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访：凤凰网 © 受访：任剑涛
任剑涛
问：从政治学的慨念出发，“国家”、“祖国”和“政权”，这三个词应该怎样理解？
答：首先说明一下，这种词语的混淆，可能属于一种正常现象。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学术术语的严格性和日常用语的含混性在各个学科里都存在，而在政治学这一学科里则更严重。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以政治来代替政治学，成了一种惯性，所以政治学的术语基本上都已经变成了日常生活的术语。日常用语的含混性，已经彻底地把学术术语的清晰性给掩盖起来了。但是，要认识我们的政治生活，对于这种混淆有必要清理。这是一个方法上的澄清。
从中国的政治生活来讲，一般人们最容易混淆的一些词汇，就是“国家”、“祖国”和“政权”。原因在于，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政治大事，逢五逢十有大庆的习惯，一遇大庆就容易把严肃的政治学词汇用来表达日常生活喜庆的感觉。本来这些词汇是不能用来表达感觉的，它是有严格含义的，你一旦用来表达感觉，它原有的词意就会出现模糊化的状态，容易在它专指的含义之外产生歧义。
从政治学理论来讲，“国家”跟“祖国”肯定是两个有重大分别的概念。国家，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如果说它的学术含义，主要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指国家的形式结构，那就是人口、领土、主权这一形式上的结构；另一个是指国家的实质结构，即它的权力来源，政权采取什么组织形式，人们通常从政体的角度来表明国家属性。但是，一般人们使用“国家”这个概念，总会从主权的角度去看待，政治性非常强。现代国家基本的形式是民族国家，比如说中华民族、大和民族、大不列颠民族、美利坚民族等建立的主权国家。“主权国家”这一概念涉及民族国家的主权性，显得非常庄重、严肃。
一个民族建立的国家，要求民族成员对它有一个认同。所以，我们一般以“国家认同”这个概念来表达国家忠诚。国家认同所表达的国家忠诚，主要是一种政治忠诚，这是国家这个概念的重要落点。国家当然有很多，在政体上亦有很多重要的差异，具体结构上、功能上更是有很多重要的不同，但我们基本上可以忽略这些差异，统一将之确定为一个政治建构、一个庞大的政治组织，这样就可以认识清楚什么是国家。国家在细节上的区分不用详讲，因为这与普通公民的生活关系不大。
问：显然，“祖国”这个概念有一种历史和文化渊源，与时间有关。
答：“祖国”，一般说来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文化的和社会的概念。它主要是指一个人出生的所在地，或者籍贯的所在地，或者祖上的所在地。一个人对祖国的认同，是一种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政治含义不强。因为我的祖国是一个国家，而我的政治国家可能是另外一个国家，这时，一个人的文化认同的对象和政治认同的对象就不统一了。在现代世界，祖国归属与国家认同，并不需要统一在同一个政治客体上。比如我的祖国是中国，但是我的国家是美国；或者我的祖国是德国，但是我的国家是中国，因为我加入了中国国籍。国家认同是以国籍作为判断的。祖国的认同，主要是指一个人对生养他的祖宗，或那片土地和人民，以及这片土地和人民所创制的文化的认同。
“祖国”不应该与“国家”这个概念混为一谈，否则就把一个人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混淆起来了。在政治学上，两者有比较清楚的区分。但是两者的混淆为什么容易发生呢？原因在于，国家和祖国在形式结构上有交叉的要素。比如说，国家的形式结构，有领土，就是这片土地；有人民，就是古往今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族群。因此，人们很容易把自己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的文化、社会感情，投射到在这片土地和人民的基础上建立的政治国家。于是，“国家”和“祖国”两个概念就容易混淆了。
