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有人看成针砭时弊，其实相反，那时是刚看到了点儿解决的希望。
真看不到希望的那十来年，我绝对不会写，因为写明白了更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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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眼里的中国历史，就是几千年皇权专制，其实不然。
中国还有过寡头们垄断政权的时代，他们联合起来架空皇权，确保自己的家族特权代代相传，变成“贵族”世家，动辄延续上百年。
这种局面甚至发生过不止一次：春秋、魏晋、民国，乃至……贵族寡头一直在和皇权做跷跷板游戏。
一，孔子的雇主们
中国第一个贵族寡头们当权的时代，是春秋。
春秋有三百年时间。我们拿春秋末年的孔子当坐标，看看那时寡头政治的特征。
孔子是鲁国人。从春秋中期开始，鲁国的政治就让三大家族给垄断了，这三大家族的始祖，是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按照长幼排行，依次是孟孙氏（也叫仲孙）、叔孙氏、季孙氏。因为出自桓公，又合称“三桓”家族。鲁国的政局，其实是这三个家族的联合统治。到孔子在世时，三家专权已经一百多年了。
这三家的政治地位，却是倒过来排行的：季孙氏最厉害，叔孙氏次之，孟孙氏最末。
那时中原列国，最高级别的官员叫“卿”，各国习惯不同，数量在从三个到十来个之间，他们组成最高国务会议，类似后世的宰相，或今天“常委”的职能。
鲁国的“卿”都是三桓家族祖传。史书对此记载不太明确，大概是季孙家世代当司徒（也叫“正卿”，意为首相，类似今天的国务院总理），叔孙家世代当司马（国防兼外交部长），孟孙家世代当司空（国土、资源、水利、建设部长）……还有一个三桓之外的臧孙家，可能是世代当司寇（管公检法司，类似政法委）。这个臧孙家族来历更老，但势力不如三桓。
鲁国的国土，也基本让三桓家族瓜分完了。他们在自己的封地收税、执法（其实那时也没法律，就是管理农奴而已），组建家族军队，还建造了坚固的城池，派自己最得力的管家管理。历代鲁国国君都被三桓家族架空，没什么实权。间或有位国君不甘当傀儡，要除掉三桓家族，但都失败，被赶到国外当寓公，一辈子不能回国。三桓再继续扶植一个傀儡国君。
再说孔子。孔子出身小贵族，前半辈子都在教书做学问，本来没机会挤到鲁国政治最高层。到他五十来岁时，机会忽然来了。
原来，这时三桓的前两家是季桓子和叔孙武叔，这两人都是少年继位，没能力掌握局面，只有一个成年的孟懿子，独力难支。而当时鲁国政局又很乱，阳虎，一个和孔子长得一模一样的小贵族（其实很可能和孔子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两人都没挑明这一层），一度篡夺了季孙家的权力，想除掉三桓家族，后来失败逃到国外，还在策动政变。
此时鲁国内忧外困，三桓应付不了，急需个社会声望高的人来维持局面，过渡一下。孔子家族又曾长期给孟氏服务，孔子就这么有了当官的机会。
至于孔子，他主张的是“周礼”，就是国君和贵族都有存在的价值，应当和衷共济。他掌权之后推行“堕三都”，就是劝三桓家族把自己封邑的城墙拆掉，不要和国君做对。不过孔子嘴上说的，是防止再出现阳虎那样的叛臣。三桓拆了两座城，才醒过味来。这时季桓子和叔孙武叔也都长大了，根基已固，孔子就被迫辞职，周游列国去了。
春秋列国里，和鲁国政治比较像的，是郑国。不过郑国世代掌权的家族不是三个，而是七个：罕、驷、丰、国、游、良、印。它们比三桓家族出现稍微晚一点儿，也是由一位国君的儿子们繁衍出来的。这位国君是郑穆公，所以七家合称“七穆”，和鲁国的“三桓”得名的原则一样。
