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香港逆權運動延綿三個月，力逼政府答應「五大訴求」，最近林鄭月娥終於回應正式「撤回方案」，並且拋出「四大行動」，承諾落區聽民意。但是，這些「讓步」並未能「止暴制亂」平息風波。一方面是勇武示威仍然繼續，另一方面是9月開學之後，抗議的浪潮更進一步在學校蔓延。「人鏈活動」遍地開花，最近還隨着創作歌《願榮光歸香港》的火速普及，翻轉港九新界主要商場，香港無論哪一個角落，都能隨時聽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呼喊。這一切說明了，無論政府是用打壓手段還是擺出懷柔姿態，均未能阻止這場運動進一步深化，由「反送中修例」為主軸，變成以民主自治改革為經、香港主體性建設為緯的持久運動。
事實上，香港主體性的強化既是本土主義的深化，也是其辯證超越，而逆權運動為這種轉化提供了基礎：
首先是「流水」抗爭（be water）理念，打破了「和理非」和「勇武」之間的派別劃分，這點已經多有論者談及，在此不贅。不過在「和勇共融」背後，更值得留意的「流水戰略」後果就是意識形態爭議的「擱置」。了解雨傘運動的人都會知道，在2014年傘運後期「拆大台」事件之所以發生，其實是因為新興的社運「本土派」與「泛民／左膠」之間的互不信任。這種不信任由「佔中」計劃開始，直至雨傘運動都無法釋除，漸成四分五裂的局面，難以收拾。2016年因為立法會選舉，路線的爭拗更加白熱化。
實用主義態度的回返
可是，在這場逆權運動中，人們卻可以觀察到一種「實用主義態度」的回返，抗爭運動強調「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嚴守「不篤灰、不割席、不分化、不指責」的團結路線。因此，2014年前後那種激烈的意識形態爭論並沒有再次出現。相反地，跨派別合作（例如共同擔當遊行申請人）不時可見，而且， 一度被視為區別兩派的訴求爭議點（例如是否要理會／關注／支援中國大陸上的反抗行動等），亦交替地在不同的遊行示威場合出現。
例如，筆者參加過由星光大道行往高鐵站的九龍大遊行，主題包含了「輸出革命」（向自由行旅客解釋香港運動的訴求），也有人在遊行中喊起「支援武漢」（當時發生的鎮壓群眾事件）等口號。於是，遊行的場景中一邊有人揮舞着舊港英旗，但另一邊則有人進行這些具「中國導向」的活動， 兩者不時給淹沒在「香港人，加油」的吶喊聲中。另外，在8月23日首次仿效波羅的海國家的全港築人鏈活動中，筆者也看見每當有說普通話的遊客意圖干預時，人群的回應是向其大喊「平反六四」。雖然這些只是部分事例，但仍可見今次抗爭運動中，並沒有受制於早前那種「中國的事與我何干」的包袱。至少，人們的臨時「共識」是不要讓這些意理上的分歧把運動分化。
國際視野提升本土意識
第三點特色是運動打開了前所未有的國際面向，無論是為G20峰會而眾籌刊登的多國廣告、對美國國會關於《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游說工作，以至旅居外國的香港人多次發起聲援活動，都對本地抗爭者帶來莫大的鼓舞。而當香港的抗爭愈來愈頻繁地登上國際傳媒頭條，香港人到外地不時都被問起香港的抗爭運動，也受到不少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勵。
這種香港人「走上了國際舞台」的感覺，大大地扭轉了自1997年以來香港人一直感到孤立無援的「捱打」處境，也復活了上一波本土主義爭論中被貶抑了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面向。
香港過去所承傳的世界主義視野，無疑是與這城市一直是個殖民商埠有關，也是一種能夠無縫地銜接到「香港人」即「經濟人」的主導意識形態。在近二三十年全球化浪潮底下，世界主義也往往是新自由主義安排下那種「離地」國際精英所操持的話語；但事實上，世界主義不是只屬於精英的。香港歷史上既是輸出百萬華工往新大陸的出發港，也是昔日華僑進行革命活動的基地，他們所傳承的「世界主義」精神，恐怕更多是一種難以全面被政權收編的離散族群的反叛能力。
例如，由網民發起的「攬炒」行動（包括要求外國政府取銷高官的外國護照等），所針對的正是對那些被政權收編、或為政權所服務的中港權貴／跨國離地精英。另外，透過海外香港僑民向外國政府及議員游說，促請外國有關當局為香港出聲出力……這類國際抗爭行動所展示出來的「世界主義」，自然不可以與出賣本土利益的跨國離地中產們的世界主義等量齊觀。這些行動超越「和勇之分」，但積極有力，於是廣受喝采。
筆者認為，這種「國際視野」的重返對本土意識的提升有莫大的意義，因為這種世界主義不但沒有背離本土，更加是對香港一直以來作為國際城市的傳統作出革新性的肯定，大大地擴闊了「香港共同體」的想像以及政治與文化抗爭的操作空間。
身分政治是「承認的政治」
事實上，強化香港主體性的努力，離不開建立一個有自覺性的政治共同體，以使共同體的成員能夠分享彼此的價值與歷史記憶，和分擔共同的傷痛與苦難經驗。香港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的獨特性在於，她不是一個穩定久遠的文化族群，而是一個永遠在變遷之中的商埠，她最大的文化資產亦是其國際性格。她所積存的文化價值和歷史記憶，亦只有從確認她是一個具國際性格的城市開始，不能比附自己為擁有一個中原文化中心，或者一個純潔的鄉土。
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具主體性的身分，走出被動的奴民狀態，首先要明確知道，「身分政治」是一種加拿大政治哲學家泰勒（Charles Taylor）所說的「承認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也就是說，身分認同並非單純的自我肯定，而是需要他者的承認。主權移交以來，在一切以一國兩制為大前提底下，香港身分只是憑中國的承認或不承認，這是一種依從性的狀態，一切等待恩賜，不少香港人只敢活在中央的眼神和關注底下。但其實，香港身分過去一直都是處身世界的各種力量之間，她雖然在殖民統治下沒有自主的獨特身分，但她並沒有被世界所輕視與遺忘。到今日，香港身分要重新自我強化，則很大程度上視乎香港如何爭取世人的目光，我們又是如何被世界上其他國家及人民看待。
分擔痛苦 建共同體意識
只有在抗爭中能夠互相扶持，分擔苦痛才能真正建立起共同體意識；沒有這種集體意識，我們不可能跳出無限的被殖民命運輪迴。所以，香港的逆權抗爭正是一個香港本土意識、政治共同體意識邁上新台階的里程碑。這個運動邀請我們重新與自身的歷史經驗建立聯繫，邀請我們重新闡釋我們的傳統和師訓，也同時重新打開我們的世界視野。這運動捲入每個人的文化資源，動員起環繞着公義、人權等普世價值抗爭的歷史記憶，但同時卻由具體每個人的切身經驗開始，讓這些抽象的價值得以印證。這些經驗可以匯流成為社群共通的感情和勇氣，讓我們說出另一種香港人的故事，真正有主體性的香港人的故事，在世界舞台上屹立我們獨特的身分。
文//安徒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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