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美国之音
2020年1月30日武汉火神山医院施工工地现场（路透社）
在香港的抗议活动仍未平息之际，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他推崇的“中国模式”又迎来了另一场危机。这场关乎广大群众生命的公共卫生危机所带来的挑战更加严峻，而且发生在中国内地，且范围已涵盖整个中国。
1月30日，中国各门户网站刊登了《新京报》报道的中国医学研究人员在美国权威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发表的有关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学术报告。报告称，早在去年12月中旬，新型冠状病毒就已经在密切接触之间传播，也就是所谓的“人传人”，而且在1月1日到11日期间，已有多名医务人员感染。这份研究报告的作者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武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
报告还指出，到1月22日前，武汉已有425例实验室确诊病例，远超武汉卫生与健康委员会（武汉卫健委）公布的病例数。此外，研究人员发现，在1月1日前55%的病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而在那之后，仅有8.6%的病例与海鲜市场有关。这意味，如果新型冠状病毒源头来自这个海鲜市场的话，那么1月1日以后，绝大多数病例都是二代甚至三代传染。
这一披露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起强烈反响。署名“王王王立铭”的浙江大学教授王立铭在新浪微博上发帖说，“我已经出离愤怒，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是我第一次实锤看到明白无误的证据，新冠病毒人传人的证据被有意隐瞒了！！！”
互联网上流传着一种说法，即最初发现病毒和疫情的武汉疾控中心人员和病毒研究人员曾经向北京汇报，但处于各种原因未能得到重视，于是只能向国际期刊发文章，从而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美国之音无法独立核实这种说法。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月31日回应称，论文提出的2019年12月即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生了人际传播的观点是“基于对425例病例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做出的回顾性推论。”
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那篇文章不仅详细列举了数据，也排列出了反应疫情发展事件的先后顺序。由此推断，最晚在1月3日前后，至少内部专家已经确定新型冠状病毒具有高度传染性和致病性。但中国官方真正对外披露是在1月20日习近平在云南发表了强调“四个自信”、“两个维护”和社会稳定及舆论导向的讲话后。当晚，中国知名呼吸道疾病专家、2003年抗击“非典”领军人物钟南山结束武汉考察后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肯定存在人传人，并披露有14名医护人员感染。
“这曝露出这个体制的某种刚性和脆弱性，”《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对美国之音说，“所有事情都要由各个领导小组来决定，基层完全没有应变能力，或者说有应变能力也不敢应变。”
武汉市长周先旺在接受央视专访时至少把未能及时公布疫情的部分责任归咎于北京。他说：“作为地方政府，我只有在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一点在当时很多人不理解。”
不仅没有及时披露疫情的信息，当局反而惩戒了八个“在互联网发布不实言论”的人。事后证实，这八名“散播谣言”的人恰恰都是一线医务人员。所谓不实言论只是把与SARS病毒高度相似的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重症肺炎称为SARS。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其中一名被训诫的医生是武汉中心医院的李文亮，他本人和父母都先后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在习近平发话后，中国最高法院在官方微博上发文，似乎有意给这八名“散播谣言者”平反。文章说，“试图对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信息都进行法律打击，既无法律上的必要，更无制度上的可能，甚至会让我们对谣言的打击走向法律正义价值的反面，成为削弱政府公信力的反面教材，成为削弱党的群众基础的恶性事件，成为境内外敌对势力攻击我们的无端借口。”
世界卫生组织(WHO)1月30日宣布，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认定疾病可跨境传播对其他国家构成公共卫生风险。这一决定意味各国可自行决定是否关闭边界、取消航班，以及对从中国入境的人员进行排查甚至拒绝入境。
这标志疫情局势的进一步升级。美国国务院随后把前往中国的旅行警告提升到最高的四级，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中国。日本也效仿，建议本国公民不要前往中国。新加坡则完全禁止任何从中国前往该国的人员，包括外国人。连俄罗斯也关闭了4000多公里中俄边界上25个通关口岸中的16个。
与此同时，北京派出的督查组开始到各地检查疫情防控工作。在湖北省仅次于武汉的第二疫情高发区黄冈，该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成为替罪羊，被批“一问三不知”，随即遭到免职。对于被免职，黄冈卫健委主任唐志红说，服从组织安排，公道自在人心。
《中国战略分析》的李伟东说，造成这种局面的源头恰恰是习近平本人。“由于他把所有权力都控制了，所以下面根本没法动，”他说，“你不能说下面的官员不着急这个事情或者视而不见，恐怕没有这个问题，他也看到了这个危险，连专家们医疗系统的人也看到了这个危险，但是最高领导人没有点头，他就没有办法行动。”
《黄冈日报》曾报道过，唐志红1月25日凌晨还在黄冈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挥部对媒体说，“虽然熬了很多夜，做了很多事，但是效果还没有达到百姓的期望。我们必须咬牙再咬牙，抓入人员流动量减少的窗口期，把病例尽快筛查出来、收治进来，坚决遏制疫情蔓延的势头。”
杜克大学全球卫生学院(Duke University Global Health Institute)传染病学教授格雷格·格雷医生(Gregory Gray, MD)对美国之音表示，无法判断疫情公布的过程中是否存在人为故意掩盖或延迟信息的情况，但发现并确定一种新型病毒及其导致的疫情确实需要花上一段时间。他说：“与当年处理SARS疫情时相比，他们这回在疫情发布上的确更加透明了。”
但格雷的话可能只说对了一半。有批评者说，当局这次采取了内紧外松的策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Nick Kristoff)1月30日发表的专栏文章说，中国政府12月31日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时却把本国公民蒙在鼓里。文章说，“就在其他国家报告出现感染病例时，中国却假装已经将疫情控制在了武汉。”
位于纽约的非政府组织“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负责健康和公共政策的执行副主席威廉·卡莱什(Dr. William Karesh)说，“封城”之举展现了中国政府强大的行动能力，但却为时已晚。他说：“太迟了，病毒已经散播到世界各地了。虽然中国能够做很了不起的事情去控制传播，但病毒已经传到了中国国境之外。”
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1月31日在央视《新闻1+1》专访中承认，“如果能早采取严厉的管控措施，效果会比现在好，对全国的影响要小。” 武汉市长周先旺说，封城之前，有500万人离开了武汉。
政府在疫情初期的掩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医院未能及时储备防护服装、医用口罩、护目镜等物品。武汉协和医院1月30日发布公告，向社会征集护目镜、防护服、医用N95口罩、医用外科口罩、一次性口罩、医用帽、手术服、防冲击眼罩等医用防护物资。医院表示，前线防护物资不是告急，而是快没了。
防护物资的紧缺、病患得不到救治、空荡的街道加剧了人们的紧张和沮丧情绪。1月29日晚，武汉第四人民医院古田院区的隔离区内，一名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而去世的患者家属殴打了医护人员，还撕坏了他们的防护服，导致他们严重职业暴露。在武汉效仿北京2003年“非典”期间修建小汤山医院模式而赶工建设火神山医院的施工现场，两个建筑公司的工人1月30日晚因铺设排水管线发生纠纷而在央视的直播镜头前发生集体群殴。
眼下，被习近平称为“魔鬼”的疫情依然汹涌。截至北京时间2月1日0时，中国内地确诊病例已逼近1万例，死亡病例突破200，疑似病例15000多例。纪思道说，“独裁者常常做出糟糕的决定，因为他们得不到准确的信息：你压制独立的声音时，你只会从周围的人哪里得到奉承和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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