实际上，在国家和祖国之间，应该做出重要的区分，尤其是在一个全球化时代，跨国移民非常普遍的情况下。这样的世界局势把国家和祖国界分得越来越清晰明白，人们不能够随意混淆。一旦一个人把自己对祖国的文化、社会的认同，与自己作为一个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混淆起来了，就可能使自己对国家的政治忠诚发生紊乱，进而导致他对自己祖国的情感发生紊乱。这样就乱上加乱了，所以必须校正。
问：相对而言，“政权”这个概念更明晰一点。
答：“政权”，是指在国家的形式结构和实质结构上产生的当权机构。政权实际上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指国家诸权力形式完全扣合在一起，也就是高度吻合的权力结构。这样的权力结构与国家一样，与主权相伴随，稳定性非常强，连贯性非常强。另一个是指政权表现的具体形式。在现代政治发展中，政权总是与每一届政府紧密联系。一般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政府是用某一届来标志其执政权力获得期限的。因此，前者着眼的是其连贯性和稳定性，后者重视的是其阶段性和替代性。这也是人们对政权加以认识时容易混淆的两个含义。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以对国家层面政权稳定性的认知来替代对每一届政府或执政者层面政权周期性的认知，借此了解何为政权。这种了解方法是错误的。尤其是就后者来讲，每一届政府意义上的政权是必须更替的。现代政治学对这种政权更替的概括是，以一种政党竞争性选举执政者的方式，使得政权可以和平且周期性地更替。实际上，这也就使这一届或连续执政一届的政府，可以按照程序发生更替。
现代政权的和平与周期性更替，是保证国家层面政权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机制。在这个意义上，不认同后一种意义上的政权，不等于不认同国家意义上的政权稳定性。
问：不认同这样的政权，就不能说他不爱国。
答：对。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公民，应该区分清楚，他对国家的政治忠诚，并不能够完全下落为对每一届政府的无条件忠诚。这是两个问题。对每一届政府来讲，因为它所代表的执政者的意志、愿望、政策、举措，都会因为他选择A不选择B，而对A所代表的利益群体与B所代表的利益群体，会造成得失不同的结果，从而对这一届政府所代表的政权，一定会产生不少的社会意见。这就是选举式政治或按届执政的政治总会让人不满的原因。这也就是要换届，要更替权力的重要理由。
就具体执政的一届政府来讲，它不能永久执政的原因，就是一个社会需要解压阀。这个社会以执政的周期性，来换取公民更广泛的认同；通过换届消解或舒缓对执政者的意见，来保证国家层面上的政权的稳定性。因此，每一届政府的执政周期性，与国家政权的稳定性，是需要巧妙平衡的。如果只以国家政权的稳定性，来掩盖住执政政权也就是政府的执政周期性，其实是不利于国家政权稳定的。因为这样缺少了一个政府、社会、市场相互磨合的减压阀。那样会使得社会和市场与政府的矛盾不断积累，以至于膨胀到非崩溃不可的地步，这样反而对国家政权意义上的稳定性造成极其消极的影响。
但是，为什么在国家和政府层面上的两种政权稳定性概念容易混淆呢？那是因为政府实际上有两种使命：一方面，它代表国家层面的政权的隐定性；但另一方面，它又只是周期性地代表国家政权的稳定性。在日常生活当中，人们很容易把两个问题当成一个问题来对待。因此，一旦批评当政的那一届政府，就会被误认为是在挑战国家政权的稳定性。从政治学上来讲，这种误认其实是违背常识的。
问：有的人一味站在政府一边，把所有批评政府的人直接斥责为“卖国贼”、“不爱国”，这是完全错误的。
答：对。爱国家和爱祖国，这是两种不同的爱国主义。爱国家是政治爱国主义，爱祖国是文化爱国主义。文化爱国主义和政治爱国主义不一样。因为文化爱国主义深深扎根在自己对一片土地、人民、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基础上，在某种意义上，它的条件性是非常弱的。
