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自由亚洲
最近有不少文章提到，习近平的许多决策和行为有明显的自残、自毁或自戕倾向。如何解释这种倾向？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习近平这两年自挖墙角的行径。从去年起，习近平以“共同富裕”为名，打压腾讯、阿里巴巴、滴滴等私营企业和私企企业家，严重削弱了中国经济成长的重要力量；这对以经济成长为重要合法性基础的中共来说，是不折不扣的自毁行为。今年二月俄乌战争爆发后，习近平一直坚挺普京及其入侵行为，为此不惜迅速恶化了和欧盟的关系，而欧盟无论是在经济贸易上还是科技创新上，都是除美国之外无法替代的重要伙伴，这对中国来说，无疑是另一种自残行为。此外，习近平非要在中国新疫情爆发期间，强力推行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清零政策”，直接导致几十个城市封城或半封城，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经济。
在理性人看来，习近平的这些举措，具有严重的自残与自毁的非理性倾向。但习近平自己一定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自己的坚持是一种清醒理智的选择，是一种自救和救党的大战略，具有党内同僚和智囊们无法企及的思维高度。于是，这里的问题就变成，外界对习近平自毁倾向的认知，和习的自我认知，为何有如此南辕北辙的差别？为何在很多人看来明明是不理性的，习却要固执己见，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认知和逻辑并据此做出决策？
在我看来，外界对习的普遍看法是出于“理性人”假设（hypothesis of rational man）。“理性人”是指，作为决策主体是充满理智的，既不会感情用事，也不会盲从，而是精于判断和计算，其行为是理性的。这种理性人假设，无法解释独裁者和政治狂人的行径，也无法解释习近平一系列决策与行为的任意与疯狂。但是如果从非理性认知的角度分析习近平，则有可能理解习近平何以有严重的自残倾向。
关于习近平为何总是自挖墙角，一种解释说，这是因为习近平精于个人算计，譬如习近平一意孤行坚持清零，就是为了证明他亲自指挥的抗疫才能成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习不惜自残。这种解释当然有道理。个人算计——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通常属于理性人的范畴，但用个人算计其实很难解释得通习近平自挖墙角的行为。以防疫为例，习在这个问题上如果选择不清零，可能反倒对他个人有利。习非要清零，就像一个人非要挖自己家的墙角，任凭墙角坍塌，不惜掩埋自己。一个人如果没完没了地挖自己家的墙角，而且到处乱挖，他若不是疯了，又怎么解释呢？
一个具有这种非理性思维的人，碰巧是一个极权国家的领袖，那么他对这个国家对世界都极具危险性。从习近平近十年的执政来看，习近平显然具有一种不可救药的非理性思维和偏执性认知，这应是中国陷入目前困境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在非理性思维方面，习近平非常像当年的毛泽东。宋永毅的新书《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与文化基因的新阐释》，就是试图从毛的非理性思维和心理疾病的角度来看他的文革决策。他说，毛泽东晚年的恐惧症、偏执人格，对人的无端猜疑等都对文革决策有重大影响。习近平也恐惧自己权位不保，总是害怕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要搞他下台，总是担心敌对势力要对他搞和平演变。这些恐惧与偏执，无疑影响了习所主导的各种决策。
有一些迹象显示，习近平的党可能在忙着和他切割。这说明他们可能也觉察到习近平患有非理性思维的痼疾，而这个痼疾会断送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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