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在访华期间于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中方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损害了世界对中国的信任，欧盟与北京贸易失衡面临欧洲保护主义抬头的风险。这是他在讲话中提到的两个重要问题。博雷利说，欧洲人感觉到中国“可能没有利用自己的强大影响力劝说俄罗斯停止这场侵略战争。”
博雷利当天在北京大学发表讲话开始时说道：“女士们，先生们。我很高兴，我期待已久的中国之行终于实现了！首先，一直都有好的理由让我访问中国。这次我是来参加（欧盟-中国）战略对话。希望这将有助于为欧盟-中国领导人会晤奠定良好的基础。其次，正如中国谚语所说：‘苍天不负有心人’。就如今天。我一直有心，终于来到了北大。能来到这里荣幸之至。北大是一所建于19世纪末的著名大学，是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的象征”。
博雷利谈到，“历史对于了解彼此非常重要，因为归根结底，我们都是各自历史的结果。虽然历史可能提供宝贵的指南，帮助我们彼此理解和尊重，但它并不是一件可以解释和证明一切的紧身衣。我们需要忠实于各自的历史和文化：这就是我们各自身份所在。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国际关系的成功和力量取决于我们每一方都能够超越限制或分歧，以便共同努力，开创一个安全、繁荣和可持续的共同未来”。
博雷利说：“我们需要与中国合作，正如中国需要与我们合作一样。我们当前的世界相互依存程度很深，也充满冲突，因此我们更需要合作。欧中关系也不例外，我称之为‘冲突性相互依存’（conflictual interdependence）。如何才能使我们的相互依存减少冲突呢？这正是我来中国的原因。这样，我们就可以阐述各自对世界的看法，坦诚讨论中欧关系面临的主要障碍，并考虑改善我们关系的方式方法，或至少更有效地管理我们的关系”。
博雷利说：“女士们，先生们。首先，请允许我简单介绍一下欧洲联盟是什么，以及欧盟如何看待世界。众所周知，欧洲联盟是一个独特的实体。它不是一个超级国家。欧洲联盟的每个成员国都是主权国家。同时，这些国家选择在一些领域集中政策，以变得更加强大和有效，特别是在世界舞台上。这种做法非但不会削弱各成员国，反而使它们在国际层面上更加强大。在比如贸易或投资方面的国际谈判中，一个团结的欧洲要比其成员国各自与伙伴分别谈判有力的多。因此，欧洲，最初作为一个贸易联盟，已成为一个真正的重要经济力量。乌克兰战争让欧洲已成为了一个重大的地缘政治力量”。
博雷利说：“提到‘地缘政治力量’，我是说我们的世界观现在更加注重战略和军事力量平衡。为什么会如此？很简单，因为俄罗斯通过入侵乌克兰，让我们意识到自身安全受到了威胁。这场战争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当世界的规则（和边界）被侵犯时，我们面临着真正的危险。同时，这场战争也让我们更加自信。我们彰显的是前所未有的统一战线，有能力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和军事援助。在此背景下，我认为我们并不害怕现在的多极世界本身。如果多极世界意味着财富惠及更多的国家，包括中国，我们对此很欢迎”。
博雷利说：“同样，欧洲也不反对中国经济的非凡崛起。任何一方都无权永久垄断权力。同时我也敦促你们不要妄下欧洲正进入永久衰落的错误结论。我们拥有巨大的资源。欧盟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6%，财富占全球财富的15%以上。我们是一个强大的贸易体。我们也是一个规范性力量，不受限于地理边界，我们谨慎而迅速地制定了许多领域的标准：数据保护、人工智能等等。认为欧洲或西方已然衰落是普京先生最大的错误之一。他认为我们软弱，害怕战争，过于依赖俄罗斯能源，因而不敢采取任何行动。可是他对我们的威胁让我们变得更加坚韧”。
博雷利说：“我们也有独特的欧洲视角。欧洲有欧洲的生活方式、欧洲的社会模式和自己的市场监管方式。我们生活在多极化的世界，它需要规范。需要就基本的共同原则达成一致，这就是我们所称的多边主义。真正的问题是，多极化加强的同时，多边主义却在衰落。解释多边主义危机的时候，有人认为许多国际规则已经过时了，因为这些规则所反映的是一个由西方主导的世界。我不得不说，我觉得这种推理不符合逻辑。这样是否意味着《联合国宪章》已经过时了？是否意味着《世界人权宣言》已经过时了？这是否意味着联合国各基金、各机构、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都已过时了？”
博雷利说：“如果人们想要改变这些机构，他们必须非常具体地解释为什么想要改变这些机构。更重要的是，他们将用什么来取代这些机构。我们并不质疑许多国际机构需要进行改革，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因为当时成立这些机构时，许多国家仍然是殖民地，或它们经济尚未发达。我们应该共同为此作出建设性的努力。同时必须确保我们不会将精华和糟粕一同抛弃。二十国集团（G20）是一个政治论坛的典范。汇聚了占世界GDP80%的20个国家，为世界提供了更大的代表性。二十国集团是为了全球应对危机加强经济协调而成立的。也发挥了作用”。
