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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传媒
一、政府的形象工程，它到底在追求什么？
港珠澳大桥投资二百多亿美元，历经九年建设近期开通，习近平在开通典礼上仅说了十二个字（“我宣布，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就匆匆离开。这是习近平无言以对的国家重大专案，也是习近平第一次失语的场景。
宏大的政府形象工程，习近平无法回答，它的绩效与它的追求到底是什么？
近期在接受自由亚洲台的电视访谈中，我说，习近平应该对这个宏大的政治工程或腐败的形象工程无言以对，甚至应该泪流满面，因为它对国民百无一用，在许多农村或边地学生们学校午餐都不能供应的现实中，投入钜资造形象工程，是一种政治与经济犯罪。
当然，对习近平这次在大桥开通典礼上匆匆讲话有不同的说法，譬如，习担心被暗杀，所以不断改变行程，并在开通仪式上迟到，都是有意避险行为。习近平回京与日本首相安倍会谈时，一贯喜欢侃侃而谈的他，面对安倍也是一字一句地念讲稿，其表现仍然是不正常的状态，这说明内忧外患，已严重影响到大国领导人的语言表达。
大桥开通仪式上，人们期待习近平在这样的时刻发表一篇南巡讲话，以纪念与呼应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而习近平本人处境艰难，外有美国的贸易战无法应对，内有股市溃盘，经济不振，而对深圳引领的改革开放主导权，习家与邓家又陷入某种纷争，深圳特区建设，习仲勋更为重要，还是邓小平拍板更有决定性意义？
习近平回避这一话题，只能在另外的场合强调继续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即便已拥有最高核心权力，习仍然不敢冒犯改革开放这样的政治正确观。
依过去的情形，习近平面对世界第一跨海大桥，应该满心喜悦，现场可以高调宣扬：它见证中国人民与中国党的伟大，见证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而现实中，他完全清楚，他当政前后，国家为这样的大项目付出了多少资源，后续的维持与保障，仍然难以估计，只要是国家形象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完成之后，都是权贵利益共同体取用不尽的巨大乳酪，而国家除了获得一个形象符号之外，就是不停在付出纳税人的资源（从北京的亚运场馆到奥运场馆，都是同样的命运）。
港珠澳大桥是一项九年前的小“一带一路”工程而已，它仅仅是用一座桥连结了港澳珠三地，在形式上节省了交通时间，强化了内地与港澳地联系。而更为宏大的一带一路工程，则由习近平自己主张，在相关国家的投资，是由数以十计、百计这样的工程组成，总经费数以千亿美元。与此大桥一样，它并没有由各行业专家论证，也没有全国人大相关委员会讨论投票，它完全是政府行为。人们只能通过新闻看到习近平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高调宣扬将投资数十亿、百亿美元，甚至他可以随机减免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拖欠的中国国家债务。
中国特色的政府工程，最高领导人一旦确定了项目的伟大性，任何人反对，就成了反对最高领导人，而在领导人背后，既有利益集团的游说，又有满足领导人好大喜功的学者专家们各种理论诱导，譬如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就说到，自己调研非洲的“学术报告”对中共投资非洲影响重大。中共南海造岛这样的宏大工程，给党国经济与国际影响力造成巨大的伤害，背后也是这样的专家理论诱导的结果，表面上看，都是基于党国利益，甚至有民族利益与民族自豪感，但整个过程，都是权贵们利益工程得到红利，国家经济包袱与对国际社会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些专家学者们不会受到惩罚或责难。做出决策的党国领导人会受到追责吗？也不会，港珠澳大桥从工程造价到最终的效益都是无法向国民做出交待，最初的决策者会受到问责吗？建设过程中，中方的腐败，会有独立的审查机制吗？它的投入与产出、法律与责任问题，无从知晓。人们只是通过中共新闻媒体，看到各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拍板。
现在人们看到听到的一带一路项目中，多个国家开始反悔，一些重大工程也后续无力，毛时代援建的第三世界国家的重大专案现在多已废弃，因为当年这些工程，意有获得受援国在联合国投票支持，经济代价为政治而付出，而如今，习近平看中的是一带一路国家的资源与市场，既可以获得中国日益匮乏的资源，又可以倾销中国落后的产能产品。而这种带有经济殖民、又有政治模式输出或影响的党国项目，正遭到国际社会与相关国家警觉，而在南美，美国以政府出面的方式予以干预、阻击。
宏大的一带一路工程与现在峻工的港珠澳大桥有着某种同构性，就是党国主导，通过巨额投资，打造一项可以维系不同地区不同制度的政治经济纽带。如果说中共在经济与政治上基本可以控制香港、澳门的相关工程连结的话，而更为宏大的一带一路项目，中共无论怎样穷尽国力，都不可能完成其构建，既有国际大背景，又有相关国家政制的不同性与变局可能（马来西亚就是例证）。
