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的名字本來就是一種隱喻，一個作者自稱「天真爛漫」，某程度可以猜度那是過後反省的總結。揭開之後，這是一個中國女孩六十年代初嫁到日本後的生活，從學習日語到教授中文，時維中日關係全面恢復前夕的破曉時分。這書二十幾年間陪伴我從北美回到香港，幾次搬家都沒有丟失，因為我總把它塞在背包裏。不為別的，只因為不想一個人的天真爛漫在愚魯的搬家裏從此消失。
這幾天，「我的天真爛漫」這六個字揮之不去，不僅是因為讀了川本三郎的《我愛過的那個時代》翻起的書愁，而是面對這一刻的香港社會，這兩部書的名字實在太刺痛人心扉。我愛過的那個時代，便是我們成長並對自己有所期許的日子，於我而言，一九八四年的初秋，是我愛過的那個時代和我的天真爛漫並存的日子。那是《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的一個月，香港要回到中國主權懷抱，脫離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殖民統治。於一個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來說，八十年代肯定是大時代。有人說，八十年代紙醉金迷，香港經濟全面起飛是他們的大時代，對不起，我那時和香港經濟起飛沾不上邊；有人說譚詠麟和張國榮雙雄並舉是八十年代最值得懷念的日子，也對不起，紐約的冰天雪地裏根本不知香港這邊熱情如火；我只是記得學校的老頭教師替我們這些香港學生喝采﹕你們脫離了殖民統治。
這幾個星期讀的文章都不能忘懷，健吾的一篇、吳志森和蔡子強的，儘管作為讀者，我間中不很同意健吾的看法，有時對蔡子強的理性也不太滿意，吳志森很大程度上只是神交多年的紙上朋友，可是這一兩個星期他們都把話說到我的心坎裏。我們這個城巿快要死了。這種悲觀的哀思不是某天他們其中一人的忽然傷春悲秋，而是因着當下香港社會的麻木不仁而生的哀嘆。這三位都是不同時代的中文大學學生，吳志森是最早畢業的一人而健吾最年輕，三人的中大歲月從馬臨橫跨到高錕，那應該是他們在馬料水天真爛漫的日子，更是他們對香港有着期待的最愛年代。
吳志森健吾蔡子強的期許
香港的特首選舉帶來社會一陣抖動，但這都是淺層波動，說不上深邃，認真說，我並不十分關心兩名參選人的消息，因為不僅單是我們別無選擇，而是我們根本不能選擇，原因是我們不是一千二百個選委的其中一人。至於有說前港澳辦主任廖暉插手選舉，又或是誰誰誰有力影響大局，若是屬實，這也許在其他自由意志選舉地方是一樁醜聞，但在香港經過了這些年北京高度介入本地政治，早已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我反而想起廖暉的父親廖承志，八十年代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期間，上京見廖承志的港人絡繹於途，廖承志有關香港的講話收錄在三聯書店出版的《廖承志文集》，如今讀報看到他兒子的名字，再翻出他的講話，別一番滋味在心頭。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二日，廖承志會見香港新界人士參觀訪問團時講了一番話，文集裏的題目是〈我們一定要收回香港〉。文集第七百四十五頁，「根據一個原則，香港向着特別行政區發展，香港人自主，港人治港……港人治港，很難由我廖某提個名單壓下去，這不是辦法」。原來在港人治港前還有一句「香港人自主」，這是當年中共高層信誓旦旦的保證。必須指出，當時的中共領導人是從文化大革命砸破爛打四舊挺過來的，我相信他們是真心實意希望做到港人治港。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廖承志在會見香港廠商聯合會參觀訪問團時說，「我們基本方針不會變的，要變，只會愈變愈好，不會愈變愈壞。不但我們這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都會堅持這個方針」。廖承志看到香港經濟結構的不足，「我勸地產商朋友高抬貴手，轉去搞工業吧，多做振興工作。炒地皮暴發是短時期的，再過一段就不可能了。世上哪有這樣做的，沒有。這種現象不合理，應該加以改善」。
