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aron Sarin
日期：2019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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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一頭正在睡覺的獅子。由她睡吧，因為她一旦醒來，將會撼動世界。
~拿破崙*
| 在21世紀，中國將會上升到一個可以主導世界的位置，這一種說法或多或少已經是老生常談了。所有證據看起來都支持這個立論，反映那個上升過程的亮眼數據俯拾皆是。哈佛政治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他近期出版的著作 (中譯)中列舉這些數據的一部份。他指出，在1980年，中國的GDP不足3000億美元，到2015年，那個數字增加到11萬億。在1980年，那個國家的對外貿易總額不過是400 億，但到2015年時候的數字是4萬億，增加了一百倍。 艾利森還列舉了其他使人驚訝的數字。 “由2008年起，中國每兩年的GDP增幅比印度的整個經濟還要大。即使在增長較慢的2015年，中國每16星期的增長相當於1個希臘，每25星期的增長相當於1個以色列。” 事實上，自2008年的大衰退以來, 所有經濟增長當中，40%來自單一國家：中國。作為最後一擊，艾利森引述新加坡之父李光耀的話說， “假裝[中國]只是另一個大玩家是不可能的。這是有史以來最大的玩家。”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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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李光燿沒錯的話，這樣結果只有一個：”中國將會主宰世界”。目前掌控了澳洲達爾文港的共黨富豪葉成之弟如是說。據大連萬達的主席、在中國富豪榜排第二的王健林說，現在是中國 “改變由外國人制定規則的世界”的時候了。 用中國終身主席習近平的話講，中國會“在政治、經濟、軍事和環境問題領導世界”。但是，像他們這種身份的人用中國這個詞說法是在誤導我們。能夠崛興和承繼地球，在甦醒後動搖世界的不會是一般中國人、而只會是共產黨。
幾十年來，中國平民被灌輸了黨即國家的觀念。那是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在1989年的天安門屠殺後提出的。他發覺，只要國家的人民被視為各自獨立的個體，人民就會有可能注意到黨那許多的歷史罪行，也會注意到黨一直以來對人民的壓制。他想確保人民在1989年起而反抗的情形不會重𤁂。中國通克萊夫·漢密爾頓解釋說，“對許多初到西方的中國人來說，其中一個最難理解的概念就是國家和政府之間的分別，而這是民主制度必要有的。到他們了解到兩者的分別之後，他們就有可能會批評黨國政府，而不覺得自己在背叛國家。” 2
問題是，在西方的人也並不總是能夠區分兩者，於是他們時常在說到共產黨那些威權政策的時候批評“中國”。這首先就引起愛國中國人的防禦反應，其次會招來對種族主義問題格外留神的西方人的批評。東西方你來我往的互相批評，彼此都沒搞清楚，而共產黨則靜靜的乘機擴張自己在全球的影響力。那麼，我們應該對此有多擔心？黨國官員幾十年來都用中國“和平崛起”的說法來使我們放下戒心，習近平甚至引用了拿破崙的名言。幾年前在法國發表講話的時候，他說， “今天，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但這是一只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所有這些話語無疑說服了有望問鼎總統之位的喬. 拜登。 “我們有什麼好怕呢呢？” 他近日很高興的向聽眾發問。
聽眾可以給他一百零一個答案。今天，共產黨壓制中國境外的批評聲音3，對其他國家的政策指手劃腳說三道四，操縱非政府組織和企業，在西方大學的校董會安插支持中共的人4。學術機構日益倚賴中國資金—在2016年的學費收入有125.5億，因此可以很輕易的讓他們不作聲。
聽眾可以給他一百零一個答案。今天，共產黨壓制中國境外的批評聲音3，對其他國家的政策指手劃腳說三道四，操縱非政府組織和企業，在西方大學的校董會安插支持中共的人4。學術機構日益倚賴中國資金—在2016年的學費收入有125.5億，因此可以很輕易的讓他們不作聲。
“我們不可以討論台灣獨立的問題。”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教授林培瑞 (Perry Link)說道。“我們不可以談論有關西藏的佔領。我們不可以說六四屠殺是屠殺”。英國的大學講師也一樣不能碰這些話題, 倫敦中國大使館的職員警告他們，不得討論三個T，西藏(Tibet)、天安門(Tiananmen)和台灣(Taiwan)。犯禁的人受到懲罰。
