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Leslie Anne Jones
日期： 2014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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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記者樂意自我審查的時候，你就知道審查制度已經在反對說出真相的戰爭中獲勝了。
我在加州主修新聞，並且在美國國內的四家日報社實習。我曾經在兩節大學課堂上看《新共和》(New Republic)記者Stephen Glass在1990年代詳盡的杜贊記錄 Shattered Glass (2003)，這兩次看完之後接著的都是道德議題討論。主持討論的其中一位導師是紐約時報前首席政治記者，而另一位導師則曾經憑調查報導獲得普利策獎。而要不是得到了全面的職業教育，我只是個微不足道的人。
可是，在畢業三年後，我向中國政府出賣了自己。我在得到免費在中國西北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旅遊10天的傻瓜獎勵以後，過了很久才意識到在售賣書的簽字墨跡已經乾透了，而且賣得很賤。不要受“自治”這個前綴誤導，那地方說什麼都談不上自治。事實上，所謂的“免費10天遊”也同樣有點用詞不當。說它是有人推搡著的旋風式考察中國西部開發還更貼切些。安排行程的是中國國務院資訊辦公室轄下的中國五洲傳播出版社，我會在下文稱之為 “我的審查者”。
我工作的機構是上海一家月刊，或者，用市內外國人的話來說，那是“老外的抹布”。我的雇主是個私營商人，可是雜誌的名稱卻由中國政府許可。和其他本土出版物一樣，我們寫的所有東西在付印之前都要先受審核。因為我們在上海而我們的審查者在北京，每個月我們都要把新一期內容全部寄過去。他們刪節、編輯了之後再將之發回給一個編輯助理。她在提到個別審查人員的時候會用中國話的尊稱“某某老師”，因為據說所有審查人員都受過良好的西方文化教育。
有一些話題是我們不可以寫的：台灣、西藏、天安門。其他的要求則比較細微。我們只可以寫Chinese mainland（中國大陸），不可以寫mainland China（中國大陸）。我們甚至不能在一個同性戀酒吧清單中寫下“同性戀”這個字眼，可是一個競爭對手卻有一個定期的LBGT專欄 （不同的審查者，不同的規矩）。這種不一致對體制有利。沒有明確的指引，人們便會自我審查。而我們的審查者更時不時顯得疑神疑鬼：有一次，我們必須修改一個資料格的標題—“64名中國人登上了福布斯億萬富豪榜”，因為他們認為把“6”字和“4”放在一起就是在提及六四，1989年軍事鎮壓民主示威的週年紀念，這是禁忌中的禁忌。
儘管如此，我很認真的工作。我報導城鎮的貧富差距，民工的生活，以及毛時代的政策所造成的現代家庭不和。把稿子寄去北京的時候我會緊張，可是在我同意去新疆之前都沒有遇上大的問題。總得有人去：我們的出版社訂立了某種政府與政府之間的報導協議，從來沒有向我全面講解有關內容，可是我想我可以寫800字的旅遊見聞。
我飛到烏魯木齊。在古時候，那城市是絲綢之路商旅的樞紐，但在今天，那裡充斥著高樓，除了一些散落在單調的混凝土建築物中間的清真寺圓頂之外，它和中國其他城市沒有分別。它也是中國種族分離最嚴重的市中心。說突厥語，大多數是穆斯林的維吾爾人是新疆最大的族群。在新疆有人居住的2500年裡，漢人、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帝國先後統治過當地，而在1944-1949年，在毛的政權把數以百萬計的漢人遷入新疆建設當地之前，那地區的一部份曾經是一個蘇聯支撐的國家，第二東土耳其斯坦(Second East Turkestan)。
今天，新疆戒備森嚴，這是應對騷亂和恐怖襲擊的必要做法，政府如是說。土生的維吾爾人在文化上受到壓抑，在私營企業中賺得比漢人少，儘管他們的家園有豐富的石油、天然氣和礦藏。通常，新疆只有在暴力事件發生的時候才會成為頭條新聞，就如今年三月在中國南部的昆明發生，和維吾爾分離主義者有關的車站砍人案那樣。
