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一心顯優秀 一錘二制成「絕」響
八月底九月初，筆者夫婦在柏林，從電視新聞看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政制改革設定連下三閘的框架，心情沉重，出外時特請司機取道柏林圍牆（殘存圍牆約一千公尺）的露天畫廊後才往目的地開去；圍牆壁上的彩圖雖然不二三年便「推陳出新」，換上新畫（由市政府出資請畫家「塗」上新畫，但那幅蘇聯布里茲涅夫「濕吻」東德統一社會黨總書記昂納克〔史稱社會主義同志愛之吻〕十多年不變且「歷久常新」），可是，這回看來比過去所見更亂更邋遢。不是順道的「重遊」，而是為了那回頭一瞥的感觸！德國是無產階級革命思潮的「原產地」，馬克思、恩格斯都是德國人，是共產主義的祖師爺；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大政治陣營分庭抗禮，對壘最力的冷戰時期，柏林圍牆是切斷人情、分割世界的標誌！
德國群眾在一九八九年攀上隔離盟軍（美英為首的西歐國家）與蘇軍勢力的圍牆，踏出缺口；長凡一百六十公里的圍牆終於在同年十一月九日拆除，東西柏林合而為一，德國統一到明年便足四分之一世紀。
當初合併時，東德蕭條困頓，西德繁盛豐裕，雙方強弱形成很大對比，經濟落差非常大。西德政府以一視同仁的態度貫徹統一，不惜代價地扶助東德，共同建設，一起發展，十五年後，來自東柏林，曾在秘密警察陰影下生活了三十六年的安格拉．默克爾女士，於二○○五年的大選中，當上德國聯邦總理，連任至今，仍然甚孚民望；經濟同舟、政治互濟，德國的東與西，只是地緣方向之別，民族情意無分軒輊；雖然德國在歷史上出過一個冷血殘酷、麻木不仁且濫殺無辜的納粹狂魔，這回結束分治，德人以無比的包容、犧牲和耐力，造就真正的統一與共和，重現其為一個優秀民族的高尚。
柏林圍牆倒下的那一年，中國的「六四風波」使香港籌備回歸的過程出現曲折。高舉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九七回歸，看來還算順利，可是，香港隨後的高度自治質素不高且日趨委靡；與此同時，內地的經濟實力與時俱增，尋且國力全方位崛起，在不同實力的互有消長下過了十七年，北京終於忍不住有權不用的「寂寞」，於今年六月十日單方面發表一份題為《「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澄清」「高度自治」設限的指引是「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而近日人大常委對香港的定位，亦與過往略有不同的「說法」—香港是中央政府的直轄城市。制訂香港進行普選的制度框架，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擺明不是「有商有量」的決定，而是北京按《基本法》劃地為牢，請君入甕。
「一錘定音」是一聲絕響，是香港自主性大打折扣的「定音鼓」。歷來是自由港的香港，經濟必將因而失色，因為港人將不由自主地失去自由發揮的活力，生產潛力由是無法發揮。大勢已去的殘酷現實很難挽回，如果泛民議員真的能夠否決框架下的選舉新方案，香港政制原地踏步，那便有若投資「止蝕」，是個將會留下創傷卻可避免再受重創的決定。要是接受日後受制於框架的京官制訂的方案，未來變化真不知伊於胡底，猶如取法凌遲的民主人格的自戕。人大決定對港人意願不假辭色，讓大多泛民議員容易作出不再參與第二輪政改諮詢而繼續獲得選民支持的決定。
回看港人爭取普選本當允公見正的那些日子，「和平佔中三子」還未「犯法」，便被硬指其已「犯法」；學生躁動更被比擬作當年「國產」的紅衞兵（提出此說的饒戈平教授是否試圖藉此吹響「批毛」的號角；被他批得一文不值的紅衞兵，都是毛主席的「革命小將」啊！），一次又一次地動員群眾活動，或聲討或威脅或抹黑或檢舉，未至於武鬥的文攻是什麼作風？是一國遺風抑或是兩制新風？筆者以為香港特區只是沒有政治自決的權利，何以高度自治之下個人自主與選擇的空間亦愈來愈窄？香港是個人口擠迫的蕞爾小島，卻不是一個人擠人的社會；如今，人擠人的現象出現了，香港還是福地嗎？
