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Trockeneis
“你是对的，我们做错了，”本•伯南克在2002年庆祝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90岁生日的讲话中说道。他话中指的是弗里德曼关于各国央行应该对大萧条中的大多数不幸负责的结论。“但是谢谢你，”未来的美联储主席继续说，“我们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9年后，伯南克和其他央行负责人们都在庆祝他们实现了那个承诺。“我们避免了大萧条，”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今年三月在接受《每日电讯报》采访时说道。世界经济在2008年受到的冲击与当年引发大萧条的冲击在同一数量级上。在世界经济于2008年冲顶后的12个月里，工业产值的下滑程度和大萧条第一年的衰退幅度相当。股票价格和全球贸易额则下滑更多。但这一次，萧条并未随之而来。尽管全球工业产值从峰值下滑了13%，这完全称得上是深度衰退，而在1930年代，这一指标下滑了近40%。欧美国家的失业率在这次危机中仅仅上升到了略高于10%的水平，而在1930年代，失业率超过了25%。结果的大相径庭有很大一部分是源于人们在大萧条中学到的。
是什么让大萧条的时间和力度那么厉害，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还在继续。有经济学家较为强调人力成本等结构性因素。经济史专家阿米蒂•施勒斯认为，“政府干预对萧条的膨胀有所助力。”她注意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曾将把鸡卖得太廉价的农民定罪，而且“发出的文件比整个联邦政府1789年以来的总量都多”。她所著的《被遗忘的人（The Forgotten Man）》一书在美国共和党人群中极具影响力。纽特•金里奇非常喜爱这本书。
而经济学家们更普遍的观点是，同时采取的财政和货币紧缩政策让原本严酷的状况变得更可怕。当前的这一回合中，各国政府没有犯同样的错误。1930年代，各国领导人削减了预算，央行提高了利率，而在2008年市场崩溃后，各国都采取了扩张政策。大萧条中，国际合作体系分崩离析，引发了货币战和保护主义，2008和2009年，各国领导人紧密结合在一起。默文爵士所言不虚。
但如果我们凑近一点观察的话，面前的图景却不是那么令人鼓舞。在两个很重要——且互相关联——的领域里，富国也许仍在犯跟1930年代同样的错误。它们冒着重复财政紧缩政策的风险，这样的政策在1937到1938年给美国带来了“萧条中的衰退”。欧洲的危机看上去和1930年代末期至1930年代早期的金融动荡极为相似，当时，各个经济体在面临财政紧缩、银根收紧的压力和缺乏最后借款人的形势下像多米诺骨牌一般次第倒下。简而言之，那里还有很多教训要学。
自取灭亡
刺激经济在2000年代要比在1930年代容易得多。社会保障网络——这正式在大萧条的余波中引入的——意味着如今的失业者仍有钱花，在不采取主动干预措施的情况下仍为衰退提供了一个气垫。各国更敢于出现赤字，而且控制着国民经济中更多的份额。胡佛总统在1929年的市场崩溃之后所引入的公共建设工程、公共开支、和减税政策加起来仅占GDP的不到0.5%。相比之下，奥巴马的刺激计划在2009和2010年两年都相当于GDP的2%至3%。胡佛政府的整个预算仅占GDP的2.5%，而奥马巴的预算相当于25%的GDP，而且还有10%的赤字。
罗斯福在1934年把开支提升到了产值的10.7%，以此促使美国经济强劲增长。到1936年，除去通胀因素后的GDP已经恢复到了1929年的水平。而罗斯福新政在促进复苏方面的作用仍然存在分歧。芝加哥大学的约翰•考克瑞恩及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巴罗等经济学家认为，新政完全没有作用。他们认为。财政政策从不会有效。
而那些认为财政政策有效的人往往相信，支出在1930年代不如货币政策重要，他们将后者视为灾难的主要原因。伯南克和如今的澳大利亚财政部高级公务员马丁•帕金森在1989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与其说是新政带来了复苏，不如说是“新政的特点是它为自然的复苏‘开辟了道路’。”保罗•克鲁格曼等人则把主要因素归功于刺激性支出。
不论给货币和财政政策加上多高的重要性，几乎没有人质疑这两者在大萧条中同时紧缩的五年导致了恶性循环。罗斯福总统的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在1935年的时候担心“如果我们不能继续每年降低赤字并平衡预算，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自取灭亡”，就在他的努力下，罗斯福于1937年在国会要求财政约束。