在烏魯木齊做的第一項工作就是有關那個省份經濟狀況的新聞發布會。總共有20多名記者，除了我和兩個在另一家“老外的抹布”任職的日本人編輯之外，全部都是中國人。我們坐在飯店的舞廳中密麻麻的椅子上看著一個有雙下巴的省新聞官向我們一字不易的讀出一份12頁長的新聞稿。最後，主持人說可以提問了。沒有人舉手。
第二天，我們飛往接壤哈薩克斯坦的伊犁州。我問和我們同行的年輕新聞官有沒有維吾爾族的朋友，有的話他能不能和他們談論2009年的暴亂—那個省份近代史上的血腥試金石，有197人死亡，超過1500人被捕。有，當然可以，他回答。他對我說，維吾爾人就好像美國的黑人那樣，他們越來越多人受到更好的教育，社會地位也提升了；只有那些沒有機會的人才會製造麻煩。
大體而言，新疆之旅就是你的基本宣傳業務流程—漫長、乏味、具說服力的細微之處完全欠奉。我們在那幾天走過酵母廠、白菜乾工場和浴室燈具批發商城，所用的交通工具都是一個小小的火車，裡面充滿了我們早上呼吸的酸臭味。新疆很美。我很多時都把相機貼在車窗，試著拍下冰川峽谷，高山和遍布游牧民族蒙古包的草原。雖然維吾爾人所佔的比重最大，新疆可是一個多種文化匯合的地方。然而，所有以官方身份和我們說話的都是漢人，只有一個例外，一名哈薩克族的新聞官。在不同的場所—不論是蜜棗農場還是低收入的住宅建築物—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說的都是黨的立場：是的，這些項目對我有好處。
我們對當地人的觀察大多是在舞蹈表演的時候做的。幾乎每一頓晚飯都有青少年舞者表演。他們總是穿著民族服裝，有時候還有一流的輕快電子貝斯音樂和煙霧機伴著他們表演。每一晚，人們都會讓自己喝得更醉，直至終於到了回去的時候。
回到上海之後，我決定如實敘述新疆之行，心想我的審查者應該不可能反對。制定行程的是他們的政府：即使這樣，行程還是顯示了當地的社會階層分化以及民族矛盾。我只是報導宣傳者給我看的東西，怎可能有問題？
理論上我可以把一些煽動性的東西加插到付印的文章中。在稿子付印之前，我可以要求頁面設計師更替文字，我知道他們在工作的時候不會看文章的內容。但是這樣做的話我會失去工作，而我雇主的出版許可也可能會被收回。可能會有很多人失去工作。我認定我可能寫的任何東西都抵不過這種代價。於是，審查制度奏效了。
中國確實偶然會把記者關進監獄，因此違抗審查者的隱性成本計算足以使人們就範。審查制度儘管不透明，不服從的代價卻很容易弄懂。
作家都傾向抱怨審查制度，可是他們卻不怎麼熱衷於討論在審查制度下寫作的感覺。而當他們討論這個的時候，通常的主題是羞恥、孤獨和心理傷害。當你以寫作為生時候，承認你的作品是在為高壓的現狀服務，而不是帶來啟蒙是痛苦的事情。曾經在1969年因為反對軍政府而坐牢的希臘法學教授George Mangakis 說審查制度是“絞殺靈魂的惡魔裝置”。南斯拉夫小說家Danilo Kis 說自我審查是審查制度隱秘陰毒而不可分離的對口；不論自我審查在什麼地方存在，他寫道：“都是對思想的危險操弄，對文學和人的精神都構成嚴重後果”。自我審查對個人來說是代價高昂的事，而雖然它對公共話語造成的全面影響難以估算，你卻可以肯定它並不只局限於本國媒體，而且，以我本人和別的人為例，也並不只在中國境內存在。
‘我決定不寫那篇報導—至少暫時不寫—證明我是中國控制遊戲的共謀。說到底，可以寫的其他話題還多著，不是嗎？’ 《康德納斯旅行者》(Condé Nast Traveler)環球事務編輯艾略特(Dorina Elliott)在去年11月於網絡雜誌中參館(ChinaFile)發表有關她對報導某些議題感到遲疑的文章中這樣寫。彭博社在去年秋天發表一項重大的貪腐報導之後，三名駐華記者離職了。在同年12月，帕克(Emily Parker)在《新共和》發表的文章就駐華簽證得不到續期這個揮之不去的憂慮採訪了一些的外國記者，他們有些人公開了姓名，另一些人則選擇匿名。先例就在那裡。自從2012年以來，至少有兩名西方記者被拒發駐華工作簽證。
數十年來，政治理論家都相信威權政體只是過渡性的，最終會因為欠缺合法性而瓦解。然而，在過去10年中，威權政體的韌性這個概念受到了注意。中國的執政黨研究了其他後共產國家的失敗之處，並據之而更動其流程和制度。