郑国“卿”的编制有六个，必须来自七穆家族，外人不得染指（其实“染指”这个典故也和七穆家族有点关系）。但和鲁国不一样，郑国这七家是“轮流做庄”，按资历和能力相结合的标准，轮流当首席执政轮。从孔子幼时，郑国是罕、国、游、驷四家依次执政。孔子很崇拜的政治人物子产，就出自国氏家族，他是孔子爷爷那辈的人，长期主政郑国，以贤明、忍让著称，善于调节七家内部的关系。至于国君，完全是这七家操纵的傀儡。如果引起七穆家族不满，会被杀死换人。
鲁、郑两国的贵族寡头政治相对稳定，它的特点，是几个寡头家族有共同的始祖（鲁桓公和郑穆公），所以他们容易结成利益共同体，对付共同的威胁。
对三桓、七穆的威胁，主要来自和他们出身类似的贵族，先朝国君的后人们。比如，在鲁桓公之前国君的后人，可以叫“老贵族”；而鲁桓公之后的历代国君，也会生很多公子，繁衍成“新贵族”。新老贵族不甘心资源都被三桓七穆垄断，经常发生内战。三桓、七穆的寡头统治，就是建立在取代老贵族、并不断战胜新贵族的基础之上。
春秋的其他中原列国，也都是贵族寡头专权，但不如鲁、郑这么整齐，往往是老贵族、新贵族兼有。比如齐国，孔子时候还保存着三四百年的老贵族世家：国氏和高氏（此国氏和郑国七穆的国氏没有亲缘关系），此外是一些产生较晚的贵族，甚至有外国迁来的贵族，比如来自陈国的田氏。后来，这个田氏家族就篡夺了齐国的君权，成为战国时候的齐国。
卫国、宋国也和齐国类似，新、老贵族并存，内斗起来也显得没规律。南方的楚国，则君权一直没旁落，历代国君都重用新贵族，就是自己的兄弟、叔伯，这些人的血缘总比老贵族近一些。但老贵族也没消失，只是比较边缘而已。比如战国诗人屈原，就出自很老牌的屈氏家族，政治地位并不算高。
二，春秋贵族的落幕
说了这些，回头再看孔子。他周游列国，四处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一直没人采用。道理很简单，孔子政治理念的核心是“仁”，希望统治者实行仁政，对底层老百姓好一点，不要盘剥太厉害，这跟孔子少年经历过贫贱有关，也是为了统治者的长远利益。
但对列国的贵族寡头们来说，搞让步的仁政完全是不着调，因为寡头之间永远有争夺，不是铁板一块，没人愿意为了抽象的“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牺牲自己的家族利益。所以他们连样子戏都懒得做。
只有到了皇权专制时代，天下是皇帝一个人的产业，他才会考虑自己和子孙的长期利益，约束一下自己和大臣们的欲望，儒学才成了官方意识形态。孔子自己来不及看到这一幕了。
春秋的贵族寡头政治是怎么终结的？
首先，是贵族之间的内斗太厉害，一直难以形成稳定的统治秩序。即使像三桓、七穆家族那样勉强能控制局面，但搞得国家越来越衰弱，最终树倒猢狲散，被大国吞并了。
有人会联想到欧洲的中世纪，他们也是世袭贵族社会，为什么就能很稳定地维持一千多年，而春秋贵族就不行？
这后面有个大家都没关注的因素：婚姻制度。欧洲是一夫一妻制，贵族们生的孩子少，争夺也就没那么激烈。欧洲贵族没儿子，女儿可以当继承人；儿女都无，就找别的亲戚继承。看似人丁不兴旺，其实正好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贵族都一夫多妻，儿子一堆，资源却有限，难免厮杀内讧。
其次，欧洲有古罗马的法制传统，很多问题都通过法制和契约解决。比如长子继承制，大儿子继承全部家当，其余的自己出去闯天下，这样就没有“三桓”一类的问题。
所以欧洲的贵族社会比较稳定，能实现贵族们的“共和”。中国却只能靠寡头们维持局面。
春秋贵族政治终结，第二个原因是国际竞争。
春秋时蛮夷色彩很强的外围国家，比如秦、楚、吴等，贵族传统比较弱，君权一直强大，他们对中原老牌国家形成很大威胁。
此外，春秋最大的超级大国是晋国，而晋国有一项特殊的国策，就是太子之外，公子王孙们不准在国内立足（这是晋献公搞的特殊政策，知道晋献公的人不多，但他儿子晋文公很著名）。所以在晋国长期掌权的，是十来个和国君没有亲缘关系的外姓家族。这些家族斗得更厉害，到春秋末年只剩了三家，就是韩、赵、魏，他们瓜分了晋国，变成了战国七雄里面的三个。
