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台北——在中国革命家孙中山的画像下方，吾尔开希拿起一个麦克风，开始对周围的人群高声疾呼。
“在历史紧要关头，站出来是种荣耀，”他大声说道，“在历史紧要关头，站出来是我们的责任。”
这也可以是他1989年时在北京说的话。当年吾尔开希21岁，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在天安门广场的民主抗议活动中，他是一位惹人注目的学生领袖。
但是，现在是25年后的台北，他是在对3月18日占领台湾立法院的学生们发表演讲。马英九总统及其执政的国民党打算迅速批准一项和中国的贸易协定，学生们对此进行了抗议。
吾尔开希和他1989年时的老战友王丹一起到了这里。他们穿过堆放在门口的、阻拦警察进入的椅子，挤进这个房间，表示他们支持学生。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发生的时候，这些学生中的很多人还没有出生。
“如果你能在这个紧要关头站出来的话，就表明台湾是有希望的，”吾尔开希告诉他们。
天安门抗议活动被镇压之后，吾尔开希和王丹辗转到了台湾，尽管他们之前在台湾没有任何联系人。到了这里之后，他们亲眼目睹了自己原希望家乡开始进行的民主变革。
“我 们自称是自由斗士，但我们失去了自己的自由，”吾尔开希最近在一次采访中说，“我们中有很多人被投入牢狱。我则被迫流亡。但在民主高度发达的地区——我流 亡到过法国、美国和台湾——我有了了解民主的机会。台湾本身是一个经历过民主化的华人社会，所以要了解民主，哪里还有比台湾更好的地方呢？”
吾尔开希1996年移居台湾，当年岛上进行了第一次完全民主的总统选举。就在那年，一直称台湾为其领土的中国把导弹发射到周边水域，试图恐吓台湾选民。
他 和王丹在这里开展的职业生涯，反映了他们作为学生抗议活动领袖的角色。吾尔开希很健谈，他相当出名的一件事是在1989年5月的电视会议期间，打断中国总 理李鹏的讲话，现在他已成了政治评论员。如果问他一个问题，他会提醒你，要充分回答这个问题，一个小时的时间可能不够。王丹的书卷气更重一些，说话比较轻 声细语，他现在是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的一名助理教授，讲授和两岸关系，以及中国和台湾的政治发展有关的课程。
1989年后，王丹在中国服了两 次刑，直到1998年才离开那里。之后他在哈佛求学，并于2008年获得博士学位，论文的主题是上世纪50年代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国家暴力。研究中国的学者 林培瑞(Perry Link)很了解王丹，说自己曾鼓励王丹接受澳洲的一个教学岗位，但终究来说，前往台湾还是最合情理的选择。
“能回大陆最好，但是回不了的话，台湾对他来说就是最佳选择了，因为他可以用中文教书，”林培瑞说，“他真的很喜欢用中文教书。”
学生今年占领台湾立法院的活动后来被称为“向阳花学运”，其中一些学生领袖是王丹的学生。但和王丹25年前在北京领导的示威活动形成对照的是，他说，台湾学生的政治目标相当成熟，不需要他的任何建议。
“1989年的学生运动目标很简单，就是民主、反腐败等问题，”他说，“但台湾学运要复杂得多。他们觉得，台湾的民主进程受到了威胁，已经变得萎靡了。”
“向阳花学运”这个名字暗示着，学生们希望给台湾政治带来光明和透明度。这场运动在质问台湾与中国的关系，王丹说。很多抗议者认为，相关贸易法案可能会让台湾更多地遭受中国的直接影响，而且台湾本地企业将无法与中国公司开展竞争。
吾尔开希指出，无论是在天安门还是台北，学生都占据了公共空间，表达他们周围的社会的关注。但他说，相似之处也仅仅如此而已。
“我们是在要求民主，”吾尔开希说，“而他们正在行使民主权利。他们正在捍卫民主权利。”
1989 年，吾尔开希和其他十几个学生领袖在黑帮的帮助下，从中国偷渡到香港，当时香港仍是英国殖民地。他最初居住在法国，然后就读于哈佛大学，而后又到旧金山附 近的多明尼克大学(Dominican University)求学。现在，虽然王丹的父母获准去台湾看望儿子，但吾尔开希的父母却一直不能离开中国大陆。吾尔开希认为，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则 他的家人都是维族人，二来北京方面认为他是逃犯。
吾尔开希说，他几次试图向中国当局自首，最近一次是去年11月在香港机场停留的时候。但每一次他都被粗暴回绝了。
对于台湾的民主化能否成为中国的一个榜样，两人的看法不同。吾尔开希希望如此，但王丹认为，台湾的政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它的独立运动推动的，这一点无法复制。
虽然中国一直在努力寻求和马英九政府签署一系列贸易协议，与台湾发展更密切的关系，吾尔开希和王丹都认为，台湾人民永远不会想和推行专制主义的大陆统一。
“台湾的青年对中国没有感情，”王丹说，“他们是在民主化进程中长大的，所以他们非常珍惜民主。”
在每年缅怀1989年镇压事件死难者时，这条鸿沟变得尤其明显。在香港，有成千上万人参与活动，不只是为了缅怀死者，也是要表达对地方和中央政府的不满。但在台湾，参加活动的人要少得多——这体现了台湾和中国划清界限的程度，吾尔开希说。
“在台湾和在法国一样，”他说，“当在电视上看到天安门事件时，6000万法国人全部都会为自由和民主高呼。”但是每年的6月4日，“只有几百人聚在一起搞活动，”他说。“他们觉得这是外国的事情。”
王霜舟(Austin Ramzy)是《纽约时报》记者。