问：它是一种自发性的情感。
答：不仅是自发的情感，也有自觉的因素。自发的情感完全是原生的，与这片土地和人民紧密联系，不能割舍。自觉，就是我对这片土地的眷顾，与我对这种眷顾如初的情感的判断和寄托联系在一起。因此，爱国情感是自发和自觉因素并存的。就其整体来说，对土地和人民的情感因素，寄托在文化的土壤上，从而生长、发育和壮大。但是很显然，爱国家这种政治情感和政治判断，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条件的。只有国家首先爱护自己的每个公民，每个公民才能够表现出爱这个国家的政治义务。爱国主义的政治义务和政治权利应该是对等的。不能说国家让公民受了委屈，而公民还必须无条件地爱这个国家。如果国家让公民受了委屈，公民的文化爱国主义可以是不变的，但是政治爱国主义就会发生悄然的甚至是明显的改变。因为按照现代国家的契约理论来讲，人民之所以起来组织一个国家，就是因为这个国家能够使他们的自保和互保真正地落实下来。如果这个国家不能够让公民自保，也不能够让公民互保，公民怎么可能无条件地在政治上热爱这个国家呢？
问：如果这样，就是奴隶，而不是公民。
答：对。我们不能把文化爱国主义换算为政治爱国主义，不能用无条件的文化爱国主义来要求人们展现政治爱国主义，甚至表现出无限的国家忠诚。这一点应该是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治学常识。
问：在您看来，“祖国”和“国家”概念混淆的原因有哪些？
答：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误导。长期以来，我们的政治学教育已经被代换成了政治教育，这就造成了无心之失。政治教育就是忠诚教育，政治学教育则是强调公民对政治的理性判断。政治学教育也要求大家忠诚于国家，但是这当中的祖国忠诚和国家政治忠诚需要有个区分。因此，公民的爱国主义具有更深厚的理性主义的支持，而不仅仅寄托在忽冷忽热的爱国主义情感上。
因为情感可以来得很激烈，但情感一去，也可以变得很冷漠。我们不能习惯于爱国主义只是一种情感，而要把爱国主义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因此，政治的忠诚教育中应插入一些政治学的理性教育。这不是弱化爱国主义情感，而是让爱国主义情感能够得到理性升华。所以，某些时候我们应该习惯于把政治判断升华为政治学判断。政治判断的情感因素还要政治学判断的理性因素来引导，两者不是对峙的关系。混淆政治教育与政治学教育的原因，基本上属于无心之失，我们也不准备严厉指责。有些人基于国家稳定的好意，将政治忠诚和文化忠诚混淆，也无须对之进行“恶意”断定。
但是有些人可能由于对现代国家缺少理性认识，产生一种盲目的爱国主义信念，并且诉诸国家权力，要求公民在有条件的政治忠诚和无条件的文化忠诚或者说情感忠诚之间不予判断，以政治忠诚遮蔽或者掩盖文化忠诚。这种故意的判断，实际上增加了中国政治生活的混乱因素，而且无助于升华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感。因此，这样的爱国主义实际上把理性和情感混为一谈。这种情感让人们没有判断能力，其所鼓吹的就是盲目的爱国，把爱国当作一种单纯的感情表达。这样的感情表达，反而使人们不知道爱国主义为何物。这类爱国主义情感有时伤害国家长期利益、全局利益或战略利益，人们不得其利，反受其害。这样误导人们混淆政治爱国主义与情感爱国主义或文化爱国主义，实际上是在降低整个民族的理性水平，降低爱国主义的持续性和可靠性。如果让爱国主义成为一个受政治形势摆布的、无法定形的状态，那么其强制性的政治动机肯定会导致最终伤害爱国主义机制的可怕后果。
问：捣襁糊导致思维的混乱。
答：对于这种状况，我们应采取分析的态度，而不应采取笼而统之的态度。一方面，在人们的利益、愿望、发展没有受社会、政治伤害的情况下，这种混淆确实发挥了正面作用。在某种意义上，仔细地、严格地分辨政治爱国主义和文化爱国主义，容易导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以一种书呆子的方式去处理那些并不需要严格处理的政治学问题。政治学问题的判断，主要是专家判断。普通民众并不一定需要这种判断，他们固然需要在理性上加以认知，但在日常行为中，并不需要去实现葱花拌豆腐般一清二白的分辨。日常生活中，情感和理性是交织在一起的。