達賴喇嘛在加州大學加聖迭戈分校出席活動之後，該大學的訪問學者資助被取消了。共產黨視他為“敵對份子”, 不容忍和它有往來的機構和達賴喇嘛保持任何形式的關係。
受到那個黨鐵腕控制的並不只有學術界。許多在中國有業務的外國公司都因為在說到台灣、西蔺時用詞不當而被迫道歉。德國製造商徠卡犯了在廣告中提及天安門的錯誤，被迫發出一整篇道歉聲明。同時，平治汽車因為在Instagram 的貼文中引用了達賴喇嘛的話而被迫道歉。所引用的說話本身很平凡：從所有角度看事情，你將會變得更開放 (Look at the situation from all angles, and you will become more open.)。 但是，黨的打手很快的在網上表示不滿。於是，平治把那則冒犯性的貼文刪除了，擉出抱歉的姿態，發表了儀式性的告解：我們會即時採取行動，深化我們—包括國際分支員工在內的所有人，對中國文化和價值觀的理解，從而規範化我們的行為，確保這樣的事情不再發生。”
這種示弱的行為使那個黨感到自信滿滿—事實上，它自信得開始拘捕其他國家的公民。一名瑞典公民在出版了批評中國當局的書籍之後，在泰國被擄到中國。一名來自赫爾的英國公民因為在臉書上的言論而在北京機場被抓並且被收監。他當時準備從菲律賓返回英國，只是要在北京留一下，等待轉機。結果他因為對中國不友好的罪名被關了兩星期。
黨的打手在美國襲擊那些發表反共言論的記者5，在香港綁架書商，對他們用刑，在澳洲試圖殺害獨立記者。他們把英國商人Peter Humphrey 綁在鐵椅子上，關在籠子裡，並對他下藥，為的是要他招供。他們滋擾新西蘭學者布雷迪 (Anne-Marie Brady)，為了懲罰布雷迪對中共的海外影響力進行研究，他們派人闖入她在基督城的住處，向她的車做手腳，在她的辦公室偷竊，還向她發出多封恐嚇信。
你可能會說，這些行為只表示共產黨想要在海外取得權力，增加自己在國內的地位—它的威信或者說“面子”。投射一個強大的形象有助它更有效的保謢國家，同時使美國等的大玩家認真看待中國。但是，在其他國家綁架記者和書商反映出的是截然相反的另一種態度。中國當局顯然認為，所有國家的公民都受它管轄。這就不僅僅是一種帶侵略性的民族主義了。這是帝國主義。
有自信得忘乎所以的那個黨現在試圖完全吸收香港。過去22年，那個地方都是一個特別行政區，在官方上是中國的一部份，但同時有自己的政府。這安排是按照中國和英國簽訂的一個按說直至2047年都有效的協議。但是，在2017年，中共出乎英國所料的宣布，雙方簽訂的法律文件沒有實質意義。強大得足以無視國際法的共產黨眼下在收服那個地方，在香港政府中安插了中共官員，更動當地法律，使之受到大陸更強力的控制。
最新的變化是對逃犯條例提出修正案，容許有刑事罪行嫌疑的人被移交大陸。正式而言，這個修訂只會影響刑期在7年或以上的人，可是這不足以使香港人放心。他們知道，共產黨在想要把政治反對者收監的時候會憑空作出嚴重罪行的檢控。當共產黨說中國是一個依法治國的國家的時候 (它確實時不時這樣說)，沒有人會把那說話當真：99%的定罪率使那句話成了空言。所有人都知道，這個修正案會用來使在香港批評黨的人噤聲。一旦被移交中國你就完蛋了—在某些案例中，那表示你死了。至低限度，你會在拘留期間被用刑。香港人不接受這個謊話，他們近幾星期都在聚集，舉行大型抗議。不幸的是，他們可以做到的事大概不會多。目前那個法案暫緩了，但假以時日必然會捲土重來。
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是個異例。但是黨在其他地方也採取了同樣的帝國主義立場，而且沒有國際協定做幌子。僅僅因為黨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世界上許多地方，許多人就在威嚇之下假裝台灣真是中國的一部份。即使英國的航空公司也把那個國家列為中國的一個省，台灣的奧運選手只能在中華台北的旗織下參賽。台灣的外交部長吳釗燮對現況有如下說明：
“台灣是個民主制的主權國家…我們的總統和議員由選舉產生，我們有自己的軍隊，我們頒發護照和簽證，和其他國家有跨國關係。台灣人擁有各種的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宗教自由、參政自由，法治，還有，由五月起，同性婚姻的自由。…一個用社會信用制度監控民眾，把維吾爾族人關進大型拘留營，在西藏壓制宗教和不同聲音，把人權律師判監，對互聯網設限的警察國家…大多數台灣人對成為它一部份的想法完全不感興趣。”
習近平對此充耳不聞。他說台灣“必須也必將會”和大陸統一，而且他的語調很急迫。他說，”統一”的問題不能等下一代人來處理。他下令中國軍方要為達成這個目標要進行的 “血戰” 做準備。所有跡象表明，黨不會得到香港和台灣之後止步。眼下，外國政府正面臨把維吾爾人遣送中國的壓力。在中國，有超過100萬名維吾爾族人被關在集中營。習近平視維吾爾人為問題，就像納粹視猶太人為問題那樣，而且他期望其他國家在這件事服從他的權威。
難以置信的是，馬來西亞、埃及、泰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巴基斯坦、柬埔寨、越南和老撾等國的政府都照辦了，把國境內的維吾爾人送到中國，使他們面臨酷刑和羈押。假如對中國怯懦和綏靖的情況持續，那頭獅子很快就會把利爪伸到西方國家。事實上，這樣的計劃已經成形了。僑務辦公室副主任何亞非向資深黨幹部說，“中國”(他的意思是共產黨) 將會“殺出一條血路，粉碎西方的專利和輿論霸權。”