“在历史紧要关头，站出来是种荣耀，”他大声说道，“在历史紧要关头，站出来是我们的责任。”
这也可以是他1989年时在北京说的话。当年吾尔开希21岁，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在天安门广场的民主抗议活动中，他是一位惹人注目的学生领袖。
但是，现在是25年后的台北，他是在对3月18日占领台湾立法院的学生们发表演讲。马英九总统及其执政的国民党打算迅速批准一项和中国的贸易协定，学生们对此进行了抗议。
吾尔开希和他1989年时的老战友王丹一起到了这里。他们穿过堆放在门口的、阻拦警察进入的椅子，挤进这个房间，表示他们支持学生。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发生的时候，这些学生中的很多人还没有出生。
“如果你能在这个紧要关头站出来的话，就表明台湾是有希望的，”吾尔开希告诉他们。
天安门抗议活动被镇压之后，吾尔开希和王丹辗转到了台湾，尽管他们之前在台湾没有任何联系人。到了这里之后，他们亲眼目睹了自己原希望家乡开始进行的民主变革。
“我 们自称是自由斗士，但我们失去了自己的自由，”吾尔开希最近在一次采访中说，“我们中有很多人被投入牢狱。我则被迫流亡。但在民主高度发达的地区——我流 亡到过法国、美国和台湾——我有了了解民主的机会。台湾本身是一个经历过民主化的华人社会，所以要了解民主，哪里还有比台湾更好的地方呢？”
吾尔开希1996年移居台湾，当年岛上进行了第一次完全民主的总统选举。就在那年，一直称台湾为其领土的中国把导弹发射到周边水域，试图恐吓台湾选民。
他 和王丹在这里开展的职业生涯，反映了他们作为学生抗议活动领袖的角色。吾尔开希很健谈，他相当出名的一件事是在1989年5月的电视会议期间，打断中国总 理李鹏的讲话，现在他已成了政治评论员。如果问他一个问题，他会提醒你，要充分回答这个问题，一个小时的时间可能不够。王丹的书卷气更重一些，说话比较轻 声细语，他现在是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的一名助理教授，讲授和两岸关系，以及中国和台湾的政治发展有关的课程。
1989年后，王丹在中国服了两 次刑，直到1998年才离开那里。之后他在哈佛求学，并于2008年获得博士学位，论文的主题是上世纪50年代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国家暴力。研究中国的学者 林培瑞(Perry Link)很了解王丹，说自己曾鼓励王丹接受澳洲的一个教学岗位，但终究来说，前往台湾还是最合情理的选择。
“能回大陆最好，但是回不了的话，台湾对他来说就是最佳选择了，因为他可以用中文教书，”林培瑞说，“他真的很喜欢用中文教书。”
学生今年占领台湾立法院的活动后来被称为“向阳花学运”，其中一些学生领袖是王丹的学生。但和王丹25年前在北京领导的示威活动形成对照的是，他说，台湾学生的政治目标相当成熟，不需要他的任何建议。
“1989年的学生运动目标很简单，就是民主、反腐败等问题，”他说，“但台湾学运要复杂得多。他们觉得，台湾的民主进程受到了威胁，已经变得萎靡了。”
“向阳花学运”这个名字暗示着，学生们希望给台湾政治带来光明和透明度。这场运动在质问台湾与中国的关系，王丹说。很多抗议者认为，相关贸易法案可能会让台湾更多地遭受中国的直接影响，而且台湾本地企业将无法与中国公司开展竞争。
吾尔开希指出，无论是在天安门还是台北，学生都占据了公共空间，表达他们周围的社会的关注。但他说，相似之处也仅仅如此而已。
“我们是在要求民主，”吾尔开希说，“而他们正在行使民主权利。他们正在捍卫民主权利。”
1989 年，吾尔开希和其他十几个学生领袖在黑帮的帮助下，从中国偷渡到香港，当时香港仍是英国殖民地。他最初居住在法国，然后就读于哈佛大学，而后又到旧金山附 近的多明尼克大学(Dominican University)求学。现在，虽然王丹的父母获准去台湾看望儿子，但吾尔开希的父母却一直不能离开中国大陆。吾尔开希认为，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则 他的家人都是维族人，二来北京方面认为他是逃犯。
吾尔开希说，他几次试图向中国当局自首，最近一次是去年11月在香港机场停留的时候。但每一次他都被粗暴回绝了。
对于台湾的民主化能否成为中国的一个榜样，两人的看法不同。吾尔开希希望如此，但王丹认为，台湾的政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它的独立运动推动的，这一点无法复制。
虽然中国一直在努力寻求和马英九政府签署一系列贸易协议，与台湾发展更密切的关系，吾尔开希和王丹都认为，台湾人民永远不会想和推行专制主义的大陆统一。
“台湾的青年对中国没有感情，”王丹说，“他们是在民主化进程中长大的，所以他们非常珍惜民主。”
在每年缅怀1989年镇压事件死难者时，这条鸿沟变得尤其明显。在香港，有成千上万人参与活动，不只是为了缅怀死者，也是要表达对地方和中央政府的不满。但在台湾，参加活动的人要少得多——这体现了台湾和中国划清界限的程度，吾尔开希说。
“在台湾和在法国一样，”他说，“当在电视上看到天安门事件时，6000万法国人全部都会为自由和民主高呼。”但是每年的6月4日，“只有几百人聚在一起搞活动，”他说。“他们觉得这是外国的事情。”
王霜舟(Austin Ramzy)是《纽约时报》记者。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0606/c06taiw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