梁錦松擔任財政司司長的時候，在一次財政預算演詞中，引用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獅子山下》劇集的主題曲歌詞，鼓勵港人當以集體奮鬥的意志，迎難而上，面對生活現實的高高低低。經梁氏品題，本已膾炙人口的《獅子山下》主題曲，成為經典名曲中的經典，由此引申，港人建設此一彈丸之地，使之成為美好家園的自強不息拚搏犯難，被美名為深入民心的「香港精神」！
一九七九年，已故才子黃霑，填寫的《獅子山下》主題曲歌詞，其中的「金句」如「人生中有歡喜／難免亦常有淚／我哋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總算是歡笑多於唏噓。人生不免崎嶇／難以絕無掛慮／既是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濟／拋棄區分求共對／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誓相隨／無畏更無懼／同處海角天邊／攜手踏平崎嶇……」當時是英國治下華人佔了九成多的殖民地香港，是製造業不斷刷新紀錄、創造奇迹的年頭。香港無論在世界市場需求殷切的紡紗、織布、膠花、玩具、假髮、製衣……，總是快人一步，高踞國際市場的領導地位。當年香港的華人文化產業，包括書報、唱片、電影以至電視製作等等，亦大都成為海外華人的精神糧食。
黃霑博士寫《獅子山下》歌詞，至今已三十五年，香港主權回歸大統，已經十有七年，香港製造業的花榮葉茂，都已成枯槁，形神北移，早在內地生根、開花、結果。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實際功能已起變化，成為國內企業與貪官大款土豪資財的集散地，香港就像一些遠洋船舶的「方便旗」（Convenient Flag），註冊地是香港，真身誰屬是不必隱瞞亦毋須保密的「事不離實」。香港是金融重鎮，卻已經不是當年港人打拚出來的國際金融中心，而是高度依賴內地，香港近年已成為其幾近「專用」的集資、調節和部分有財有勢人士迄今為止安全洗錢因此亦可說有「特異功能」的金融樞紐。
兩制名存實亡 香港失魂落魄
以一個荒蕪的漁港、悽惶難民的聚居地，香港自內地「解放」（其實是「關門成一統」的鎖國）後不久，兩地關係疏離了三四十年，期間除了依賴內地糧油副食品的穩定供應外，港人營商「搵錢」便得勇闖世界，開拓海外市場、發展國際貿易，在創富路上順心應手「步步高」（這著名粵曲小調恰是《獅子山下》劇集早期用了七年的主題音樂），白手興家「夢想成真」，福地之名亦如影隨形，除了歸功於港人—原居民和新移民—的勤快、靈活，其為自由港、政府對市場「積極不干預」；加上在謀事營商方面有充分的自主自由（Business Independence），與海闊天空的智性自由（Intellectual Freedom），這種過往數千年華人聚居地所未之見的「選擇自由」，正是難能可貴的香港核心價值中的核心。
這兩個像香港成功故事靈魂般的核心價值，在主權回歸以後，變了質。如今這兩方面都出了問題，香港神情困頓，前路多艱，那不是有人故意加害，而是大家在不知不覺間，墮進了沒有多少轉圜空間的險境。
中國經濟開放，實力冒起（內地術語：「全方位崛起」），港商在「祖國好，香港好」的籠統抽象觀念下，自然會有近水樓台、早着先鞭的進取心理；加上一九八四年六月間「一言而為天下法」的鄧小平接見香港工商界代表團的一席話，令港商信心大振。據當時率團北上「面聖」的香港總商會主席唐驥千的話，鄧小平對訪問團大表歡迎，態度誠懇地說：「我不是要你們香港的錢，來內地投資當然很歡迎，我是要你們做生意的經驗，香港這個方面非常成功，我需要你們這個……。」（見唐師曾、李梅香的《百年毗陵唐氏》頁一三三）港商積極參與內地經建、把香港生產線北移，遂蔚成潮流，其對內地經改起了積極功能，不言而喻。事實上，港商生產線北移是一端，內地漸漸成為舉世最大的新興市場，卻使港商墮入極度依賴、不敢不仰其鼻息，劈開香港業商素具自主性傳統的缺口。中國權力集中，國企、民企，不管大商家或小商販，都不像開放社會的無拘無束，香港人往內地談生意，耳濡目染，能對政府大官小吏不買賬嗎？能不唯唯諾諾或忌憚三分麼？
過去開拓海外市場，港商同樣會遇上多方困阻，卻不像內地市場問題那般大同小異，亦未致有泰山壓頂動彈不得的無形壓力；跟國內交手，公式化的難題公式化解決，只要書記、市長、大小幹部疏通疏通，搞好關係、走對後門，便事事好辦；若與這些大大小小的官僚交惡或未能投他們之「所好」，便寸步難行。早着先鞭，配合中央政策，真的是得勢得力者得市場、花花銀子「袋住先」……。