博雷利说：“但过去几年的情况表明，更大的代表性并不总能保证达成共识。这些分歧的根源在于价值观的不同。在这方面，中国和欧盟显然是有不同意见的。中方常说，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我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但是，普世价值难道不超越单个国家的价值观吗？普世价值大于我们任何一方，也更为宝贵。中国经常误解我们为什么称中国是制度性对手。中国告诉我们，我们是伙伴，不是对手。实际上，我们既是合作伙伴，也是对手，在某些领域还是竞争者。请允许我详细阐明。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中国试图推行经济和社会权利优先于政治权利和个人自由的理念。我们的观点截然不同，认为所有权利都是平等和不可分割的。而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利是相容的。”
博雷利说：“顾名思义，这意味着我们的观点是不同的。现在，我们都在致力于在世界其他地区推进我们各自的立场，因为我们在一个根本问题上持有不同的观点。在这方面，我们是对手。好在这仍然是和平的竞争，也必须如此。这种竞争的根源在于我们的价值观不相容。这不是一种敌对姿态。即使这种竞争持续存在，也不应妨碍我们共同努力。我稍后会再谈这一重要问题。我们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在共同规则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多极化形式。否则，强权政治，以强凌弱的规则，就会占上风。规则的存在正是为了保护小国免受大国的侵害，保护较不富裕的群体免受富裕群体的侵害”。
博雷利表示：“欧盟对多边主义的承诺不是象征性的。这一承诺，有我们的成就记录为后盾。联合国秘书长说过，欧洲联盟是联合国最伟大的盟友。我们认为遵守规则和奉行多边主义，不能靠挑肥拣瘦。不能接受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而不接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则。多边主义本身应该是不可分割的”。
博雷利说：“我想谈的另一个话题是我们双方的经济关系。实话实说，它目前并不令人满意。我们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与美国齐名。中国需要欧盟。问题在于，我们的贸易关系多年来一直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还在继续恶化。我们的贸易逆差在一年内增加了60%：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增幅。这也并不是我们各自生产力差距所造成的。这种不平衡不仅是量化的。也是质化的。这问题影响到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或次级领域，包括医疗器械和化工产品等等。如果问题的根源不是生产率差异，那么它的原因何在？在我看来，这是欧洲公司进入中国市场长期遭遇困难的结果”。
博雷利说：“困难有很多，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我们欧方政府和企业各界已多次向中国政府提起过这些问题。除了巨大的贸易逆差之外，我们还看到欧洲对华投资急剧下滑，达到201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目前仍在中国投资的（欧洲）公司都是原来就在中国的公司。它们将利润再投资于中国。现在中国市场上几乎没有来自欧洲的新投资者。由于中国市场准入的种种困难，欧洲投资者们纷纷转向其它地区”。
博雷利说：“同样，还有常常见报的去风险问题。首先：什么是去风险（de-risking）？去风险就是试图分散因过度依赖一个市场而产生的风险。这也是汲取新冠疫情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教训。当时我们不得不迅速并以高昂的代价而对我们的产业链进行多样化。欧中的经济关系很深，贸易额每日达23亿欧元。双方都从中受益。但是，当我们关键领域95%的进口产品仅来自一个来源地时，我们必须警惕。特别是当这些产品是我们工业绿色转型所需要的：欧洲所用的镁、锂和稀土中，93%到97%来自中国”。
博雷利说：“扩大我们的供应基础是合情合理的。我相信，在类似情况下，中国也会这样做。事实上，中国多年来一直在追求工业和技术上的‘自立自强’，只是中国没有用‘去风险’这个词。采取这些预防措施并非出于政治原因。在我们过于依赖有限几个市场的背景之下，采取这些措施只不过是为保护我们的经济。去风险是提高我们抗风险能力的工具，而不是针对中国的敌对措施。习主席在2020年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 ‘为保障我国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要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力争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个替代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这就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去风险……”
