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防疫人员”为非作歹，在新冠病毒肆虐的同时制造人权灾难。时评人长平认为，你所看见的基层社会“失控”，正是权力顶层“严控”社会的结果。
（德国之声中文网）一家人正打麻将，”防疫人员”冲进来掀桌子，稍有异议就扇耳光；一个人外出遛狗，”防疫人员”冲过来挥舞大棒将他的爱犬当场打死；一个女人上街没戴口罩，被拦住后争辩几句，就被锁上铁链游街，并强制录像认罪；一位老大娘在空旷的乡间路上行走，也因为没有戴口罩被铐住双手带走拘押；一个男子到河里游泳，也因为游泳时没有戴口罩被抓捕……人们惊叹：中国社会又回到了红卫兵时代！
“红卫兵时代”是中国人对”文革”灾难的一个形象记忆，作为一个现象描述并没有错。但是，这种描述里面同时包括着人们对这段历史的一个最大的误解。这个误解来自官方的刻意引导。在《长平观察：”六四”镇压，”文革”另一面》一文中，我曾经写道：
1981年在邓小平主导下制定、至今得到中国社会普遍称颂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文革”被描述成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尽管十分严重，但它”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犯错误的原因，不是国家权力过分集中于一党，而是”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
在这个”决议”定调之后，中国文学和影视作品出现了热闹一时的”文革”反思，着重点在于呈现红旗招展的街头游行，或者像代表电影《芙蓉镇》结尾时的”运动啦”恐吓。其他若干”文革”现象也被总结出来：大字报、红卫兵、个人崇拜、上纲上线……
这种规定动作之内的反思，回避”文革”灾难的真正原因即一党专制，而把一党专制的结果当作原因。红卫兵和个人崇拜都是专制社会权力失衡的表象，而不是相反，因为普通民众没有控制住心中的”人性之恶”，或者国家碰巧遇到一个喜欢搞个人崇拜的领导人导致了专制。
新冠病毒爆发之初，当局秘而不宣，打压”吹哨人”，是旨在美化极权统治而操控信息的社会管理常态。假如死亡人数有限，就会在节日的歌舞升平中被完全掩盖。结果错过了阻止疫情扩散的”黄金时间”，新冠病毒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灾难。中国当局的应对策略是进一步控制社会，而且把灾难当作理直气壮地演练社会控制的良机。
在”红卫兵时代”的思维模式中，人们看到基层”防疫人员”没有爱心，无视人权，飞扬跋扈，为所欲为，容易解释成”人性的恶”和社会失控。中国媒体的报道称之为基层官员”拿起鸡毛当令箭”。这些说法既表达了对于此种现象的焦虑，又巧妙地避开了批评权力的恐惧。事实上，从当局的立场看，社会从来没有从他们手中失控，而且”红卫兵”正是他们控制社会的手段。他们给出的就是明晃晃的”令箭”，而不是媒体为他们脱罪而谎称的”鸡毛”。
“治病造成的伤害，比疾病本身严重得多”
让我们来看看历史的真相。正如其名称本身所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红卫兵从来没有独立的人格，也没有拥有超出”卫兵”之外的更多的权力。他们的权力来自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授予。从1966年8月18日开始，毛泽东连续八次”接见”超过一千万红卫兵。因此，红卫兵串联全国，都由政府免费提供食宿和旅费，没有半点民间性质。
红卫兵的典型形象是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腰间束武装带，左臂佩红袖标，手握毛语录，行动时高唱语录歌，大跳忠字舞。他们就是毛泽东的打手。无论是批斗校长，还是清除”四旧”，还是虐待”黑五类分子”，他们从来没有失控到超越打手（”卫兵”）身份的地步。
对于最高权力掌控者来说，红卫兵不过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蝼蚁。在长达十年的文革期间，他们的活跃时间也就一年左右。1967年，红卫兵组织分成不同的派别，互相倾轧，以致发展到大规模武斗。毛泽东说”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工宣队与军宣队相继进入学校等单位系统，红卫兵迅速失势、走下”文革”舞台。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出，红卫兵让权力掌控者对社会失控了？
斯坦福大学的社会政治学者魏昂德（Andrew G. Walder）出版了若干部”文革”研究著作。魏昂德指出，在”文革”期间，大部分杀戮的制造者不是学生或者红卫兵，而是政府。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尽管胡作非为的红卫兵制造的杀戮是最令人震惊的，但（杀戮制造者）主要不是他们，而是恢复秩序的军人。治病造成的伤害，比疾病本身严重得多（The cure was far worse than the disease）。”
1981年，邓小平接见香港作家金庸时说，”文革十年，就是一批红卫兵瞎捣乱”。这是处心积虑的打胡乱说和误导舆论。
你所看见的基层社会”失控”，正是权力顶层”严控”社会的结果
“文革”之后，作为无法无天的政治打手，红卫兵并没有消失。只不过，他们的身份变成了”计划生育”基层管理干部，”严打犯罪分子”的公安战士，”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单位领导，镇压”六四反革命暴徒”的军人，利用”双规”开展反腐斗争的纪委官员，抓捕人权律师的国宝，打击少数民族”分裂分子”的武警……今天，他们是”不惜一切代价迎战疫情”的”防疫人员”。
在上周发表的《长平观察：习近平为什么戴错口罩？》一文中，我指出民间讽刺李克强视察农贸市场的段子不真实，因为它假想总理被基层蒙骗，并不知情。
它折射的是一种千百年来皇权之下的子民幻想：皇帝爱民如子，或者宰相刚正廉洁，可恨奸臣当道，宵小遍地，忠谏路塞，皇帝和宰相惨遭蒙骗，十分无辜。假如他们知道了真相，那一定龙庭震怒，宝剑嗖嗖，天下清明。
同样的心理，很多人看到”防疫人员”作恶多端，以为原因在于社会失控，希望高层领导能够明察秋毫，体恤民情，加强管控。的确如此，正如毛泽东可以轻而易举地让貌似无法无天的红卫兵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一样，习近平一声令下，要求尊重人权，严守法规，这些肆无忌惮的”防疫人员”也会迅速变乖。可是，那是他想要的结果吗？
“治病造成的伤害，比疾病本身严重得多。”这是从社会和历史的立场来看问题。如果从专制权力的角度看，”防疫”给他们造成麻烦的同时，也带来了再次证明”伟光正”的机会。其中的要点就是打压媒体，管制社会。
因此，你所看见的基层社会”失控”，正是权力顶层”严控”社会的结果。如果当权者真的失控了，恐怕社会反而有机会恢复人伦道德和生活秩序。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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