我國先賢早有明訓：「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港商着眼現實，怎會不聽京官明令暗示，不跟中央路線接軌？換句話說，去內地做生意，自然而然地便要與中央保持一致。不過，與北京愈接近、對中央作風愈有點認識的港人港商（且不說那些利慾薰心埋沒良心的少數），他們明說為理想跟中央爭持，完全無效（強大的中國不會為香港的一小撮人而改變主意），不論佔中或罷課，都會四面碰壁，徒勞無功，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該白費心機。又有另一些說得同樣「坦誠」的特區賢達，他們勸誡港人要以「你敬他一丈，他敬你一尺」的態度，如此低聲下氣，也許可能換來一點商討議事的空間，否則只會令北京龍顏不悅（遑論大怒），而出更辣的招式，給這類「不聽教」的港人以「好看」……。諸如此類的苦口婆心，往往會被爭民主的港人罵個狗血淋頭。不過，筆者倒認為勸港人聽從北京之言，未必不是盡安好心的肺腑之言，只是既不中聽更不中用就是了。
專制政府的權威與開放社會的義理對碰，由於意識有別，價值觀與理解都有不同，連說同一個字同一句話的意思亦不相通。香港人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力謀一種較為健全的選舉制度，不是堂堂正正（是否符合所謂「國際標準」，且不去說）的一回事嗎？為什麼不能直接公開的請願？要是得不到政府正面回應，不提抗議、罷課，難道要跪地請罪、赴京求饒？在政治上欲有所為而沒骨頭，是站不起來的，即使站起來，亦不是挺着腰板。前行政長官曾蔭權曾以「推銷員」的功架，對京官陪盡笑臉、曲意奉承，為想在政改上「玩鋪勁」做點公關工夫，結果不是換來左一記三部曲變成五部曲啟動政改，右一記押後落實一人一票選舉嗎？
在全方位崛起的中國眼中，香港繼續是隻會生金蛋的肥鵝固然妙不可言，下不了金蛋，由於如今中國有的是錢，亦沒什麼大不了。「兩制」是當初起草《基本法》時，呵護肥鵝令牠「好生好養」天天下金蛋的設想，如今香港已是難下金蛋的鵝，「兩制」中有關政改循序漸進之類的說法，港人視之為中方承諾，換成鐵板一塊，照足文字狹義的解釋，還深入什麼實行起來的真假意義？畢竟「番書仔」都知道：「Promises are meant to be broken!」
中國對「兩制」的態度，「今時不同往日」，港人想憑群眾壓力，謀求一個比較開明開放的社會局面（香港原是頗有般公民意識的社會），可惜亦不如想像般順理成章。從近年的國民教育與政改風潮，港人看到北京對香港「公民」不感興趣、不假辭色，因為北京要扶持的是「盲從」的黨友、聽話的「國民」（可惜港人自認中國人的比例日趨「下行」，看強調有「中國人」此一鼓舞人心字樣的國慶煙花表演後會否回升）。掀開這張底牌後，無論泛民黨派或是有不同看法的政團，均較以前更難有立足之地。因為有錢人害怕得罪建制而不敢、不便予泛民以資助，缺乏商界的「經援」，它們的活動更難推動；黎智英的捐款惹來「周身蟻」，意味港人的隨心樂助、隨緣捐輸的自由已受到後果可大可小的打壓，更何況商界的政治捐獻，一向講求「回報」，永遠當不了權、入不了局的政界中人，又有誰會對之作出捐款?! 對着「財難」之困，香港的民主路還能走多遠？那是個很現實的問題！
對筆者而言，「一國兩制」的重大意義在於中國雖然是集權的一黨專政國家（中國憲法明文規定；這是筆者反對任何高喊打倒中共口號的底因），若能夠容得下極度資本主義（與醜陋資本主義只有一薄紙之隔）的香港持續發展，並行不悖，那就好比太極的黑白雙魚，知黑守白、知白守黑的對照，放到政經互濟顯生化之妙，生逢其時，應當感到幸運！怎料眼前情景是黑白混淆，兩儀失正，怎會有不失落甚且不知所措之感！
維持謀事營商的自主性與智性（知識）自由，筆者認為是實行「兩制」的意義所在，可惜無論前者或後者，如今都風雨飄搖、岌岌可危，那是筆者的最大憂慮。要是香港仍有充分的經濟自主和智性自由，香港會出現當前這股對政改強加框架而此間官員會如奉綸音不敢置一否詞的情況嗎？會把「同胞」分成敵我嗎？會把中學生罷課比喻為紅衞兵造反而熱線檢舉罷課學生是愛護學生的顛倒言論嗎？
香港難道只剩下兩種互不理解、不求諒解的完全溝通不來的語言嗎？
上賓堂前飲敬酒！ 抗命有理勝讀書?
