體感興趣的議題。新加坡的建制人物 (還有其他人) 也對緩解目前危機提出了應對方法，可是到頭來，我們從這些專欄評論文章了解到的，更多是提建議者本身緩急先後次序，而不是和香港亂局有關的事情。
且看一下部份新加坡對香港的回應，理解一下它們傳達的訊息以及兩個城市有什麼不同。
示威者怎麼這樣暴力？
香港的示威者堅定抗拒“暴亂”和“暴徒”的標籤，但許多新加坡人全心接受那個講法。許多抗議的圖像—由催淚氣體的煙霧到戴有防毒面具、護身裝甲的黑衣示威者、再到汽油彈和警察“𨒪龍”小隊在地鐵車站打爆人頭的場面—對於更習慣平淡無奇的日常、把火車誤時看作最壞情況的新加坡民眾來說，這些都是別具威脅性和使人警戒的。
但是，香港警察在過度使用武力而備受批評的同時，許多新加坡人的評論對“暴徒”—那些投擲磚頭、揮動棍棒的人—也做了同等比重的批評。我好幾次和提出這種意見的人交流，我說，不同意或者不認可示威者的一些行為可以，但政府的回應顯然大得不合比例。怎可以把受過專業訓練、有全副防暴裝備、可以使用數以百計催淚彈、橡膠彈、布袋彈、胡椒噴霧、水炮、警棍、甚至裝有實彈的手鎗的警察和臨時組織、只有鐳射筆、硬帽子、在人行道就地挖起磚頭的平民放在同一個水平論斷？
我得到的回答通常是： “唔，警察得做他們應對暴徒要做的事，恢復秩序和執法。” 他們的看法是平民有責任不去犯法、不去做出不當的事：一旦平民犯法了、做了不當的事了，當局就有理據使用武力打擊。在這種邏輯的世界裡，要不想被警察打傷，從一開始就別要抗議。但假如你堅持抗議 (還要是用這種對抗性的方式抗議) 的話，你就不能批評那些採取他們眼中有必要行動的警察。
這不是出於以看著警察—用一個新加坡網站的沒品味說法—打屁眼感到冷血快感的回應。相反，這種態度的更可能的解釋是，其一，比較好的情況是，新加坡人高度信任那些執掌權力的人：或其二，即比較壞情況的是，對有權力者的宰制聽天由命。他們相信國家行為人，比如政府官員或者警察可以管理自己的行為，而毋須用制度來限制權力。很輕易就信了權威人物的舉止和說法；有權的人說了或做了什麼都必然有背後的理由；要是他們針對特定的個人，那個人必然是因為做了什麼才會被如此對待。
也許是因為房價…？
有關香港抗議的另一個思想流派是，目前的危機可以通過對與天比高的房價採取一些措施來緩解。
這在新加坡是很流行的說法，背後的假定是，真正會推動人的只有 “牛油麵包”一類的生存需要。在政治被去政治化得人們把政治領袖視為經理或者管理人的新加坡，這說法當然是實情。這個城市國家的選舉幾乎一直都以生活開支、房價、就業或者公共屋邨的管理等議題為爭論焦點。有關公民自由、表達自由或新聞自由等政治權利等的議題因被指為過於理想化、過於抽象、或者對民眾而言沒有切身的重要性而擱在一旁。只要即時的舒適和便利問題解決了，政治就會被視一種單獨的、比較危險的事情，交給有權的人按他們認為合適的方式處理就好。
新加坡人常有的習慣是認為世界上所有人都這樣想—因此他們才會確信香港的抗議必然是因為房價等經濟上的焦慮，而與政治無關。
這個觀點很合乎從政者的需要，也因此，林鄭月娥擁抱這樣的看法。當“牛油麵包”的議題從政治抽離，精英份子或者群組，比如林鄭月娥、中國共產黨、或是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等只要能夠用物質成果來使民眾滿意，就能夠迴避有關它們的權力(及其限制或限制缺失)等使人不舒服的問題。然後，他們就可以隨心所欲的集中政治權力，把議題導向他們願意交出的東西，並把焦點從他們不願意放手的東西移開。
使林鄭月娥和中共頭痛的是，香港人不買這一套。而這也是使許多新加坡人困惑的地方，新加坡人不僅相信了這一套。現在更是毫不懷疑。
沒有民主的自由/沒有自由的民主
大批香港人走上街頭抗議引渡條例的修正案。換成新加坡人的話，可能會說對這樣的法例的更合適反應是，不要做出會使你被引渡的事。
這就是兩個城市的現實：一個有自由而無民主，另一個有(點)民主而無自由。當香港人視為核心價值的東西—表達自由、集會自由、新聞自由等等—也是新加坡活動人士在汲汲孜孜地追求(而不太可得)的時候，叫一個沒有民主的城市向沒有自由的城市學習是說不通的。
這篇文章可能會使人覺得我對新加坡和新加坡人的看法暗淡負面，但你不應該把這文章解讀為對新加坡人性格的讉責。新加坡社會會有今天這樣子的成因有很多，和許多政治體一樣，形塑我們這個民族的不只是我們的環境，還有我們的政治和過去的以及當代的政治領袖。我們也有自己的抗爭。
儘管在政治情況和民眾意識方面存在不同，香港和新加坡都有對民主正義有熱忱的人民。在我們各自的局限之內，以我們各自的方式，我們得持續努力地在社區內建立信任和團結，推廣教育和意識、為了各㮔根本自由和權利堅定不移。
當我和香港人討論他們的抗爭時，他們提醒我，活動中有這樣一句廣為流傳的話：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這句話既承認目標一致，也不否認手段多樣。
我認為，這是個把香港和新加坡之間關係概念化的更好說法：我們不缺少可以支持彼此追求目標的方式，即使我們的手法不同也不是問題。與其居高臨下、做出沒有人要求的建言、輕蔑、或是斥責，我們還不如互相支持對方在各自的道路爬上同一座山，到達一個兼有民主自由的山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