战国初年，韩、赵、魏、楚、齐（已经是被田氏篡权的那个齐国了）、秦等主要国家纷纷“变法”，核心就是加强专制王权，打击王亲国戚、贵族世家，王权要越过贵族阶层，直接统治老百姓。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在国际战争中取得优势。
那些贵族寡头势力一直很强大、没法搞变法的老牌中原国家，如郑、卫、鲁、宋等等，就逐渐衰落下去，最终亡国了。贵族寡头政治也随之消失，新崛起的是专治王权，从秦、汉开始成为历史主流。提倡仁政的儒学也随之光大起来。
不靠贵族的话，皇权靠什么统治国家？靠文官制度，也叫官僚制。
“官僚”这个词现在含义不太好，但作为和“贵族”相对的政治制度时，它是一种进步。官僚制的原则是：1，官员择优录取，不考虑家族门第；2，官员靠工作的薪水养活自己，不像贵族，靠祖传的封邑收入；3，有一套监督和考评体制，防止徇私舞弊，按工作能力或工龄晋升，职位不能被某些人垄断。
战国时候列国搞变法，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用官僚制取代世袭贵族。
三，汉魏皇权的衰微
从秦到汉都是皇权独尊。到汉代，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官僚制度。所有官员都要从基层小吏干起，靠绩效升迁，通过考试进入正式官员序列——不要以为从隋唐的科举制才有考试，汉代当公务员也是要考试的，所谓“儒生试经法，文吏课笺奏”。这样，所有官僚都是皇帝的雇员，必须为皇帝服务，而不是给自己家族牟利。
汉初时候，皇帝也分封了很多亲属为王，他们有自己的封国，类似春秋的贵族甚至小国君。但当这些人威胁皇权时，他们立刻被剥夺了政治和经济特权。到汉文帝时候，诸侯王就没什么权势了。
汉朝还非常警惕民间的家族势力。各地都会有一些非常富裕的大家族，汉代人给他们叫“豪强”。他们的子弟有条件接受文化教育，进入地方政府担任小吏，逐渐升迁。但他们不能随意扩张势力。汉代地方官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抑制、打击那些势力过大、为害乡里的豪强家族。这种打击有时十分血腥：一个大家族的数百名成员被全部逮捕，成年男人被处死，女子和儿童成为苦役犯，家产被充公。在汉代，勇于“搏击豪强”是地方官的重要政绩。
战国秦汉的集权政治持续了五六百年。但汉朝衰亡之后，新一轮贵族政治开始抬头了。
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各地官员纷纷拥兵自立，互相混战。这些动乱是地方豪强扩大影响的好机会。他们有大量宗族成员和家丁奴婢，宅墙高大坚固，粮储丰富，可以组织自己的小规模武装，在乱兵中自保。门户单薄的百姓，只能向豪强献出自己的土地和人身权，换取他们的保护。
州郡的地方官们（正在形成的军阀）也需要豪强支持，来建立地方武装。活动在中原的曹操、袁绍、刘备，南方的孙策、刘璋等军阀，都要拉拢豪强。
曹操在混战中统一北方，努力将支持过自己的豪强大族和官僚机构结合起来，承认一些他们的特权，同时希望他们服从自己的权威。大族成员相继进入了中央政权，成为高级官员。
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叡两人，一度想打压豪门的势力，重塑皇权，但他们执政的时间太短。司马懿乘机夺权，到他的孙子司马炎终于废黜魏朝、建立西晋。
和曹魏相似，西晋改朝换代也是权臣篡位，采用和平“禅让”的形式：早已被架空的先朝皇帝被迫宣布，自己的王朝天命已去，应该仿效尧、舜、禹相继让贤的方式，交给众望所归的贤人建立新朝。
但和曹家战场上打出来的天下不同，西晋是靠“和平演变”，司马氏之心路人皆知，他们需要群臣的支持（至少是不反对），就承诺了更多的特权。这些高官们已经足够富裕，只有靠世袭特权收买他们，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正好可以利用。