時間將證明人大常委對香港「普選」訂定的框架，是過程粗暴的決定，是扼殺「兩制」、摧毀港人核心價值，把原本相得益彰、中西互補短長的開放社會，變為一個可能由中共「直轄」而毫無「直轄市」格局、氣派、條件和失去真實價值的政治怪胎！在中共體制內，像北京、上海、天津和重慶般的直轄市，地位特殊、人事任免及機制運行，不能不講究權力網絡的「生態」與平衡，千絲萬縷的關係交織，絕非三朝兩夕可以建立和駕馭。香港「被直轄」容易，要有內地直轄市的架構和實質，恐怕便難乎其難，那位人大香港代表有關香港是直轄市的說法，不是胡言亂語，便是癡人說夢。
因為抗議人大常委劃地為牢的普選「樊籠」，香港二十五家大專院校部分師生，由昨天起啟動罷課（組織者學聯指參與和平靜坐罷課的學生達一萬三千之眾，從電視直播觀之，應與事實十分接近），為期五天。與此同時，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接見由政協副主席、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率領約七十位香港富商巨賈及專業人士……
在追求利潤的金錢世界，爭取賺錢優勢和機會，是營商者的本分，因勢利導（或說「勢利」），是商人須有的本事，助公益、說公義，是優裕商賈在不妨礙生意、甚至有機可乘、有空子可鑽的前提下才出現的「餘興」，亦是為在生時最易引起大眾注目的「炫耀性消費」及為「身後名」投資的門路。所以，與相當部分港人以「雞蛋碰石牆」即不惜付出代價抗拒政改框架的同時，赴北京的港商和專才會毫無猶豫地表態，認為人大常委拋出的那一套合情合理合法（《基本法》），對未來香港發展只有好處……這類言詞，有人聽了會感彆扭，卻不該以為那是他們違心之論。持不同見解的香港人用不着罵他們，因為香港人實在不宜在彼此間繁衍敵意、遑論互相仇視。要知道，這些資本主義世界的精英，莫不牢牢記得這句老話：「窮不與富敵，富不與官爭」，他們也許還未醒覺無論貧富以至意識形態存着重大差異，如今港人都是躋身在同一條船上，「動彈」—自由活動—的空間有限。這批應中央邀請的「上賓」，哪來不飲敬酒的豹子膽?!事實上，他們在香港「人和政通」，能夠盤滿缽滿的其中一項原因，便是慣性附和政府（北京和香港）的看法，不會同情反對勢力，因此認為罷課佔中都是心智未成熟的表現，是受人（尤其是「外人」）教唆，他們的行動因而不利香港且對國家有害。這些北京「上賓」，遂把擔心「後生細仔」的行動「失控」以致貽誤香港競爭力及令經濟發展倒退這類「大道理」，掛在口邊。
商人是繁榮的使者，但在政治方面，大多只有「應聲」的膽量和戲分，「正」見與群情脫節，是意料中事；讓筆者深以為異的是，對北京而言，他們北上的作用何在？要是為了減少分歧的「統戰」，這班商家和專才還需要「統」麼？若非為「統戰」，難道是華麗包裝版的「幫港出聲」？當然，這種安排更可以是為人大常委打打氣，讓領導人不只聽到而是親睹港人的「支持」—連「啦啦隊」亦不同凡響，豈不反證了人大常委決定的正確（稍後再組織一些圈外圍內人士上京表態支持，令人大常委的「正確性」大大提高）。這樣說來有點輕浮，卻非犬儒之說。
回歸十七年，先後出任行政長官的董建華、曾蔭權和梁振英，均由小圈子選舉產生，他們都是個人能力不弱、肯負責任、積極任事、工作勤奮且能入中央「法眼」的愛國愛港人士。可是，出掌香港，卻稱不上勝任愉快且常出狀況！
