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壞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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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19日 06:53 AM
中國經濟的壞兆頭
英國《金融時報》 吉密歐 報導
位於中國東部的溫州市一向被視為中國經濟的風向標，這裏所生產的打火機和眼鏡數量超過世界任何地區。因此，在一些人眼中，有關近幾周多家工廠老闆“跑路”、拖欠工人工資並留下巨額債務的報導，正是中國經濟的不祥之兆。
全球對中國廉價出口品的需求日益放緩，生產成本不斷上升，加上債務水準高得難以持續，共同壓垮了中國最精明的一些企業主。三周前，有位欠債超過4億元人民幣(合6300萬美元)的溫州鞋廠老闆自殺身亡，構成了一場悲劇。據官方媒體報導，還有90多個老闆選擇了跑路。
作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中國對外貿易的波動經常被視為全球經濟健康狀況的指示器——在一些悲觀投資者看來，溫州問題是中國經濟即將迎來硬著陸的跡象。在大多數發達國家可能再度衰退之際，這讓全球經濟前景黯淡。
實際上，短期內溫州的問題不至於引發全國經濟崩潰；大多數分析人士相信，中國經濟未來幾個月會逐漸放緩，僅此而已。
但溫州的事態的確表明中國迎來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轉捩點。“溫州發生的事情標誌著中國當前的模式正走向盡頭，”巴克萊資本(Barclays Capital)經濟學家黃益平(Huang Yiping)在談到中國出口導向、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時表示。“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成功是建立在廉價資本、廉價勞動力、廉價能源及土地的基礎之上的；但如今，這種模式已造成了嚴重的不平衡和效率低下，引發了越來越多的問題。”
這種變化不僅會對這個世界人口第一大國的居民造成影響。過去30年，中國經濟實現了年均10%的增長率，使幾億人脫貧。
這一變化也預示中國將迎來一場結構性變化，會影響到長期以來對中國產品越來越便宜習以為常的西方企業和消費者。此外，這一變化將衝擊發達和新興經濟體的出口商，這些經濟體日益依賴中國對原材料的需求來推動自身的投資和建設繁榮，而這種繁榮正呈現出力竭的跡象。
中國的經濟奇跡發端於1978年，當時中國共產黨發起了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給予農民有限的產權，並允許他們在完成國家配額之後，出售自己生產的任何產品。此舉推動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民收入飛速提升。隨後中國又開展更多改革，鼓勵大規模人口流動、工業化以及對製造業進行投資——而製造業逐漸為中國贏得了“世界工廠”的名聲。
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資料顯示，1990年，中國人均收入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平均水準低30%。如今，中國人均收入已超過4000美元，達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平均水準的3倍。
不可戰勝的“中國價格”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投資者和買家，但它得以實現的前提是無止境地供應廉價順從的勞動力、實際上免費的土地、國有銀行提供的低價便利信貸、以及受到嚴重抑制的投入成本（如電力和用水）。
但隨著近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生活水準顯著提升，日益佔據主流的觀點是，上述公式不但不可持續，而且還引發了環境惡化和社會不平等迅速加劇等嚴重問題。
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立克(Robert Zoellick)表示：“拉動中國疾速增長的因素正逐漸消退：資源已基本從農業轉移到了工業；隨著勞動力減少和人口老齡化，供養退休者的工作人數不斷減少；生產率增速逐漸下降。”
憑藉其世界一流的基礎設施和現有的國內與國際供應鏈，中國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仍將是一個全球製造基地。
但在許多領域，最低工資的年漲幅超過20％，土地也變得日益稀缺和昂貴。此外，政府正在減少廉價信貸的供應，並已採取行動放開能源和其他公用事業的價格。同時，新工廠、公路、機場和住宅區的投資熱潮，一直以來都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但現在看上去越來越難以為續。