博雷利说：“技术问题除外，我请各位注意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欧洲公共舆论对中国当今所扮演角色的看法。如果公众认为与中国的贸易不平衡已经严重到危及关键领域，或使我们达到气候中和的目标面临风险，他们就会要求采取更极端的保护措施。我们的领导人是通过选举投票而选的，他们自然会对选民的要求十分敏感。我们距离欧洲议会选举还有一年时间，这个话题肯定会引发讨论。因此，寻找共识，纠正我们经贸关系中的不平衡，是符合我们双方利益的。否则，去风险的进程可能会过于加速。公众舆论会加大对政治领导人的压力，迫使他们更多地脱离中国”。
博雷利表示：“最后我想讨论一点，也是最根本的一点：中国和欧盟之间的信任程度。信任是任何关系的核心。我们之间的信任被侵蚀了。因此，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信任不会神速地恢复，这过程必定是逐步的。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重建信任。信任始于人际交往。因此，恢复欧中之间的人文交流，无论是个人交流、经济交流还是科学交流，都非常重要。考虑到我们双边关系的规模，目前的交流水平之低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经常抱怨自己被误解了。或许是。那就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你们。如果想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你们，仅仅互派官方代表团是不够的。我们双方人民需要交流”。
博雷利补充说，“更多的欧洲人需要来中国学习中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最基本的。遗憾的是，目前这种交流受限颇多。希望向中国派遣工作人员的欧洲公司面临着重重困难。人文层面的脱钩也必须避免。在这方面，中国也确实掌握着防止脱钩的钥匙。我很高兴地获悉，中国正计划修订有关外国公司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我们认为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有益一步。当然，我们还需要看有关措施在实践中是如何实施的。如果我们要恢复信任，就需要这种举措。谈到这里，我自然会谈到政治信任。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很多工作要做”。
博雷利说：“尤其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欧洲人们认为中国虽然没有公开支持俄罗斯，但也没有利用其独特的影响力说服俄罗斯停止侵略。中国在乌克兰和俄罗斯问题上模棱两可的立场让人难以琢磨，因为事实很清楚：一个国家遭受了攻击，另一个国家实行了攻击。这种拒绝在侵略者和受害者之间作出选择的做法在欧洲并不受欢迎。我们当然清楚中国的政策限制。自19世纪以来，说得委婉些，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并不总是和谐的。我们并不要求中国采取与欧盟相同的立场。然而，我们认为中国必须作出重大努力，让乌克兰人民相信中国不是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的盟友”。
博雷利说：“中国为什么不加强对乌克兰的人道主义援助？例如，乌克兰人民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正遭到俄罗斯的无情破坏，中国可以向乌克兰人民提出一个高调的文化倡议。这样做可以改善中国在欧洲的形象。也将极大地改善中国在乌克兰的形象。此外，这种做法将有助于中国为乌克兰重建做贡献。在乌克兰，中国的利益与俄罗斯不同。中国希望与欧洲合作。俄罗斯则试图将欧洲妖魔化。我们都知道俄罗斯有关北约的叙述。”
博雷利说：“正如你们所知，俄罗斯的侵略加强了大西洋联盟：两个新的国家正在加入，部分原因是它们知道不能信任俄罗斯。现在整个欧洲都将俄罗斯视为恶霸和恐惧的来源。俄罗斯永远不会赢得这场战争。因为乌克兰人知道自己为何而战，就像中国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知道自己为何而战一样。相比之下，俄罗斯人却不明白为何而战。这就是区别所在”。
博雷利说：“安全是欧中互信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我们会坦然向你们表达我们的关切。当然，我在这里也是要认真倾听你们的关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台湾。关于台湾，欧盟的立场是明确的。请允许我重申一遍。我们立场基于六个要点；三个不得、三个得以：不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反对任何一方的恐吓、胁迫和挑衅；不使用武力；赞成与台湾建立双边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政治上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赞成通过有意义的公开对话解决紧张局势；赞成保持沟通渠道对于防止误解与缓和紧张局势至关重要。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再清楚不过了”。