一个公民的爱国主义情感，主要是寄托在他与国家相宜的一种生活状态之中。只要他在日常生活当中与国家处在相宜的状态，就不必那么严格地追究他在生活中和学术上，哪些概念应该如何严格加以区分，哪些界限应该如何严格划分开来，对于他应该严守哪种边界，而拒绝承担边界之外的任何义务，需要抱以一种中和的态度。严格的区分是过于苛刻了，以至于让我们无法过正常的日常生活。
另一方面，当公民与国家处在一种不相宜的状态，甚至有利害冲突的状态时，那这个问题就需要另外讨论了。此时，公民的爱国主义可能就变成了这种状况：一些得利的公民集群和一些失利的公民集群之间有了对立情绪，这种情绪使得爱国和不爱国成了政治敌对阵营之间攻讦性的说辞。这种爱国主义的分裂，对一个国家而言，是最可怕的社会后果。这意味着社会分裂了。一旦社会分裂，这个国家的认同就难以整合。因此，在国家利益当中得利的人，绝对不应该以爱国主义作为工具，针对那些在国家利益分配当中失利的人，并对后者横加指责。日常表达就是，强势集团不能把爱国主义工具化，去对付弱势集团。相反，强势集团应该在国家的分利过程当中，去照顾或者满足弱势集团的利益诉求，这样就有希望形成爱国主义的共振。
问：用一句俗话说，你不能得了便宜还卖乖。
答：对。今天中国确实因为贫富差距的巨大，对失利者而言，爱国主义表达的是得利者的傲慢；而对得利者而言，爱国主义表达的是失利者的怨恨。以傲慢对怨恨，就会使爱国主义失去社会认同的丰厚土壤，而成为人们相互指责的污名化词汇，这就是一个国家运转的非常严重的内在危机。一定要花大力气，避免出现这样的状况。这对国家的向心性运转是最有害的，因为它变成了国家的离心性运转。一个国家一旦步上了离心性运转的轨道，就会爆发总体危机。
问：您说的这种离心性，我觉得有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一些网民动不动指责别人是“汉奸”、“卖国贼”。这种盲目的情感导致了一个后果，就是被指责者反过来说这些人是“爱国贼”。
答：对。这种相互攻击，显示了爱国主义的分裂。实际上，这等于是让国家认同分裂了，而国家认同的分裂背后是社会的分裂。这对社会整合基础上的国家整合，显然是不利的。尤其是当政者需要警醒，对社会的不同集群，不要以爱国主义划线，特别是不以爱国主义作为政治划线的根据。这样才能够真正整合整个国家的力量，使国家有向心性运转，而不至于产生离心性倾向。
问：据我所知，美国的公民教育很发达，基本上不会出现这种观念的混乱。但是，中国缺乏真正的公民教育，好像就只有您所说的政治教育。
答：中国的中学课程里有公民教育，但公民教育的政治忠诚内容多过了对公民辨认权利和义务能力的培养。这就使得公民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缺少理性认识。
忠诚教育需不需要？需要。政治教育也没有错，但是真正有良好结果的政治教育应该是公民教育。我们的政治教育应当向理性的政治教育转型，在政治忠诚教育中插入更多的政治理性教育。对政治教育的理性认知，促使公民真正认识到国家对他们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相应地，国家也会收获公民对它的理性忠诚感。这样就造成一种国家和公民之间相互紧密合作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一种在利益判断基础上作投机性选择的关系。简单粗暴的政治教育，常常导致悖谬性的结果：当国家能够保护我时，我就忠诚于我的国家；当国家没有提供给我庇护条件时，我可能顷刻间就丧失了对国家的忠诚。苏联长期的政治教育就是要公民愚忠，结果，当公民判断国家不能够保护他们时，爱国主义就立刻土崩瓦解，而且公民们对国家弃若敝屣，毫无眷顾之意。所以，苏联倾覆的时候，会出现“竟无一人是男儿”的悲剧。
本文选自《静对喧嚣：任剑涛访谈对话录》，任剑涛／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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