那麼，當中共成為主宰之後，我們會活在一個怎樣的世界？我們也許可以從吳釗燮提到的社會信用系統領略一二。越來越多中國民眾—到2020年的時候是所中國居民—被納入一個評分系統，他們的行為決定他們會得到的分數，這有點像2016年放映的劇目黑鏡的急轉直下的暗黑版。黨通過無孔不入的線上和線下監視系統監控每個人的行為。各種無害的活動都可能使人失分，那怕只是玩電子遊戲。當評分降至低於某個門檻，一個人就會被禁止旅行和向銀行借貸。在2018年，民眾因為信用評分低而不能買機票的記錄有1,750萬。那些分數最低的人直接被共產黨的內部安全系統蒸發了。我們也許會以為，類似的安排不可能輸出到中國境外。但不幸的是，有證據顯示，共產黨已然靜靜在國境之外建立這種系統了。
中巴經濟走廍項目為中國當局在巴基斯坦大多數的主要城市引入視像監控系統提供了絕佳的幌子。事實上，由中共控制的海康威視攝像鏡頭可見於斯坦特德機場、格拉斯哥機場以及倫敦的地下鐵路。黨可以直接讀取以上任何一個攝像系統內的數據。中國的電訊基建也有這樣的情形。許多國家禁用華為就是憂慮器材的“後門”會使北京得以進行未經授權的監視。到中國西部省份新疆旅行的遊客現在必須把電話交給邊防人員。他們在手機安裝完監控程式和把個人資料下載完之後，遊客才可以繼續行程。
黨還推出了一帶一路倡議，這一個雄心萬丈的計劃涉及到152個國家的基建設施及投資項目。到今天為止，中共企業通過這個倡議在其中的34個國家取得76個港口和海運站的控制權。它使那個黨得以通過在無還債能力的國家大舉投資的方式來建立據點。比如，斯里蘭卡政府就因為積壓了鉅額債務而無法完成漢班托塔的大型中國港口項目，於是當局在別無選擇之下給予該中共控制的企業租借港口99年的權利。現在，“一帶一路”工地引進了特設仲裁法院，從而宣揚另一套司法系統，即“共產黨”的司法系統。6
記者馬丁雅克 (Martin Jacques) 在他出版的暢銷書《當中國統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中說，我們會在21世紀看到一個和現行的全球政治系統完全不同的新系統興起。雅克預想，一個建基於對清代(我們現在所指的中國的最後一個古老帝國)朝貢制度浪漫想像的系統將會出現。當時，相鄰地區的代表須定期到清代皇帝的宮殿朝覲，並獻上貢品。21世紀的版本也意味著外國領袖每年得到北京奉行同樣的叩頭禮節。7
這些並不只是一個由外向內一窺究竟的人自己做的預測。共產黨的領袖表示過他們有這種夢想。李光燿告訴艾利森說，在許多年間，有數百個黨官員拜訪他，向他請益，他們全都對“一個由中國做主宰，其國家以藩屬的身份到北京朝貢的世界”表示緬懷。艾利森知道一名上海副市長在期盼所有上海的上級中產家庭都能夠僱用美國人做男僕的日子。8 當我們回想起這些人所掌控的權力和影響力有多大、而且在快速膨漲的時候，這種不可能成真的想像開始變得不那麼異想天開了。
的而且確，現在是嚴肅看待中國共產黨的是時候了。過去許多屆的西方政府都對北京政府隨和，希望一個西式的民主政體會漸漸成形。過去我們說服自己，只要不去打擾獅子，牠們就會變成完全不同的動物。現在我們必須面對那個錯誤造成的後果。共產黨是永遠不會改變的，它只會越來越糟。而現在它已經開始威脅到全球人類的自由了。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方式。王丹是從天安門廣場流亡的學生領袖之一，他從近期的美中貿易戰找到希望。“在1990年代，”他告訴紐約時報， “當美國把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和人權掛鈎的時候，中國政府向壓力低頭，放鬆了政治上的控制，而且把我和另外幾名異見者釋放了。可是，一旦貿易和人權脫鈎，當地的情況就急劇轉壞。”也許，我們拒絕在人權問題上讓步，堅持把政治改革和貿易掛鈎的話，或許可以把獅子關進籠子。
但同樣重要的是來自中國民眾的支持。我們必須區分黨和人民，清楚表明威脅我們的是前者而不是後者。在這裡，遣詞用字至關重要。如果在政治話語“共產黨”和“中國”不是同義詞的話，中國民眾就可以有自行批評黨的自由，正如鄧小平所害怕的那樣。另一場天安門廣場運動就有了可能。一旦發生這事情，我們就可以用確保國際社會堅定支持中國人民的方式來避免1989年的屠殺重演。假如我們持續的提供支援和做出報道，無視黨必要會做的收買和霸淩舉動的話，我們也許可以避過習近平為我們所有人設計的奧威爾式未來。
* 譯註：這句話，據說不是拿破崙講的。"如果試著在外文資料中查找拿破崙的這番話，會發現幾乎找不到十分確切的證據和出處。特別是在法文的原始文獻中，拿破崙其實關於中國的談話非常之少，尤其這段「中國睡獅論」根本無法考證。"全文見此。
Aaron Sarin 是自由作家，居於雪埠，目前正在撰寫一本探討民族國家體系、文化共通點和環球治理的書。他定期向 seceder.co.uk 供稿，推號: @aaron_sarin 註解 (翻譯從略)
