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亞秋 @Yaqiu
日期:2019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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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贊同那些學生對香港問題所持的親北京情緒,但我想我能夠理解他們。他們使我回想起2009年初來美國讀書的自己。
剛到步不久,我看到位於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中國大使館門前有抗議活動,發起的是流亡藏人。我搞不懂他們。不是說西藏人對中國人修建的亮麗建築物和高速鐵路感到滿意的嗎?西藏人和中國人做生意,不是可以賺到更多嗎?以上是我向和我搭話的西藏人問的其中一些問題。他們在印度的難民營出生,他們的父母在中國人的鎗口下逃離了西藏。
幸運的是,西藏人對我那些謬誤的提問的回應是理解,而不是鄙視。但即使這樣,我還是得用上好多年的時間才能夠在情感上理解中國境內許多西藏人吃的苦頭。我對西藏看法的唯一來源就是中國的宣傳,宣傳的說法是中國解放了受農奴制壓迫的西藏人,使他們過上了繁榮幸福的日子。因為政府的審查,我沒有可以接解觸相反立場的途徑。因此,我不能明白西藏人為什麼會自焚抗議他們在語言、文化和身份認同等受到的壓制。
對我們這些在一個資訊管制無所不包的體系之下長大的人而言,要處理和那些教給我們的,我們一直信以為真的說法相悖的觀點並不容易。這需要與生俱來的好奇心、恆常閱讀沒經過審查的資訊和自我反思的思維。在中國,這些統統都不是受到鼓勵的東西。
捨棄不真實的資訊和隨之而來信念可能得用上一輩子的功夫。我在10年前離開中國,但直到今天我還是會偶然質疑自己有的某些知識,因為那些知識是我在中國的學校學到的。
當中國學生到境外學習的時候,他們得要適應一個新的教育制度,而且常常會遇到認為”他們被中國政府洗腦了”的人,在課堂上、在日常生活中、在網上都有。這會使一些人覺得受到攻擊,並且強化了他們在中國學到的東西:西方人偏頗而且抱有敵意。
這無疑是中國政府希望看到的事。生而為人,想說出自己的想法是很自然的事。但是,當一個人多年來受的教養是,有自己的看法並且把它們說出來可能帶來嚴重後果,漸漸的他就學懂完全避免獨立思考。
我在中國上學的時候,對著那些無法理解的概念,諸如 “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對自己說,不要想它們的意思,只管記住,在考試時反㗙出來就好。在共產黨統治下,不思考就是自保的方式。
甚至連情緒也受到國家操弄。我們被教導要對特定事件要感到高興,對別的事件傷心或者憤怒,但從來都別想停下來問為什麼。在1997年年初,我的一個朋友從大陸移居香港之後不久,中國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死了。我那朋友當時是個中學生,他去了北京在香港的代表處—[中央]聯絡辦公室致哀。他準備離去的時候,一個香港本地的記者問他為什麼哭。 他告訴我, “那一刻我呆住了。‘我為什麼哭?’ 我自問。然後我也不知道。”
雖然,讓中國學生接觸和他們所知的看法有根本分歧的觀法並非易事,但持續和他們交往是至為重要的事。各大學和教職人員應該加倍努力的用尊重的、不帶批判的方式和中國留學生接觸,對他們會有表現出為中國政府辯解的衝動[的原因]要了然於心。長期以來,中國當局在世界各地的大學校園監控、監視中國來的留學生。
對我來說,學習有關中國侵犯人權的事促成我今天在人權觀察工作的決定。長遠而言,今天在外國留學的學生是最有可能在回國後為中國指出一個新方向的人。
王亞秋是人權觀察的中國研究員
原文為刊於《洛杉磯時報》的專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