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時事評論員
趙崇基導演拍攝的《中英街1號》電影還沒有正式上映，就已經引起很多兩極化的評論。趙導演在一次影后分享時，慨嘆電影的拍攝工作剛結束，就要開展另一場戰役（指要應對批評者的責難）。
批評者的焦點集中在質疑他是否替香港「六七暴動」漂白或平反。趙導多次強調完全沒有這個動機，只想比較兩代年青人在面對社會不公時，如何思考、如何行動。
筆者認為，《中英街1號》之所以會引起這些疑慮，有兩大原因。
第一，從電影本身看，導演在處理「六七暴動」和「雨傘運動」時，手法不夠公允，給人一種電影似乎在為「六七暴動」漂白的強烈印象。這些不公允的手法包括：
- 用大量的影像和聲音、對白來表達左派對「暴動」的觀點和敘事，但對左派在暴動中的恐怖主義行徑，卻只有輕輕一句話（只有聲音沒有影像）帶過。
- 主角游學修在「六七暴動」時的形像是正氣的，寧可死在木屋也不到醫院求醫以免暴露工人的行蹤，但他在「雨傘運動」中卻是一個不敢面對運動失敗而「潛水」（粵語：指躲藏起來）逃避責任的人。這一點和事實有很大差距，因為「傘運青年」中，除了黃台仰（按：「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一人勉強可以說是「潛水」外，其餘都是勇於面對刑責的。在導演的處理下，同一個主角在「六七暴動」中正氣凜然，在「雨傘運動」中卻龜縮起來不負責任，這就不可避免地讓人聯想到他在美化暴動。
- 導演略去兩場運動本質上的政治差別及時空背景，卻突出「行動」和「愛這塊土地，所以願意為它付出」（大意）為兩場運動的共同點，客觀效果就是要觀眾把對「雨傘運動」的同情和支持，折射到「六七暴動」，無形中就合理化了「六七暴動」的一些恐怖主義行徑（都是「愛」和「行動」的結果）。
所以，如果說電影引起疑慮，導演的處理手法是主要的原因。
第二，香港左派近年為「六七暴動」平反的活動越來越高調，引起社會不安。
自從2001年前香港特首董建華頒授特區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給暴動的標誌性人物楊光之後，左派就一直默默地為平反「六七暴動」做工作。兩名左派立法會議員黃定光和陳鑑林（前議員）就曾在立法會公開撇清左派與當年兩宗恐怖主義襲擊（一是活活燒死林彬；二是炸死清華街兩姐弟）的關係，甚至不惜撒謊說有人栽贓嫁禍左派。
近幾年，左派年年到墳場拜祭當年被打死的左派人士，並公開聲稱這些左派暴徒是民族英雄。這種美化暴動的心態可以從工聯會榮譽會長陳婉嫻最近一番言論看出。她在批評梁天琦（前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因2016年旺角騷亂被判暴動罪成）等年輕人時說：「出於愛護國家、保護民族、對抗敵人的衝動，利益歸於人民，可以理解和接受；但當衝動是針對自己民族，自己國家，又或是被有心人煽動，傷害人民，則沒有包容的餘地。」
她又說：「暴動兩個字於我並不陌生，當時社會腐敗，殖民地當權者的壓迫充斥著歧視、欺壓，前輩們的出發點是貧苦大眾的利益。我見不到今天這兩個字的背後意義，能跟那些年相比。」
陳婉嫻這種「褒六七暴動、貶雨傘運動」的基調，同《中英街1號》何其相似。事實上這就是左派對這兩場運動的基本態度。趙導演可能是不自覺地受了這種論調的影響才會製作出一部引起爭議的電影。
香港左派為「六七暴動」平反的活動最近已經上升到中央層級。去年12月，一個「香港資深愛國工會工作者訪京團」（成員包括《中英街一號》投資者石中英），在中聯辦社工部部長楊茂帶領下到訪港澳辦，由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接見，聽取他們提出平反「六七暴動」的訴求。對此，黃柳權表態：「六七反英抗暴鬥爭是一場反帝反殖的愛國行動，是為捍衛國家和民族作出貢獻，是英勇的。」黃柳權更承諾，會向中央最高層寫報告，請求作出正面的及公開的回應。如果真寫報告，則平反也就進入議事日程了。
同時，香港人也不安地看到，中共正在開始美化文革。今年1月10日，微信公眾號「講史堂」披露，中國新版歷史教科書的當代史部分出現重大變化。在中國當代史部分，新版教科書刪除了舊版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課。關於文革的內容則與舊版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探索」合併，統稱為「艱辛探索與建設成就」。舊版本形容文革是「動亂和災難」，這個表述被刪除，改而說，「人世間沒有一帆風順的事業，世界歷史總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過程中前進的」，從而大大淡化了文革的災難本質。
由於大陸現在已經出現為文革平反的暗潮，作為文革延伸物的「六七暴動」得到平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這令香港社會感到不安。
在這種竭力為「67暴動」平反的背景下出台的《中英街一號》，由於導演的不對稱處理手法，使它無形中契合了左派「褒六七暴動、貶雨傘運動」的主旋律，因而引起人們的擔憂和議論，非常正常。
注：本文不代表BBC觀點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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