当时，国家的债务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占GDP的40%（这在当时的标准看来是巨额债务，而如今只有德国债务水平的一半）。国会削减了开支，提高了征税幅度并在1936到1938年降低了相当于占GDP5.5%的赤字。这比希腊如今在两年中需要做的工作要大，却比它的长期计划小得多。同时，美联储从1936年中期到1937年中期将储备要求提升了一倍，鼓励银行把钱从经济运行中收回来。财政部在限制黄金进口的同时对货币供应加以限制。从1937年到1938年，萧条中的衰退导致实体GDP降低了11%，失业率增加了4%，根据计算方式不同，失业率达到了13%或19%的峰值。
去年的斯诺登
如今的货币政策与美国在1930年代的做法大相径庭。正如《经济学人》所报道的，欧洲央行将进一步降低利率。但在很多方面，财政政策正迅速向那个方向转变。奥巴马政府的刺激计划正在降低力度，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削减仍在继续。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的话与摩根索的观点相呼应，他们宣称基于赤字的刺激开支功用极少，却给未来的纳税人增加了负担。奥巴马开始跟罗斯福一样开始强调预算削减的重要性。如果当前的工薪税减税和紧急事业福利停止的话，明年的经济增长可能会降低到1%。
不只是美国在这样做。在大卫•卡梅隆的领导下，深陷债务的英国政府于2010年引入了一个严苛的财政巩固计划，以避免公众对其丧失信心。这一决定的基础，及其增税降支措施，与时任财政大臣菲利普•斯诺登在1931年提出的紧急预算紧缩措施非常相似。当时的措施并未能重建信心，而英国被迫将英镑贬值并放弃了金本位。这一次的措施却实实在在地提升了投资者的信心，也导致了国债收益率上升；由于欧元区的危机，这个国家仍然很大程度上面临着二次衰退的风险。有道是，当一个政府采取财政紧缩的时候，就应当时刻小心这类冲击的可能性。
也有人说，紧缩不一定会带来问题。2009年，哈佛大学的艾伯特• 艾尔西纳和西尔维亚•阿德格纳发表了一篇论文，认为紧缩政策仍然可以是扩张性的，特别是在集中于削减开支而非增税的情况下。降低利率的预算紧缩会刺激私人借贷和投资，同时政府可以通过改变对未来债务的预期来刺激增长。其他人则对此存在疑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今年7月发布的一项研究发现，艾尔西纳和阿德格纳弄错了紧缩的时段，因此过高地判定了削减开支的好处，削减开支往往导致收缩而非扩张。
博科尼大学的罗伯特•佩罗蒂研究了紧缩时期经济扩张的案例，他发现，这些情况大多数与货币贬值引起的出口增长有关。1930年代，美国财政紧缩的负面影响在部分程度上得到了净出口增长的缓和；从1936年到1938年美国的贸易平衡从占GDP0.2%的逆差变为占GDP1.1%的顺差。现在，大部分国家都在削减预算，但不是每个国家都能通过促进出口来减少负面影响。
1930年代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也许意味着央行可以抵偿财政紧缩的效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表示，英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将弥补大规模预算削减的负面影响，并“确立了可持续复苏的基础”。而如今，英国已经接近衰退，失业率正在上升，这意味着央行能起的作用是有限的。
欧元区国家采取的紧缩措施是规模最大的——而它们对此的耐受力最低。他们的操作缺乏浮动的货币，也没有一个最后借款人，它们如今的窘境正在发出1930年代金本位世界的回声。
1920年代中期，在最初站不住脚的战争赔款计划得到修订之后，发现了破碎的德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可能性的法国和美国债权人大批涌入。大量流入的资本帮助了德国完成国家责任，并且导致工资激增。德国经历了一场由信贷推动的增长，这和一些欧洲外围国家在2000年代中期所经历的非常相似。
从1928到1929年，盛宴结束了，资本流向也发生了改变。起初，投资者将他们的资金投向美国，为美国的高速增长下注。他们随后因金融危机而突然将资金从德国撤出。为了维护金本位，德国国家银行被迫提高利率。由于外国资金突然撤出，又因为早先的繁荣导致工资激增而无法依赖出口增长，德国为了完成国家义务而采取了紧缩措施，就像爱尔兰、葡萄牙、希腊和西班牙所做的那样。采取浮动汇率的国家仍然还有一条道路可以抵抗资本外流：汇率降低，出口增长。但由于金本位制度，德国的汇率是固定的。只有工资的缓慢下降可以重振竞争力，这即使在失业率上升的情况下也可发生。
随着问题的家中，银行开始面临压力。奥地利经济面临着和德国类似的处境，1931年，奥地利最大的银行Credit Anstalt倒闭，导致人们对银行丧失信心，这种情绪迅速蔓延。由于问题是由德国引发的，主要经济体的领导人多次会面，商谈拯救德国被绑架的经济。但法国人不同意削减德国的债务和战争赔款。
在意识到缺乏最后借款人是导致危机加剧的原因之后，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提出设立一个国际借款人。他建议设立一个拥有2.5亿美元，可动用额外7.5亿美元并有权向需要资金的政府和银行借款的基金。也许是因为规模太小，这个计划因为拥有将用作杠杆的黄金的美法两国反对而无疾而终。