博雷利说：“最后，信任的恢复必须最终转化为欧盟与中国在所有重大全球挑战上的合作。在这些挑战上，任何脱钩不仅不可取，而且也不可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各方必须履行2015年在巴黎作出的承诺。鉴于贵国强大的全球影响力，以及贵国作为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关键地位，中国将在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上采取的立场，特别是具有更高水平的气候相关目标，将向世界其他国家发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我再次强调，我们对中国的态度绝不是出于遏制中国发展或崛起的愿望。我们希望中国更多地参与气候变化、全球健康和发展中国家债务纾困等诸多问题”。
博雷利表示：“当然，我们将始终保护我们的利益和安全。我们相信，尽管我们之间存在较大的分歧，而其程度不容低估，但我们仍有合作的空间。我们有责任扩大这一空间。这也是我此行的目的。欧洲认真对待中国。欧洲希望中国也能如此对待我们。谢谢大家”。
此外，博雷利14日在结束对华访问后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还提及：“欧盟非常重视中国，我们期待中国也认真对待欧盟，而不是通过欧盟与其他方面的关系来看待欧中双边关系。乌克兰战争以来，欧盟已经成为一支地缘政治力量。 最初我们是经济力量，逐渐成为贸易力量，乌克兰战争已经使得我们成为地缘政治力量。我们希望从这个角度与中国进行对话，而不是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的视角来看待欧中关系。”
博雷利指出，“第二，我们明确得阐述了，俄罗斯对我们的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我们致力于支持乌克兰回击俄罗斯的入侵，考虑到俄罗斯对整个欧盟的安全威胁，我们希望中方认真对待欧方的严肃立场，接下来，我们需要重新平衡的双边经贸关系。我们的贸易逆差是巨大的，在过去一年里增长了60%，这不应该仅仅是欧盟和中国之间竞争占劣势的结果。应该还有结构性的问题包括欧洲公司在中国遇到的市场准入问题”。
博雷利提及，与中方官员“就这一巨额逆差的原因和后果进行了大量讨论，我们知道，目前中国对欧洲的出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而且技术革命正在改变我们交易商品的模式和结构。我们结论是尽管我们存在分歧，但我们仍然有合作的空间。的确，我们没有相同的政治制度，这不是什么秘密。我们的经济体系不同，这也不是秘密。但尽管存在分歧，我们相信仍然存在合作的空间，如果不与中国强有力接触，世界面临的最重要挑战就无法得到解决”。
博雷利提到，“第一个是气候变化。尽管可再生能源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发展强劲，但中国的煤炭消耗量仍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中国煤炭发电量的增加抵消了世界其他地区的煤电发电量的减少。因此，如果没有与中国的积极参与和伙伴关系，就没有办法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对于新兴国家的债务水平以及新一轮债务危机出现的可能性，我们也可以这么说。 我们必须关注这一点，因为中国已经成为新兴经济体的最大债权国。接着我们讨论了区域热点问题，显然我们最注重的是中东局势，以色列哈马斯袭击后暴力升级正在威胁整个地区的稳定”。
博雷利说，“此后，我们也就其他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包括阿富汗和非洲危机。我们的确不缺乏可谈论的危机，而是有太多的危机，当然我们讨论并没有覆盖所有的危机。下周，欧盟对外行动署的副秘书长莫拉（Enrique Mora)将来到北京，继续就我们没有讨论的许多其他地区问题进行对话。我们还讨论了人权状况以及人权个案。但除了双边关系之外，我们讨论的最重要、最关键的议题仍然是中东局势”。
博雷利强调，“我们一致认为，国际社会应尽一切努力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并蔓延到整个地区。我们重申，欧盟强烈谴责哈马斯的肆意袭击，并呼吁停止一切暴力行为，停止针对平民的任何袭击并（要求）释放人质。我们与中方进行了讨论并达成共识，对于这场每两年、三年或四年就会重演的危机， 唯一长期解决方式是致力于（落实）两国方案，这也是唯一可以在悲剧中得以幸存的方式”。
博雷利向媒体指出：“关于乌克兰战争，我向中方强调了中方不得在军事上支持俄罗斯。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这很重要。我也明确地阐述请中方帮助避免规避制裁的出现。我们讨论了乌克兰战争。我们注意到了中国的立场。但我多次强调，从欧洲的视角来看，乌克兰的战争不仅仅是针对乌克兰的，它不仅影响到乌克兰，而且影响到整个欧洲的安全，正在全世界掀起冲击波。我呼吁中方使用其影响力，使得俄罗斯回到《黑海谷物倡议》上来，允许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到世界其他地区。否则，我们将面临另一场粮食危机。我们的讨论非常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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