董建華砸破前朝文官傳統的行政主導（變為行政長官主導，董氏以為「得計」，哪知卻因根基不穩、籌劃不周而處處碰壁），在二十三條立法上因急於求成、甘冒不韙而犯眾怒，未終任便借「痛」下台。好歹完成任期的曾蔭權，靠攏商界（資本家）、奉承北京（巴結黨官），在市民眼裏成了官商勾結、從公不力的庸吏，受「政敵」暗算，在繪聲繪影下被塑成「貪曾」，此形象拖拉至今未被擱下，「浮」冤能否得雪，在波譎雲詭的政治情勢下，誰亦說不準。梁振英角逐行政長官時，擺出走進民間的開明開放姿態，給人以作風民主、親民的觀感；他是否「潛伏」的中共黨員，曾受質疑，因為二三年前，不少港人尚有中共黨人「匿藏議程」（hidden agenda）的憂懼。至於其矢口否認是真是假，如今已無關宏旨；稍後由於梁氏施政缺乏支持，他於是公然倒向北京，由港共出面撐腰，這令他的施政與民意愈行愈遠；其治港功過，現在當然未能蓋棺論定，惟眾目睽睽，政治諮詢展開以來，「兩制」已在他手上斷送，港人賴以安身立命的基石，分崩離析，能否挽回，機會微乎其微。
特區政府經歷幾屆人事調遣，行政長官並不易為，精簡地說，原因之一是當權者的所作所為無法獲得港人信任。足為選舉布局設限的「權」，與應付管治的「責」，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政治文化，「信」與「任」的切割，兼祧權、責的行政長官，在「兩制」之間如何分身，端賴對「兩制」分野的拿捏而左右兼顧的打點，難免會有閃失而動輒得咎。
港人對《基本法》的理解，大多以為二○○七年以後的行政長官產生辦法若要修改，據《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的規定，只要經立法會三分之二的多數票通過，獲得行政長官同意，再經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批准便可推行。由於《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和六十八條，對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都是一式一樣地說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長官以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所以，當人們感到行政長官在位無力、管治失效時，自然想到在認受性方面，可藉選票顯示意向，予行政長官以貼近民意民情的主張，增添力度。
證諸過去小圈子選舉的「聽阿爺吹雞」（聞京樂起舞）而投票，港人對《基本法》那句「最終達致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充滿疑惑，因為「廣泛代表性」，早被「愛國愛黨」人士包抄而失衡。「和平佔中三子」帶頭提出要有「真」普選，泛民「老餅新秀」隨後透過「民間公投」，捧出「公民提名」，京派港共拿着逸出《基本法》規定的口實，繼聲討誣衊和平佔中行動之後，推出一波又一波的還擊行動，都是一些理性社會罕見、難以置信、非常反智、不是為解決問題而辯論、集思、溝通、講理，而是與「黨八股」相若，毫無意義的宣傳、表態和蠢動。把政改不同意見的爭拗，激化為幾近敵我矛盾的對壘！
假
如說「三子」表達政改訴求，以「和平佔中」要挾特區和中央政府是策略錯誤，以此舉惹怒北
京而招致得不償失的反效果；那麼，人大常委連下三閘的政改框架，筆者今天便可斷言其對國家和香港的損害，是鑄成大錯！無論習近平總書記怎樣情詞懇切地說
「『一國兩制』不會改變」，已經於事無補。
看到中大校園那一萬三千多名參與罷課誓師的學生，大家不難明白北京單方面公布「一國兩制白皮書」與人大的政改設限，是傷透多少熱愛和保護「兩制」不變的港人的感情，年輕一輩的反感和失望，自此把他們從黃金大道的起點引往尋求「命運自決」的長期抗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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