所以，习近平看到港珠澳大桥的开通，应该庆幸二百亿美元的投资，毕竟没有做成一个断桥烂尾项目，勉强可以成为观光的形象工程，未来的时间里，一带一路工程，将以怎样的结局示之于世界？
中国的计划经济与计划政治，纠结在一起，由集权者操控，无制约无监督地构画宏伟的蓝图。它达到一个辉煌的极致或泡沫的顶点之后，正遭遇国际力量的围剿。直接的后果是国际市场对中国限制、美元匮乏、中国在国际社会日益孤立。
二、社会主义国有专案权贵资本的盛宴
港珠澳大桥这项投资过千亿人民币的跨海工程，最早支援的中央政府官员是时任总理朱镕基，九年前决定专案开始则是胡温当政时期，权贵资本主义达到巅峰状态，如此宏大的国家投资，谁参与论证？有没有全国人大代表的投票？投资如何回收？如何解决港澳与内地车牌通行悖论？没有任何人可以回答。
我们回顾一下港珠澳大桥从提出概念到最终实施、建成，会发现它最大的特色是“政府工程”。因为大桥管理局是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广东省人民政府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举办的事业单位，大桥的建设、运营、维护和管理的组织实施等工作均由“政府事业单位”负责。
不同的政制，却由一个中央政府来协调建成一座大桥，可以视为不同政制之间可以协调出共同的建设成就，而其另一面，则可以认为，它是中央政府强权协力的结果，港澳粤地方政府屈从于中央政治意志，最终成就了一项政治形象工程。它既重视政治象征意义，又重视政府形象，面对这样的宏大叙事工程。
建桥之初，人们认为港珠澳大桥启用，港、珠、澳三地的行车时间仅需一小时左右，而且不需要再绕经虎门大桥；而港珠澳也会形成“一小时生活圈”，但决策者没有考虑豪华大桥的通行成本，还有三地的边检与等待、转车时间，现在人们实际的体验是，不仅成本昂贵，还有三地车牌无法互相通行，等待时间漫长，加上转车时间，当初估量的大桥时间效率被抵冲。它更可能成为一项“观光”工程。
与澳门建立大桥，最早是1983年由香港合和集团董事局主席胡应湘及珠海市提出，显然这是商人的经济敏感与地方政府基于自身的效率与效益的需要而提出，尔后，香港青屿干线通车、新的香港国际机场位于大屿山，胡应湘又提出香港应该善用青马大桥等新落成的基础建设；把大桥香港起点改为大屿山，加入澳门（单Y方案）和深圳市（双Y方案）。
2002年11月，这项计划得到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支援；
2003年开始，得到香港政府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支持，2005年选择了单Y方案，并且定名为“港珠澳大桥”。
2009年10月2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主持召开第85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港珠澳大桥的可行性报告；
港珠澳大桥原计划采用公开招标形式，即民间兴建营运后转移模式的方案交由私人财团出资兴建。
其后改以三地政府全资兴建，为什么可以民营的项目，要改成政府投资经营？
最终在2008年8月5日，三地政府就融资问题达成共识，主体工程造价385.4亿，其中北京决定出资投入项目建设，连同广东省的出资，中国大陆合共出资70亿元人民币
2018年9月28日–30日，三地举行联合试运行。2018年10月23日，在珠海举行开通仪式。
检索媒体报导我们可以看到：港珠澳大桥原定2016年底完工，但却出现严重延误及超支。造价由原先估计762亿港元大幅超支至2017年估计的1,177亿港元，港珠澳大桥工程自动工以来，除被揭超支及工程延误外，更多次发生严重伤亡意外。直至2017年3月，工程共酿成10人死亡，逾600人受伤，被媒体形容为“血泪大桥”和“一桥功成白骨枯”，在大桥开通仪式之时，并没有为这些牺牲者哀悼，他们的名字也难铭刻在大桥纪念碑上。
社会主义制度的所谓优越性，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大事要付出怎样的牺牲与代价？大事如何造福于全民？这些都不在中共考量之列，现在，人们都无法看到，中共为什么避开私营投资，而直接代之以政府投资？它是不是为了照顾权贵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因为只要向私营开放，整个过程就会更加透明，更加考虑投资成本与绩效。而现在，总投资成本从七十多亿，上升到一千多亿，甚至有报导指达二百亿美元，即造价成本上升了一倍，那么，中央政府付出多少？港澳政府又付出了多少？人们无从知晓，因为这是政府工程。
一座大桥，贯通三地，三地都需要独立边检，本质上是两种甚至三种政制，当初提出之时，中国大陆开放之初，也许人们当初的构想是，几十年之后，两岸三地都会一样自由开放，所以地理上的交通通行与政治上的自由行，不会有任何障碍。而现实却冷酷无情，大陆正在以自己的政制，控制与同化香港澳门，并剑指台湾。大陆公安人员可以到香港直接抓捕商人特别是出版商，甚至已成为加入外籍的华人，也难以幸免被非法抓捕的命运。香港的自由度受到严重打压，自由的桥梁没有建立，且处处设立障碍，不自由的大桥却在九年的时间里，豪华建成，这显然是对中共政制的莫大嘲讽。
大陆与港澳的纽带应该是自由二字，中国与世界的纽带，需要以普世价值为连结，这样的常识，中共永远不懂或者永远装着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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