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而言，2011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经济大约永远不会再有过去三十年的那种高速增长了；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的公开争论、新民主主义论的公开提出等事件，标志着中国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游戏规则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同时，在这一年，一个对局外人来说不那么显眼、但对中国长期演进颇为重要的思想和政治趋势更为明晰和强劲，那就是儒家快速进入思想和政治之舞台中心。
儒家之复兴并非新现象。八十年代初，全权体制的控制一放松，传统就在复兴，其中当然包括儒家。放长视野，三十年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从本质上就是传统之复兴过程。
不过，这种复兴多集中于社会礼俗层面。到九十年代中期，蒋庆先生倡“政治儒学”，开思想界回归儒家之风气。所以，我敢大胆断言，蒋庆足以进入现代中国五大思想家行列，他也恐怕是当代中国唯一的思想家。
由此以来，儒家之复归就成为中国大陆思想界最为重大的变化趋势。在2005年召开的第一届儒教会议上，蒋庆等儒者公开提出构建“儒教”之理念，让世人得知中国大陆儒家进入秩序重建过程的强烈愿望。由此，敏锐的大陆儒家学者走上了与港台儒学、海外儒学完全不同的进路，也即进入了政治哲学领域。
儒学圈子之外的思想人物立刻注意到了这一点，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有美国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的背景。过去十年，中国政治哲学界隐然有一个“施特劳斯派”，施氏核心教诲是重返古典。很多人因此而跟随施氏亦步亦趋地研读柏拉图，学院中有一群人言必称希腊、罗马，并以掌握了统治的隐秘术而自豪。但实际上，施氏的教诲是超越“历史”，抛弃意识形态，回向“自然”。中国政治秩序之“自然”，不可能在柏拉图那里，而只能在儒家中。
因此，头脑灵活的施派学者走向了儒家。首先是率先引入施特劳斯的甘阳提出“通三统”论，主张在当下语境中，中国的合理秩序应当沟通孔子、毛泽东、邓小平这三个传统。借助毛、邓之政治正当性引入孔子，或者反过来，借孔子论证毛、邓之历史文化正当性。最近，甘阳又撰文提出“儒家社会主义”理念。
正是沿着这一思路，丁耘为首的一批上海年轻学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即“儒家化”的命题。2011年初，这些学者与一批儒家学者、几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共同在北京西山大觉寺召开了“儒家与社会主义”研讨会。会间休息，有游客探头看到横幅“儒学与社会主义”，惊讶地说：“这两个东西也可以弄到一起？”
这个会议结束不久，在广东从化，另外一批学者召开了“儒家与现代社会治理”研讨会。在这个会议上，包括笔者在内的学者所提出的“儒家宪政主义”理念，引起了较大关注以及争论。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思想界开始对儒家进行不同的诠释。援用高超群先生今年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当代中国的政治思想版图》中的分析范式，甘阳、丁耘具有比较明显的国家主义倾向，这种立场支配着他们对儒家的解释和援用，他们试图在儒家与当下政体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联，以为现有统治秩序提供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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