“九品中正制”是将尚未做官的人分为九个等级，这决定他起步官职的高低。第一品最高，理论上属于圣人，永远空缺。第二品是事实上的最高一级。再以下的各品之间，是量的区别；它们和二品，则是质的区别。
司马炎的收买措施是：每一个官员家族的“品”都固定下来，他们的子孙后代，将永远属于这一品，享有做官和提升的各种便利。家族等级就这样被法律认可了。“士族”由此产生，意指凭借门第可以世代做官的阶层。真正的士族都是二品家族。一个原本低于二品的士人想进入这一等级，需要获得皇帝的赏识，或者士族官僚队伍的一致认可，近乎凤毛麟角。
二品家族的确定标准，除了照顾所有当朝高官外，还要按照地域原则，每郡有几个二品名额，分配给最有势力的家族。数百个家族由此垄断了从朝廷到地方的整个官僚队伍。因为品第和地域的联系，他们很重视自己的籍贯，习惯将家乡郡名放在自己姓氏之前，这就是“郡望”。即使已经在京城定居数代，他们依旧认为自己是博陵人、陇西人或者陈郡人。
西晋朝数十年间，皇室、宗王和士族官僚在奢靡腐败中堕落，集体投身到瓜分天下财富的狂欢中。曹魏时期的国有资产很多，主要是类似国有农场的屯田。司马氏掌权后，国有屯田、包括耕种它的农民，都被权贵们瓜分一空，屯田农民成为权贵的私家奴婢。历史上很著名的石崇、王恺斗富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时。
分赃不均带来争斗。司马炎的继承人晋惠帝是个傻子，他在位时，外戚和宗王开始打内战，原本臣服的北方民族乘机起兵，两位西晋皇帝相继被匈奴人俘虏、杀死。中原落入匈奴、羯、鲜卑等少数族的统治下。北方士族纷纷南下避难，他们在江南拥立了一个西晋宗室，建立起偏安朝廷：东晋。
经过这一番动荡，皇帝和宗王权力大大削弱，朝廷和各州政权都落入了士族高门之手。如果说西晋士族得到了皇权的纵容，那么，东晋的士族则架空和瓜分了皇权。
四，东晋门阀政治
东晋士族高门之间，既有合作，也有争夺。他们争夺的重点是军权。
为防范北方的威胁，东晋形成了两大军区：长江中上游的荆州（两湖、四川，有时包括江西），和长江下游的扬州（江苏、浙江、安徽，也包括京城建康）。最显赫的家族控制朝廷和扬州，但荆州统帅也不甘人后。荆扬二州之争，贯穿了东晋百余年的历史。
“旧时王谢堂前燕”，出自琅琊的王敦、王导家族，出自陈郡的谢万、谢安家族，相继控制过荆州和扬州。此外还有颍川庾氏、谯国桓氏、太原王氏、高平郗氏等等，构成了东晋的贵族寡头集团。
这种垄断政权的东晋士族，当时也叫“门阀”。阀的本意也是门。街道两侧都有半掩的院门，门内是宅院家庭，家庭的职能是繁衍子孙后代。世代相承的特权家族，便是当时的门阀。
和春秋的三桓七穆不同，东晋的士族高门较少世袭某个职位的特权，要通过和其他高门的竞争、妥协，才能成为最显赫的军区都督、丞相。但他们成功垄断了所有高层官职，近百年里，政治上层再没有新面孔出现。
士族政治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社会底层，而是士族高门内部。总有个别野心家不甘于人臣身份，梦想为帝独尊。最早的野心家王敦，他是丞相王导的堂兄弟，长期控制荆州军权，还一度带兵占领京师。控制其他各州的豪门联合起兵反对，王导为了自己的利益袖手旁观，王敦还没失败就病死了。
第二个野心家是桓温。他也在荆州崛起，而且借口“北伐”，逐渐侵夺下游。虽然他的北伐败多胜少，最终还是成功控制了京师。桓温晚年准备仿效曹丕、司马炎，暗示朝廷“禅让”给自己。此时控制朝廷的是晚辈士族王坦之、谢安（都做过桓温的下属），他们百般拖延，桓温没有等到禅让便病死了。
二十多年后，桓温的幼子桓玄已经长大，他以荆州为根据地，再次兵临京师，而且废黜掉有名无实的晋帝，自己登上皇位。但数月之后，一群下层军官发动兵变，击败了桓玄。为首的军官刘裕最终取代东晋，建立了南朝第一个政权，刘宋。