多米诺骨牌因此倒下。在Credit Anstalt破产两个月后，一家大型德国银行Danatbank倒闭。政府被迫引入资金管制并停止支付黄金，这在事实上导致了货币与黄金脱钩。德国经济崩溃了，1930年代的悲剧由此拉开序幕。
这一切都相似得可怕（尽管没有欧洲国家会再选出一个希特勒上台）。欧元区资格就和坚持金本位一样，意味着缺乏竞争力的国家不能通过货币贬值来降低贸易逆差。紧缩政策带来了衰退、内需下降、失业上升，随后财政收入下降、持续的巨额赤字和对银行与国债的信心丧失的恶性循环。随着外围国家的居民将钱存到核心国家更安全的银行里，货币供应下降，就像1930年代发生的那样。与债权国进行的高层会议无法制止这种情况继续。同时也不存在一个最后借款人。尽管欧洲金融稳定机构比与之相似得可怕的诺曼计划走得更远，欧元区国家的领导人们还没找出一个能将这个机构的4400亿欧元增加到2万亿欧元的办法。
即使他们的努力成功了，这对结束危机来说仍是杯水车薪。因意大利市场中的混乱驱动的投资者们正在试图先发制人地减少他们在欧元区其他国家银行和主权债券上的风险敞口。那些经济相对强劲的国家，如法国和荷兰，也没能逃脱。不论一个经济体的财务状况多么稳固，危机带来的短期流动性问题都能将其带入绝境。
历史不必重复自己。诺曼执掌下的英格兰银行成立于17世纪，在需要时向政府借款；央行总是有义务向政府借款，而其他银行则没有这样的义务。欧洲央行可能会接过这个角色。它的章程禁止其直接从各国政府购买国债，但可以从二级市场上购买国债证券。它正在零散地这样做，它可以证明自己系统性进行这种操作的意愿。欧洲央行创造无限制货币量的能力将使它有能力宣示购买市场上供应的任何债券的意愿，并借此消灭危机极其蔓延的主要原因。
本周，德法两国在12月8日到9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领导人峰会之前提出了设立对欧元区国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预算“黄金法则”的建议。欧洲央行新总裁马里奥•德拉吉暗示称，这将作为一个财政条约被通过，欧洲央行会在更大规模上购买债券。但没人知道他想法中的规模究竟如何。德国联邦银行行长，欧洲央行理事会重要成员魏德曼明确表示，欧洲央行“不一定会”是欧元区的最后借款人。
路在何方
在目前的发展情况看来，发达国家的形势似乎在变好之前还会恶化。英美两国的增长率在现有政策的基础上在2012年的增长率或许会不到2%，两国都面临衰退的较大可能。欧元区的衰退也是可能的。欧洲央行可以通过放松货币政策来提高欧元区的经济前景，但是广泛扩散的紧缩和不确定性将很难克服。就像1931年和2008年发生的那样，严峻的经济危机可能会导致经济产值大幅下降。这又会对挣扎着避免违约的欧元区国家带来更大的压力。
在1931年发生的危机中，一个又一个国家遭遇了资本外流。防备银行和货币外流的努力在面临压力的经济体中导致了一轮又一轮的紧缩和下滑的货币供应，导致了产出的下降和失业率的上升，把严重的衰退变成了一场大萧条。它借助金本位的结束而刺激了经济复苏，金本位的小王使得央行有能力扩张货币供应并使经济复苏。如今的欧洲央行拥有可以在不放弃欧元的情况下拯救危局的必要工具。但欧洲央行和欧元区政府有能力的情况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动用这些能力。
金本位的崩溃带来了复苏，但对于那些设立贸易壁垒以阻止来自货币贬值的国家的进口洪流的国家而言，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赢得选举对抗失业的政府尝试了各种方法，从工资和物价控制、卡特尔联盟到其他往往会阻碍由扩张性货币和财政政策带来的复苏的干预措施。在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里，长期处于困境的公民转向了法西斯注意，从虚假的希望中寻找安慰。
就对抗这一灾难而言，当今的世界比1930年时候处于更有利的位置。那时候，大部分主要经济体都采用金本位。如今，欧元区占世界经济产值的份额不到15%。在发达国家中，尽管失业情况很严重，却不会像1930年代那样带来困窘的生活。当时的世界缺乏一个全球领袖，而如今的美国或许仍能承担起在动荡的时代协调全球反应的责任。如今的国际机构更加强大，而其民主特性也更加稳固。
尽管如此，长时间的经济疲软导致了对自有资本主义的广泛反思。忽视罕见需求的国家如今都在干预货币市场——瑞士因为瑞郎对欧元升值而饱受痛苦。美国参议院寻求通过关税来惩罚中国的所谓货币操纵。而在欧洲，欧元危机的动荡正在助长丑陋的民族主义力量，而其中有些甚至是种族主义者。他们的极端主义与摧毁了整个大陆的纳粹主义相比仍然算是温和的，但这仍然无法让他们变得值得欢迎。
情况还不算是无可挽回。但是拖得越久，挽回的难度就越大。1930年代的教训让2008年的经济危机冲击后的世界避免了很多痛苦。现在回顾大萧条的其他重要教训仍为时不晚。但如果忽视它们，历史或许就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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