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25 August 2019

思想審查之惡

微博炸號的本質,是剝奪個人自由。而所有網路審查的目的,都是在限制個體表達意見和傳播訊息的權利。生活在微博,就是活在一種每時每刻都被監控和被干預的狀態。
這是怎樣的狀態?這種狀態對具反思意識和自由意識的獨立個體,會帶來甚麼樣的傷害?討論炸號之傷,我們不能不談不自由之惡。
炸號是微博監控的極致,但在炸號之外,還有不同層次的言論審查。舉例說吧,如果你在微博發表某段話或某張圖片,你有機會遇到以下幾種情況。
一,你的帖子只有你自己能看到,別人看不到,而你誤以為所有人能看到;
二,別人能看到,又或只有互相關注的人能看到,但卻不能評論和轉發;
三,你的帖子直接被刪掉,你和所有人都看不到;
四,你的所有發帖必須先被審查,獲通過後才能出現在你的微博。
五,你會被禁言,俗稱「關小黑屋」。禁言時間可以是一星期、一個月,甚至一年。禁言期間,你不能發帖,不能評論,也不能轉發。
以上待遇,我全部經歷過。
我們也要知道,從 2018 年 3 月起,微博已全面實施實名驗證。要使用微博,你必須留下你的身份證件號碼或行動電話號碼。換言之,如果官方因你的微博言論而想找你麻煩,完全沒有難度。此外,如果你的發帖如被認為有「網絡誹謗」之嫌而又被瀏覽 5000 次或轉發 500 次以上,便已觸犯刑法。
在這種大環境下,微博使用者如何才能避免觸礁?很簡單,自我約束和自我審查。最安全的,是只看不說。不轉發不評論,做個沉默的旁觀者。其次,只關心吃喝玩樂和明星八卦,絕對不碰敏感議題。再其次,碰上某些不義的重大公共事件,實在忍不住有話想說,也必須小心翼翼,避免使用任何敏感詞,而用隱蔽迂迴的方式表達。
我敢說,絕大部份使用微博的人,都活在這種自我審查的狀態,而這正是當權者想要的效果。微博有幾億用戶,無論科技多麼先進,官方也難全面監控。如果它能使得大部份人因恐懼而自動噤聲,並鼓勵大家縱情聲色娛樂,社會自然「和諧穩定」。
由於我每天同時使用臉書和微博,對此體會尤深。在臉書發帖,我從來不曾有過被審查的顧慮,事實上我也未經歷過。你會輕鬆自在,想說甚麼就說甚麼,並覺得你的臉書空間完全屬於你,完全不用擔心有人在監視和限制你的發言。 (當然,臉書同樣有言論尺度的限制。)
微博是另一個世界。每次發帖,我幾乎都會問自己:這個帖子會否因為太敏感而被刪去?我會否因此而被禁言甚至被炸號?這種恐懼恆常存在,而我知道這絕非過度擔心,因為實在已有太多類似經驗。回看我的微博,滿目都是「因違反相關法律法規和《微博舉報投訴操作細則》」而被刪除的帖子。每年六月四日前後,一句「今天是幾號」或一張蠟燭照片,都會在數分鐘內被刪。
久而久之,我已大概知道甚麼樣的帖子,會被微博小秘書盯上,因此會盡量避開。必須老實承認,雖然身在香港而少了大陸朋友的許多恐懼,但為了生存得久一點,我也慢慢習慣了自我審查。不過,儘管小心翼翼,也總有你意想不到的時候。今年四月,我分享余英時先生一篇反思五四運動的學術文章,心想這種文章應該沒事吧,結果是連號也被炸了。
我是研究政治哲學的,熟悉各種自由理論,對於自由之好和奴役之惡,可以和學生隨便談上幾小時。但當我的言論與思想自由一次又一次被權力粗暴踐踏時,我發覺讀過的諸多理論都不足以體察和解釋我的感受。 最真實、最直接的感受,是羞辱。
想像一下這樣的情景。當你在微博發言,你清楚知道,有個你永遠見不到的人在黑暗中時刻監視著你。他手裏拿著刀,只要你的言論過了界,刀便會砍下來。他永遠不會告訴你界線在哪,也不給你機會解釋。他的權力是絕對的,他的判決是最後的。他決定你甚麼時候可以說話,甚麼時候必須閉嘴。你必須服從。你和他之間沒有任何講道理的餘地。
這就是我們國家對待人民的方式。據《憲法》第 35 條,共和國公民享有言論自由的權利;據第 38 條,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現實卻是,我們的言論自由日復一日遭到國家踐踏,我們的人格尊嚴每天都受到國家侮辱。
這是小事嗎?
這怎麼可能是小事。既然言論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國家就有最大責任去履行承諾。現在國家不僅不作為,還帶頭用最粗暴的方式剝奪公民的言論自由,請問這種國家的統治正當性何在?!是的,身為個體,我們無權無勢。但這又如何?難道因為我們脆弱微小,國家就可以為所欲為?當然不可以。因為這等於國家背棄了它對人民的基本責任,也就等於放棄了正當統治的權利。施行暴力和擁有統治的權利,是兩回事。 這是怎樣的人格羞辱?