南朝宋、齐、梁、陈都是军人政权。此时北方已经建立了强大的北魏王朝，如果南方还是萎靡的士族当政，恐怕早已被北魏统一了。南朝时，士族门阀已经退居次要，但还保留了担任最高级文官的特权。因为军人都没文化，需要士族做点缀。虽然权势有所下降，南朝士族更加在意自己的身份，他们不和身份低的人通婚，甚至不肯一起就坐、交谈。
东晋南北朝时，中国南北分裂，士族政治的大本营在南方，但北方也一度有士族崛起的趋势，这是北魏的孝文帝改革时期。
北方政权本来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汉人士族地位非常边缘。但魏孝文帝非常推崇东晋南朝的士族文化，他的改革也要模仿士族政治：诏书划定了几个汉人高门士族，如博陵崔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等，他们有各种做官特权，也和北魏皇族密切通婚。
北魏士族没发展到威胁皇权的程度，王朝就因腐化而分崩离析了。随之兴起的是两个鲜卑血统的军人政权，其中的北周统一了北方。
隋、唐皇室家族，也是出身北周上层的军人。他们并不认可士族的高贵地位。随着隋朝统一中国，专制皇权重新开始整合社会，士族的特权都被取缔，田产强制充公，官僚制再次确立，从政不再有门第限制。王谢旧宅的主人都变成了平民百姓。
五，贵族寡头、专制皇权与底层民众
贵族寡头政治的特点，是架空帝王，家族分肥。和土地一样，平民百姓也被们瓜分，成为贵族寡头们的私家农奴，他们成为贵族的私产，不再由国家登记户口，不给国家纳税、服兵役，不受国家法律管辖。春秋贵族的产业是封邑，两晋士族则是大田庄。
和贵族身份一样，农奴身份也世代相传，不能改变。这是政治层面。而在经济层面，依附于贵族寡头的这些农奴，生活境遇到底如何？史书几乎完全没有记载。
这很容易理解：在专制皇权之下，文人士大夫是国家的雇员，他们的法律地位和农民没有太大差别，有义务和良知去反映民生艰难。但在贵族寡头政治下，上层社会根本不会关心农奴的境况，如果有人敢这么做，就是与整个贵族阶级为敌。所以我们会看到，反应民生疾苦的那些作品，像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杜甫的“三吏”“三别”，都是皇权时代的产物（据说孔子倒有“苛政猛于虎”的说法，但真伪很难考证了）。
但底层农奴也有选择的机会。当皇权振兴，开始打压贵族集团时，底层农奴就是专制皇权的合作者。做专制国家的编户齐民，毕竟比做贵族寡头的农奴更好过：除了经济上少受剥削，专制国家的农民还有通过读书或军功做官，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所以，如果没有底层民众这个天然同盟军，专制皇权不可能获胜。
古罗马共和国转向帝国的历程，也和中国专制王权的振兴类似。罗马共和国来自部落民主制，但随着共和国的扩张壮大，元老院贵族阶级急剧膨胀，攫取了最多的利益。底层社会不甘心这种局面，于是全力支持内战中崛起的军人将领凯撒、屋大维，他们的联盟压倒了元老院贵族派，最终形成罗马帝国。当（西）罗马帝国覆亡后，西欧进入中世纪，又开始了贵族时代。
和欧洲不同，中国贵族寡头政治缺乏法治基因，内耗极大，所以更为低效、萎靡。除了压制底层民众，中国寡头们在重大问题上都难以达成一致，没有任何政治改良的可能。一句民间俗语说得贴切：“九龙治水”——龙多了，反倒不会下雨了。贵族寡头当政的春秋时代、两晋时代，政治分裂，外忧频频，政治局面最颓废。
而反过来，当专制皇权刚刚战胜贵族寡头政治、完成社会整合时，中国政治也最富有进取性。
从战国到秦、西汉，政府的行政效率空前强大，社会经济和人口大量增长，中国的版图也急剧扩张；魏晋南北朝之后的隋唐王朝，也几乎是秦与西汉的重演。
当然，刚刚完成集权的皇权，空前强大而无所顾忌，往往成为暴君滥用民力的试验田，秦和隋的暴亡也根源于此。
对比一下西欧的历程，也会发现相似之处。西欧中世纪整整一千年，是典型的贵族政治。但进入十五世纪，专制王权开始兴起，封建贵族被压制，王权统治力深入底层社会。同时，西欧也开启了全球扩张的“大航海时代”，全球历史进入近代和现代。