1 Graham Allison –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Scribe Publications, London, 2018 edition, orig. 2017), pp. 6-7, 12. Allison cites Graham Allison, Robert D. Blackwill, & Ali Wyne – Lee Kuan Yew: 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MIT Press, Cambridge, MA, 2013), p42; World Bank, “Merchandise Imports (Current US$)”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TM.VAL.MRCH.CD.WT?locations=CN; World Bank, “Merchandise Exports (Current US$)”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TX.VAL.MRCH.CD.WT?locations=CN
2 Clive Hamilton – Silent Invasion: China’s Influence in Australia (Hardie Grant, London, 2018), pp. 5-6
3 “China and the West,” The Economist, 16 December 2017
4 Hamilton, op. cit., p46. Hamilton cites Anson Chan, former Chief Secretary of Hong Kong
5 Ibid., p41. Hamilton cites James Jiann Hua To – Qiaowu: Extra-Territorial Policies for the Overseas Chinese (Koninklijke Brill, Leiden, 2014), p180
6 Elizabeth C. Economy – “China’s new revolution: the reign of Xi Jinping,”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7 Martin Jacques –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llen Lane, London, 2009), chapter 11
8 Allison, op. cit., pp. 109, 139. Allison cites Graham Allison, Robert D. Blackwill, & Ali Wyne –Lee Kuan Yew: 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MIT Press, Cambridge, MA, 2013), p17
2 Clive Hamilton – Silent Invasion: China’s Influence in Australia (Hardie Grant, London, 2018), pp. 5-6
3 “China and the West,” The Economist, 16 December 2017
4 Hamilton, op. cit., p46. Hamilton cites Anson Chan, former Chief Secretary of Hong Kong
5 Ibid., p41. Hamilton cites James Jiann Hua To – Qiaowu: Extra-Territorial Policies for the Overseas Chinese (Koninklijke Brill, Leiden, 2014), p180
6 Elizabeth C. Economy – “China’s new revolution: the reign of Xi Jinping,”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7 Martin Jacques –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llen Lane, London, 2009), chapter 11
8 Allison, op. cit., pp. 109, 139. Allison cites Graham Allison, Robert D. Blackwill, & Ali Wyne –Lee Kuan Yew: 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MIT Press, Cambridge, MA, 2013), p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