再回來說說溫州。溫州市新華軟包裝有限公司(Xinhua Soft Packing)總經理徐川表示，日子很難過。這家生產從塑膠瓶到拉鏈等一系列產品的企業受到了成本上升的衝擊，而且現在依靠幾年前還算慷慨的薪水根本招不到足夠的工人。“我們賺的錢比以往少得多，投入成本上漲得太厲害了，如今很難找到多少能夠賺錢的公司。”
徐川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人口結構特徵發生了變化。許多專家認為，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已經過了頂峰，將在未來幾年裏下降，而實行了三十年之久的獨生子女政策也加劇了這一趨勢。
另一方面，這也是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代價。經濟發展推高了幾乎所有商品的價格，願意到工廠或建築工地辛苦勞作以換取微薄收入的貧窮工人數量也不斷減少。
中國領導層清醒地意識到了經濟中積累的種種畸變；他們也坦承，這個曾經為中國帶來巨大回報的發展模式已經時日不多。“（中國）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近來在講話中表示。“我們必須加快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加快科技進步和創新，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
中國政府在“十二五規劃”（時間跨度為2011年至2015年）裏多次信誓旦旦地提出，中國將提高國內消費，擺脫經濟對出口、尤其是投資的依賴。但中國領導人說要實現這些目標已經說了十多年，而實際結果恰恰與此相反。上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國內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為45%，到去年這一數字下降到了非常低的33%。投資卻創下全球最高值，達到了GDP的50%。
巴克萊資本的黃益平表示，“30年前改革啟動時，投資率約為GDP的25%，而經濟年增長率接近10%；但如今，我們維持著同樣的增長率，投資率卻占到了GDP的一半。這多少反映出了資本效率存在的問題。”
2008年西方爆發全球金融危機時，似乎出現了由舊有模式發生被動轉型的可能性。全球對於中國出口的需求因為那場危機而極度萎縮，在截至2009年3月的一年裏，下跌幅度超過了三分之一。數千家工廠倒閉，超過2300萬名農民工離開了溫州等製造業城市。
作為應對措施，中國政府推出了一項經濟刺激計畫以減輕出口商受到的衝擊，有些經濟學家稱之為史上規模最大的貨幣和財政寬鬆政策。中央政府命令國有控股銀行向經濟注入天量現金，並指示地方政府加大投資力度以刺激經濟增長。結果是信貸推動的投資猛增，尤其是在住宅行業。全國各地的城市裏，都出現了成片成片建到一半的住宅樓、體育場和會展中心。
在世界其他國家看來，中國的刺激方案大獲成功：將GDP增長率重新推高至兩位數，刺激了中國對進口、尤其是自然資源的巨大需求。但對債務和投資的依賴，使得中國政府在其增長模式中發現的種種畸變雪上加霜——並且加大了催生嚴重房地產泡沫的可能性。
大多數分析人士都同意，如今規模已成全球第二的中國經濟，健康程度還不如危機之前，且失衡更為嚴重，對投資——尤其是對房地產和基礎設施的投資——甚至更加依賴。華盛頓智庫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的史劍道(Derek Scissors)表示，“這就好比中國經濟因吞噬了過多的資源而體重猛增，結果患上了肥胖症。”
儘管這種模式可能即將畫上句號，但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認為，隨著增長放緩，未來幾個月中國經濟將實現軟著陸。週二公佈的三季度GDP資料顯示，中國經濟仍然實現了9.1%的同比增長率。不過即便增長率出現大幅下滑，短期內，中國政府仍然可以選擇放鬆貨幣政策以恢復經濟增長，並撤銷為灼熱的房地產市場降溫和收緊刺激方案催生的信貸的舉措。
但中國已不可能再現上一個十年的繁榮景象了——彼時GDP迅速增長，但通脹波瀾不興。相反，眼下的經濟增長率可能將降至8%或更低，並伴隨著物價的持續上漲——據滙豐(HSBC)預測，2011至2015年中國消費者價格將年均上漲5%，而2001至2010年間的這個數字僅為2%。
此外，鑒於中國是世界眾多製成品的全球生產基地，持續的中國通脹意味著全球消費者都將面臨物價上升的局面。
中國政府已經確定了需要採取哪些措施，但許多分析人士認為，除了當前的種種努力——改善社會服務、建設保障房和鼓勵提高最低工資——中國政府必須採取採取更多舉措，以加快經濟轉向消費驅動的再平衡過程。
“留給中國實施根本性政治與經濟轉型的時間十分有限，”瑞銀投資銀行(UBS Investment Bank)的喬治•馬格納斯(George Magnus)表示。“如果不儘快實施這一轉型，中國經濟將遭受信貸和投資危機，隨後增長會顯著放慢——近來中國社會不安定事件明顯增多、強度和範圍顯著加大，因此經濟放緩對中國而言將尤為敏感。”
譯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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