当然，西欧的专制王权时代并不长。近代工商业阶层的崛起，加上古希腊的民主、古罗马的法制传统，中世纪贵族的协商“共和”习俗，使欧洲的专制王权并不绝对，而是要接受民主的制约。早期是有钱人的民主，十九世纪工人阶级运动和全社会民权运动，又造成了民主的普及，直到今天的局面。
六，民国贵族寡头化的趋势
回到中国。隋唐之后，虽然科举制确立了职业化官僚体系，但贵族政治并未完全消失。在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比如辽、金、蒙元、满清，统治者会重用本民族的贵族，由此形成和汉人官僚体系的制衡。但这并未架空皇权，也形不成贵族寡头政治。
进入二十世纪，满清覆亡，民国肇建，旧的皇权—科举体系终结，民主制度尚未建立，给少数家族固化权力、垄断资源提供了机会，中国社会一度有贵族寡头化的趋势。国民党确立统治之后，少数家族垄断政治和经济资源的趋势更明显。我们已经很熟悉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就是代表。有个美国人写过一本《宋家王朝》，如今的果粉们很少提及，其实正反映了民国上层的家族特征。在民国时，蒋介石的权威还达不到专制帝王的程度，而更像最大的寡头之一。
贵族寡头政治最重要的是控制政权，其次是经济特权。和春秋、东晋相比，二十世纪的贵族寡头们也有新特点，就是经济特权不再以封地、庄园为主，而是控制垄断暴利行业，比如四大家族控制的银行、能源矿山、垄断专卖权。
从政治、经济上，贵族寡头政治都是反动的，但在文化方面，却颇有建树。因为贵族们衣食无忧，又垄断了文化。春秋贵族们有周礼，有诗经，魏晋更有士族风流、琴棋书画。他们的言行举止，都写在了《左传》和《世说新语》里。贵族是个小圈子，大家都认识，有点什么矫情做派，很容易传扬和记录下来。前几年流行民国文人热，也和魏晋的情况类似：民国的文化人少，就那么几家，小圈子很明显。
国民党贵族寡头化的进程并不长，刚开始出现第二代，就被赶到台湾去了。如果能延续到第三、第四代人，就能建立起真正的贵族寡头政治。农民革命推翻国民党，也是历史的再一次重演，而且是加速版。毕竟，进入近代之后，历史进程也大大加速了，不像古代那么节奏缓慢。
而偏安台湾之后，蒋介石痛定思痛，一方面搞集权，铲除高层异己，一方面推行社会改革，也扭转了寡头化进程，使自己更像个专制帝王。蒋氏父子的专权逐渐过渡到今日之台湾。
三千年国史盘点下来，贵族寡头政治的发展规律，似乎是总要被专制集权取代，如果是“开明专制”的话，或者能过渡到民主社会。寡头政治没法直接通向民主。至于如何确保专制的“开明”，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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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重发补记：当时写的仓促，有个别错别字，后来一直懒得改了。我又不当带鱼，仅仅是观察而已，适当记录。
红旗落地换朝廷，有俄罗斯的前车之鉴，今日彻底堕入寡头贵族阶层世袭统治，看不到翻身希望。
华人社会搞票选，有台湾的前车之鉴，社会撕裂经济下行。
如今台湾、俄罗斯的GDP，都跟广东省差不多。
选票制的好处是监督，防止腐败；劣势是决策，容易贻误时机，和沦为寡头分肥。
逐步引入选票民主监督机制是大趋势，但不能急于搞选票决策。
千古冢累累，
何限残碑？
几人埋骨几人悲？
雪点红炉炉又冷，
历劫成灰。
年月日，于夏河县拉卜楞寺前旅社。
另：此文发出两小时后，被网站方设置为不能回复、转发。谨向点赞的各位致谢。小雨初落，也难免会让人敏感一下，我理解。这也不是问题，惊蛰不远，谷雨在后，以后照样该干啥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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