人們還在爭辯威權政體的韌性的長遠前景。可是自從1989年民主暴亂以來的數十年，中國成功地維持了控制，更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現在，中國滿是不想失去簽證又或是被雇主消音的外國記者和為了進入中國市場而向審查制度讓步的國際科技公司代表，美國的製片商經常為了避免觸怒中國和保障日後的票房數字而改動一些甚至根本不會在中國上畫的電影—例如《地球末日戰》(World War Z) (2013)和2012年的《赤色黎明》重拍版(Red Dawn remake)等。許多外國人被扯進了在短期內都不會消失的不民主政體的軌道。
我寫下我以為可以通過審查的東西。我寫了那個從東部(較富裕的)江蘇省來，拉著我在維吾爾族舞者中間跳舞，對我說“新疆幸福，但是江蘇更幸福！”的商人。我詳細寫出我們在新疆的其中一站—一個批發分銷中心，在那裡，身穿迷彩外套的中年婦女坐在放著棍棒和盾牌的桌子後面(2009年的暴亂週年日臨近，而這就是頗為欠缺說服力的加強保安措施)。我還把我參加的是政府籌辦，以推動工業發展為目標的旅行這個事實包括在文章之中。
我們的審查者驚呆了。發回來的稿子上滿是大片大片黃色標示的文字。我的同事對此都不覺得意外，可是我感到很不爽。我修改了之後把稿子電郵給他們。不夠好。“他們他媽的想我怎樣？”我對著負責接口的倒霉編輯助理大嚷。我記得她臉上的表情。我的情緒使她不快。
使得在審查制度下寫作這麼痛苦的是什麼呢？庫切(JM Coetzee)在他1996年出版，有關審查制度的文集Giving Offense中援引了弗洛伊德對創作過程的看法：創作驅使我們掌控我們內在自我的各種不同的想法，從而提出新的東西。如此，這是一個很私人的過程。用庫切的話來說，“在審查制度之下寫作就好比和一個不愛你的人親近，一個你不想親近的人把他的意志加在你身上。”
現在看來，我以為我的報導可以像我想的那樣發表是個天真的想法。任何與中國審查制度打了相當時間交道的人都會知道一個隱性契約的存在。你不會承認你的經歷是假的，你也不會報導宣傳機器沒有阻隔掉的真相。審查制度並不只是一套數量有限的禁忌，它的要點是控制想法。
很難說中國對外國媒體的影響會有怎樣的累積效應。今天的媒體環境就好像專業的改圖工作：也許所有的內容都還在圖片裡，只是邊緣柔化了，光暗調整了，誰又能夠說得清這些失真對我們的理解會造成多大影響？
但是，不論審查制度的影響為何，依從這個制度並不是一種保持中立的方式。這是一種共謀：這是在含蓄的說，少一點自由，少一些想法，這我們可以接受。在2005年被控以“侮辱土耳其”的奧爾罕·帕慕克(Orhan Pamuk)在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於2009年為國際筆會出版，以審查制度為主題的文集“燒掉這本書”(Burn this book)中寫道，“更改自己說的話，以一種所有身處受壓抑的文化環境中的人都可以接受的方式重新包裝它們有點像通過海關走私違禁物品...既可恥，又侮辱人格。”在2002年出版的“越過這界線”(Step Across this Line)中，薩爾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用了一個類似的比喻：“好的文章可以跨越國界。那些為國界服務的作家變成了邊防警衛。”你的文章要麽呈現原原本本的真相，要麽就成為加固阻礙討論之牆的灰泥。這兩位作家當然都選擇了說出真相，不論這樣做可能帶來什麼樣的潛在損害。
人們曾經以為互聯網會是純粹的民主化動力，使話語和想法得以越過邊界自由傳播，但是，迄今為止，像中國這樣的國家都把互聯網控制得妥妥貼貼的。以為自由貿易本身就會推動政治改革是一個似是而非的想法，事實是，中國的經濟實力使它的審查制度得以跨越自身國界。同時，任何人都別指望追求盈利的企業會有英雄主義的行徑；而我也不能因為那些在中國討生活的人—包括外國記者在內—謹慎行事而憎惡他們。只是我們應該注意到我們正在構築的世界是什麼樣子。最低限度，我們應該更加注意我們在做什麼—我們在什麼地方妥協—當專業作家和他們的制度迴避退讓的時候，我們不能指望博客和微博客群落可以頂上。
2014年4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