這些講話，最近的都也是二十八年前的舊事，到今天翻開書頁，我還是懇切相信中國領導人當年是鐵了心要搞好一國兩制，香港巿民應該記得鄧小平對着香港記者勃然大怒那回，如雷響的四川官話「耿飈黃華胡說八道」，那是這兩位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就香港問題說了一些看法，老鄧覺得香港問題不能隨便置喙，定下了只有他和總理趙紫陽和總書記胡耀邦說了才算的鐵律。二十多年於茲，鄧趙胡三位早已去見馬克思，當年的規矩出現了量變到質變的巨大變化，置喙早已不是新事；至於插手和介入，「我們共產黨人是說了算」這些話今天已是大幅貶值。
財大氣粗和自我馴化
中共對香港十四年來的巨大變化，從說一句話的權利都要鄧小平拍板決定，到今天甲乙丙走過都拋下幾句，客觀上是兩個因素。一是中共本身的變化，改革開放之後國力陡增，財大氣粗帶來信心提振，連世博奧運都主辦了，香港其實也不算難事。這種信心提升，對一個飽受內憂外患的國來而言是好事，但在這一過程裏的急速過度膨脹，信心的上升和實體管理操作出現失控脫序，軟體追不上硬體，猶如潛水員急速升水，人是升出了水面，但血液內的氮含量無法排除並形成氣泡，帶來的結果是必須送到減壓室。
另一個原因，是香港社會的馴化。回歸多年，中共和香港特區政府的其中一個頭痛點是民心何時回歸。這一過程在香港經濟下滑的過程中得到初步解決，毋庸諱言， CEPA對SARS之後百業蕭條的香港作出了起死回生的貢獻；可是客觀上更大的隱性作用，是把一些港人長期以來對中共的戒心這道心防摧毁或減弱。必須說，北京當年設計這一想法的官員確是高人，危急時扶你一把，恩威並濟，君不見，巧合的是，在 CEPA推出後，香港社會對內地的不滿（discontent）確實大為下降。新的馴化過程，就在這個時期來到，北京開始對香港的政策是盡量減少爭議，連本地一些傳統左派也少在容易失分的議題發聲，六四事件最是明顯，立法會討論平反六四議案時，建制派議員列席但絕少作聲。這種策略開始收到作用，忍一時海闊天空，就等於過去四年來北京對台灣政局能不評論就不評論，而經濟優惠則大量推出。今次台灣總統大選，中共再也不像九十年代那樣成為民進黨助選團，馬英九縱然再三受到夾擊，仍能暫時領先。
到了最近發生的一些事，像港台的名嘴下台，像涉嫌種票事件，馴化後社會異樣的死寂令人心裏發毛。我不知這些事背後的政治和經濟力學，但換轉在一九九七年前，一個批評政府的名嘴忽然給換下，自我審查的質疑一定吵得震天價響，說不定劉慧卿可能說要到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作供。可這回只有吳志森和周融寫文章替自己討回公道，一種說法是這是香港電台公務員化的表徵，是合理程序，我覺得想出這法子的人應該奪得第二屆孔子和平獎而不是俄羅斯總理普京。試想想，在一個有着言論自由傳統的地方，這樣撤換批評政府的節目主持人可以靜如深海粒聲都冇，比起什麼兵不血刃而屈人之兵這些，高出不只三皮。
靜如深海粒聲都冇的香港社會
吳志森早晚要退休，港台也不是他終老之所，但我覺得最毛骨悚然是那種遽然通知「你完了」之後的迹近完全消音的黑洞。也許人年紀大了常想舊事，然而這就是我們這個一以貫之的香港麼？人們還記得亞洲電視的六君子事件，還記得每年Freedom House的新聞自由報告出來政府如臨大敵的回應。那是我們珍惜核心價值的美好日子，也是我們太過天真爛漫太容易相信的年代，曾經滄海的吳志森蔡子強健吾真的再難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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