就是國家不將她的公民當人來看待。道理並不難懂。人是甚麼?人會思想,會講道理明是非,會懂得為自己做選擇,並會對自己的生命負責。基於這些特質,人是自由自主的道德主體。
人的尊嚴,建基於人是能思想的主體。思想需要自由。當人不能自由地、沒有恐懼地思想,生命就會扭曲變形,喪失健全獨立的人格。思想不自由,傷害的是社會上每一個人。
有人或會說,你太當自己是一回事了。只要你不這樣看自己,你就不會如此受苦。換個說法,既然我們改變不了權力,那就不如改變我們自己。
我必須承認,作為一種應世策略,這種說法不無道理。事實上,我們之所以對思想審查如此深惡痛絕,並在言論受限時如此倍感羞辱,確實是因為我們接受了一種對自我的特定理解。我們理解自己是自由人,並極為重視這個身份,所以才對不自由如此敏感。如果我們接受自己生來就該被人統治,接受人除了吃喝拉睡並無任何特別之處,那麼我們對於自身遭到奴役壓迫,也許就不會那麼在意。自由的價值,和主體的自由意識直接相關。
確實如此。在我們這個古老國度,如果大家都不當自己是主人,習慣於屈從認命,對自由沒有嚮往,也不願意奮力爭取,我們怎麼可能成為自由之國?
既然困局在此,那麼出路也在此:我們須轉化公民的主體意識。我們須在教育、在文化、在家庭、在網絡,以至在生活每個層面,逐步讓國人明白我們生而獨立、自由、平等,理應得到國家的公正對待。這不是施捨,這是我們身為公民的基本權利。
這不是甚麼新鮮事。新文化運動以後,一代又一代的有識之士都在為此努力。只可惜百年過後,我們離自由社會仍然很遠。如果自由是人的尊嚴所在,我們便別無選擇。我這樣說,既不憤激也不沈痛,而是如實道出我們要做的工作。自由意識的開拓、累積和深化,不應只是幾個知識分子的工作,也不能指望一兩場社會運動,而是必須通過所有公民在日常生活一點一滴長期實踐,讓自由的理念走進我們的生命,使自由的價值沈澱成社會共識。
這個過程,漫長艱難,但只要更多人一起走,自然會有路。是的,不一定所有人都有機會見到路成的一天,但沒有每個人在路上踏過的足印,路從何來?!何況我們選擇在自由之路行走,自有奴役之路無從得見的各種好風景。
有人或會問,既然微博有那麼多限制,而且這些限制並非微博自身所能控制,那麼幹嗎不離開,改到牆外的推特和臉書繼續發聲?繼續留在微博,還有意義嗎?
以我所知,不少朋友被炸號後,都已轉戰推特。我也經常鼓勵網友翻牆關注我的臉書,接收更多牆內看不到的資訊。儘管如此,我始終覺得,只要還有丁點的言論空間,微博仍然值得留守。 我有四點考慮。
一,大部份大陸網友不懂或不習慣翻牆,而且翻牆的難度和風險愈來愈大;就算能翻出去,由於文化圈子和網絡環境不同,大陸網友也很難像在微博那樣積極參與討論。他們當中許多人會覺得,此地信美終非吾土,是故難以久留。
二,儘管限制重重,微博仍然是大陸用戶最多及公共性最強的網絡平台,容許網友互動討論和轉發訊息,因此即使刪帖炸號不斷,仍然值得我們屢敗屢戰,盡力突破言論審查和新聞封鎖,讓更多的光照進暗屋。
三,微博仍有許多對社會有關懷,對思想有嚮往,以及對生活有追求的年輕人。對他們來說,微博是尋找同道和思想啟蒙之地。如果微博日漸荒蕪而又沒有其他更好選擇,這些年輕人將難以在凛冽大地找到一小塊思想綠洲,呼吸到一點自由空氣。時代艱難晦暗,圍爐取暖,彼此守望,是我們一起走下去的重要力量。
四,我們每天在微博理性討論、針砭時弊、分享文章,以至集體抗議,其實是在實踐一種公共生活和開拓一片公共領域。微博最大的潛力,是它的公共性:我們並非藏在私密空間和一小群熟人交流,而是站出來與所有人公開討論;我們交流的話題,很少關乎個人私事,更多是關於公共事務;我們使用的概念和訴諸的理由,往往是彼此能夠理解的共同語言;我們說服他人的方式是講道理,而不是依仗暴力。
公共言說,本身就是一種行動。留在微博繼續說話,本身就是一種抗爭。當然,以上所說是較為理想的狀態。微博公共性的程度和質素,並非自然而然就存在,而須靠大家一起努力。事實上,許多人離開微博,不是因為炸號,而是因為對微博的公共性徹底絕望。我也經歷過無數人身攻擊和人格羞辱,目睹過許多可怕的網絡欺凌。我甚至為此輾轉反側感觸落淚。惡的極致,有時並不令你憤怒,反而教你悲憫:你會想,世間為何會有被這麼深的惡纏繞以致完全失卻同情心和同理心的人,這是多大的不幸。
微博確實不是烏托邦,有時更是人性醜陋的放大鏡。我因此理解許多人為何放棄微博,選擇退到像微信群那樣的熟人小圈子。不知不覺間,在我認識的朋友中,我已成了少數還留在微博且仍然想方設法繼續言說的人。真的值得嗎?我不止一次停下自問。經歷兩次炸號一切歸零後,這個問題對我尤其艱難。
一直到今天,我依然覺得值得,因為我們別無選擇。集體離開微博而又沒有更好替代,實際上意味著我們放棄努力在當今中國活出一種公共生活。我們這樣放棄,結果不會更好,只會走向一種私人的、離散的、消費為主的,卻失去了公共性的生存狀態。(註 17)如果是這樣,微博就是不得不守的陣地。原因很簡單,沒有足夠數量具公共參與意識的自由人,沒有足夠數量願意通過公共討論學習聆聽、容忍和尊重異見的社會人,我們就很難突破現狀。
我真的相信,我們在微博每一次就社會事務發聲,每一次與網友作思想交流,都在改變自己和改變世界。這些改變雖然看上去很微小,但世界由人組成,我們改變,世界就必然跟著改變。只要有更多的人加入,情況就會不同。
*節錄自〈自由誠可貴 ──我的微博炸號紀事〉,收在《我們的 黃金時代》(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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